近年来，我国除了加大自主培育人才力度，还不断推进吸引国际人才工作。今年8月我国政府宣布，为吸引外国青年科技人才来华工作，将于10月1日起施行K字签证，主要面向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领域的外国青年人才。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做到“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应该借此K字签证政策引起全球关注的机会，加快出台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一系列重磅政策，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和在华发展粘性。
一、充分认识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战略性
如果说把新中国发展大概分成几个三十年，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1949-1979第一个三十年是农业立国，主要依靠广大农民；第二个十年1979-2009是工业立国，主要依靠产业大军；第三个十年2009-2039年是科技立国，应该主要依靠科技人才。当前我们正处于科技立国时代，也是人工智能加剧竞争的时代，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这个时期取得竞争胜利的关键就是科技人才！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发挥科技人才作用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吸引国际人才更好发挥人才红利的必要性，充分认识提前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性。
二、实事求是评估当前鼓励政策的缺陷性
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应用场景、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和人才红利，能够为国际人才提供广阔舞台。但是，我们当前经济面临一定困难，而且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准备不足，亟需通过大力吸引人才，打造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
（一）K字签证政策依然亟待完善。当前K字签证还处于政策阶段，应加快上升为法律制度，从而为创造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提供里程碑举措。就内容看，政策细节有待完善。例如，“知名高校”的标准界定仍不明确，这可能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审核标准不一致的情况。此外，关于财政激励、就业便利、家庭担保、永久居留权等方面的细节也尚未公布，这可能会影响外国人才对该签证的预期和申请意愿。就潜在威胁看，可能引发人才竞争矛盾：K字签证的推出可能会引发本土人才与外来人才的竞争矛盾。当前国内大学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此时引入海外人才可能会让部分国内人才觉得就业机会受到挤压，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可能存在学历认证存在风险：K签证要求 “知名高校 STEM 专业学士及以上学位”，但国外存在公开售卖学历的行为，“水硕” 等现象也较为普遍，这可能会导致学历认证困难，增加了审核的难度和风险，也可能影响签证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造成后续留用面临挑战：签证只是吸引人才的第一步，能否留住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更为关键。受国内一些企业机构内部体系的约束，部分国际人才可能拿不到具有竞争力的待遇，在实际工作中，环境和工作条件也可能存在一定限制，这不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外国科技人才。
（二）外籍院士评选科学性存在提升空间。从规定上看，挡住了诸多评选对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选举办法》要求参评中国外籍院士，原则上是所在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国家工程院院士，而且需要3位院士推荐，同时得撰写提交一堆申请表格；《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规定，须获得不少于5位院士提名，而且得提交大量申请材料。这种制度设计，可能让已经在国外获得院士的人才没有积极性或没有动力再参评中国院士，因为可能遭到某些国家的制裁，使得其在国际交流中产生障碍；另一方面，不利于吸引外籍年轻的优秀人才来华工作，也将可能对在华工作的高端外籍人才产生排斥作用，从而不利于外籍人才队伍的稳步提升。另外，从现行机制看，在评审体系、标准适配与国际协同等维度仍有显著提升空间。例如，评审独立性与多元性不足构成核心短板。当前两院外籍院士选拔实行“本院院士提名+内部投票”机制，如工程院要求候选人需获至少5位本院院士提名，终选依赖全体院士内部表决。这种封闭性评审易受学科壁垒与认知局限影响，且缺乏国际同行深度参与，难以全面对标全球顶尖成果的评判标准。反观美国国家科学院，其外籍院士评审广泛吸纳跨国籍专家参与，更能体现成果的国际价值，屠呦呦当选美科院外籍院士却未获国内院士头衔的反差，便折射出评价视角的差异。评选标准的量化与适配性存在模糊地带。现行标准强调“对中国科技发展贡献” 与 “国际声誉”，但缺乏明确的量化指标与成果追溯机制。以比尔・盖茨当选工程院外籍院士为例，其商业背景与技术贡献的权重分配引发争议，暴露出标准解读的弹性空间。同时，对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评价权重失衡，类似青蒿素这类具有全球公共卫生价值的应用型成果，在国内评审中易因 “理论深度” 指标不足被忽视，与国际上重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形成落差。国际协同与监督机制尚未健全。增选流程中虽设有投诉核实环节，但未引入第三方国际监督机构，难以完全规避非学术因素干扰。且每两年一次的增选周期与等额选举规则，限制了全球顶尖人才的入选效率与覆盖面。相比之下，顶科协奖等新兴奖项因引入诺奖级国际评审团，快速获得国际认可，印证了开放评审的重要性。综上，我国外籍院士评选需通过扩大国际评审参与、细化量化标准、完善多元监督机制，进一步提升科学性与国际公信力，更好发挥其全球人才纽带作用。
（三）重大科技奖项评选还需进一步国际化。我国重大奖项评选与国际知名奖项存在模式鸿沟，应进一步国际化和科学化。从评审参与度看，我国独立性封闭性比较明显。我国奖项大多停留于个人申请、单位盖章推荐等阶段，非常影响评奖的公平公正公开，也给国际人才参与评选造成诸多不便。我国虽在国家自然科学奖等领域试点引入海外评审，但海外评委以华裔为主，且覆盖学科有限，难以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成果。如诺贝尔奖等国际奖项均以全球专家评审团确保权威性，而我国评审仍存在行政干预痕迹，设奖机构与评审环节的科层制关系削弱了公正性。从标准权威性看，评选标准的国际化适配不足。国际奖项聚焦成果的原创性与全球贡献，我国则偏重实用性与国内价值，导致部分基础研究突破难以获得国际认可。以上海科技奖向外籍开放为代表的地方探索，印证了扩大奖励范围的必要性，但全国层面尚未形成制度性安排。从全球影响力看，因国际化程度较低大打折扣。顶尖科技奖项因组建诺奖级国际评审团而快速获得认可，反观我国主流奖项，因国际参与度低，在吸引全球人才、推动国际合作方面作用受限。唯有全面引入国际评审、拓宽奖励对象、接轨国际标准，才能让中国科技奖项真正成为全球创新的“风向标”。
三、加快出台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王炸式制度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原则，我们更应该扩大开放，特别是敞开大门，因应人工智能时代，加大吸引外国科技人才力度。
第一是健全K字签证法规。持续优化和简化签证程序，严格实施评审主体和评审对象的标准准入，不断建立健全K字签证人才入境后的服务保障，尽快出台《K字签证人才来华工作保障法》，为国际科技人才提供就业、生活、子女入学、就医等创造良好条件，真正为其安居乐业奠定基础。
第二是优化外籍科技人才评选院士办法。我们不仅应为外籍科技人才职称评定提供方便，还应该优化外籍院士评选办法。特别是尽快修改规定，出台《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外籍院士评选条例》，摒弃参与中国外籍院士必须是所在国的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的前提条件，并且摒弃必须中国相关院士写推荐表的做法，而是确实根据外籍人才科研成果和自我申请材料，从而真正构建起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重磅政策。换言之，真正践行“三个不管”原则，即不管任何国籍、不管在哪里工作、不管以前科研成果如何，只要在华工作做出突破性科研成果，或者只要具有美国、英国、法国等科技大国院士称号且愿意来华工作，都应该主动认定或评选为中国外籍院士。
第三是建立诺贝尔奖式的科技大奖评选制度。首先是建立独立的评审机构。中央科技委为主导，联合科技部、工信部、权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学术组织、头部企业的公益性评审机构。如全国优秀科学家评审委员会，其主席团由两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等组成，负责战略决策，学科专家组按领域划分，还有独立监督委员会确保公正。其次是建立严格的评审流程。采用“机构推荐+同行提名”双通道，提名后学科专家组进行量化评分与质性评议，评审结果全网公示，最后由主席团终审投票。第三是建立明确的评审标准。以科研成果的原创性、理论深度、国际影响力为核心指标，注重长期学术积累，兼顾近期突破性成果，同时考虑成果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的实际贡献。第四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如国家科学技术奖设有监督委员会，对提名、评审等全程监督。还可引入国际评审专家参与终审，提升国际认可度。
总之，为了更好地吸引全球人才，我们应该支持外籍人才在外资企业、科研院所、大学高校等机构参与职称评定和院士评选，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在华外资企业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来华工作，另一方面有利于留住在华工作的高级科技人才，从而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科技经济新秩序构建中赢取主动权、话语权和控制权。
作者：杨杞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