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本社会正在遭受“低欲望社会”的严重困扰。日本的 “低欲望社会”问题是指年轻人和中年人对经济财富、职业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欲望降低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被称为 “禁欲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其特点是对婚姻、爱情、买房买车和职业理想的兴趣下降。
一、“低欲望社会”现象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 "现象，对于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费行为发生变化，容易带来经济的停滞不前。在“低欲望社会”中，人们的物质欲望和消费欲望不断下降，“稳定导向”和“极简主义”盛行，造成了以下的经济后果。首先是消费疲软。由于人们购买新商品和服务的欲望下降，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市场上需求也就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共享”和“租赁”，而不是“拥有”，这样整体的消费水平就会处于不断下降的颓势之中。其次是经济增长放缓。消费疲软也意味着企业的销售和盈利增加的放缓，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走向停滞。此外，物欲的减退可能造成新兴市场对于发展和创新需求的减少，从而丧失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性要素。其三是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年轻人消费下降再加上人口外流，给中小型企业和零售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和零售商带来很多经营困难，导致一些企业倒闭。 另一方面，消费者倾向从过去的注重商品转向注重体验，也逼迫传统商品的零售企业面临变革的压力。
第二，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影响和冲击。“低欲望社会”影响波及劳动力市场，导致工作方式和职业选择发生变化。首先是人们职业抱负的下降。年轻人越来越追求 “稳定的生活”，对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的积极性降低。 这导致公司管理职位的候选人减少，使代际更替和领导力发展成为组织面临的挑战。其次是更为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方式上，将家庭和个人自由时间优先于职业发展和加薪。所以，一些公司也开始引入弹性工作制和远程工作制。这样做虽然增加了公司提高生产率和确保劳动力的难度，但据说也增加了工人的精神满足感。其三是“跳槽”更换工作或和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强调“自我实现”和“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而不是老一辈那样恪守“对公司的忠诚”。因此，人们越来越需要在传统的终身雇佣框架之外灵活工作，更换工作。自由职业者的比例也在增加。
第三，对家庭和社区带来影响。“低欲望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也对家庭和社区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婚育适龄人不愿意结婚生子。随着追求上进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减弱，人们对结婚生子的兴趣也在减弱。这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也进一步加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总人口的下降趋势。其次是造成家庭和地方社区的萎缩。个人主义的加强、外出和地方活动的减少导致家庭和地方社区之间的联系减弱。年轻人越来越集中到城市去工作生活，导致农村地区的人口逐年减少，边远或非城市区域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严重影响到地方社区的维持和运营。
第四，对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负面影响。人们对于消费和工作积极性的下降也会对国家财政和社会保障产生长期影响。首先是税收减少。消费停滞和经济增长的迟缓将减少所得税和消费税收入，从而难以保证社会保障费用的资金来源。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和长期护理成本上升，能够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年轻人数量减少，加上他们对于工作缺乏热情，因此财政资源短缺的风险逐步增加。劳动适龄人口如果长期得不到增加，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越来越重的负担将得不到支持。其三是公共服务的减少。随着公共财政的紧缩，地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可能会被削减，地区间的差距也会因此而扩大。
第五，对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情绪状态带来负面影响。“低欲望社会” 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首先是自我实现感的减弱。随着消费和竞争欲望的抑制，人们自我实现和实现目标的欲望降低，越来越认为 “维持现状就好”。 这可能会暂时提高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但同时也会减少个人成长的机会。其次是人群中孤独感和隔离感的增加。随着与当地社区和工作场所的关系日益淡化，人们往往会感到与他人的联系减少，更加孤独。 这种趋势在城市地区尤为普遍，有人指出，这可能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第六，经济刺激政策失效，政府债务急剧上升。“低欲望社会”下，传统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急剧下降，经济政策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譬如安倍执政时代，政府采用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甚至不惜导入了负利率（2016年）的实施。但从结果上来看，只在两年的短暂期间内起到了一些效果，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或彻底摆脱通货紧缩。相反地，政府债务却在进一步增加，超过了GDP的260%（2022年约262%，2023年约263%/。资料来源IMF），这在发达国家中是属于极高水平。
由于消费者信心低迷，安倍经济学等经济政策刺激消费的预期效果并未充分发挥，导致个人消费增长乏力。即使实行低利率政策，如果年轻人不积极消费、购房，也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就是日本住房金融机构（Japan Housing Finance Agency）与民间金融机构合作提供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Flat 35，即使其利率已降至1%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也没有带来新贷款的增加。私人金融机构合作提供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Flat 35”，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增加。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们甚至不申请固定利率低于 2% 的35年期贷款的国家。日本人（尤其是 35 岁以下的人，从有记忆起就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不会对利率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对未来不确定，也不想承担巨额债务。日本著名管理顾问大前研一说，他们（日本人）是与凯恩斯经济学背道而驰的国民。
二、导致日本陷入“低欲望社会”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日本出现“低欲望社会 ”现象，其背景就在于长期的经济停滞、伴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难以挣脱各种传统因素的桎梏所致。
宏观经济的长期低迷，严重的打击了日本国民对于未来的信心。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持续经历长期低增长，工资停滞不前。 年轻人很难看到经济前景，随着收入持续停滞，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越来越不安，于是他们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优先考虑储蓄而不是消费。
长期的通货紧缩趋势，同时带来了两方面负面效果，一方面不断下降的物价导致消费者们选择“没必要现在买”的推迟消费行为。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人们在投资，创业方面的信心，从而使他们对于未来经济的期待越来越低。因此，即使在低利率的情况下，消费和投资也不会增加，这是因为人们相信未来物价不会上涨或不稳定，从而有抑制消费和投资的倾向。
日本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减少，加重了就业人群的对于社会保障缴费的负担，因此，年轻人越来越注重储蓄，为未来的生活积蓄资金，而不是消费。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整个社会都在选择一种规避风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倾向于以稳定为导向，而不是以 “增长 ”和 “消费 ”为导向。
众多的农村地区由于人口的减少和流失而衰落。农村地区因人口减少而衰落，当地经济和社区的活力正在下降。在年轻人向城市地区集中的同时，当地经济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萎缩，当地消费下降的趋势日益明显。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一直秉持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与工作就业的终身雇佣所构成的宏微观相互呼应的社会传统。
日本的平均主义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宏观上通过累进税制以及倾斜式二次分配来实现。在累进税制下，人们的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与此同时，养老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也采用累进式的缴费制度。收入越高的人群缴纳的费用也就越高（统计结果表明，从2000年到2021年，日本的二次分配前基尼系数为0.498至0.570，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为0.360至0.381）。
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一方面确实是抑制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从而起到了防止贫困人口的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的稳定和低犯罪率。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稳定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环境。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人们容易失去追求更高收入的动力，从而使社会缺乏对与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激励。
微观层次上，基于终身雇佣的年资薪金（年功序列）的分配方式，因为重资历轻绩效，削弱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成长心态，抑制了他们承担风险的动力，以及为提高生活水平而付出更多努力的意愿。
三、“低欲望社会”现象给中国的警示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现象对中国是一种警示。改革开放的以来的四十年，中国取得了长期高度经济增长的好成绩，这使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因此目前来看，还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陷入日本那样的低欲望社会，但呼吁我们警惕“低欲望社会”的陷阱却并不完全是一种杞人忧天。
首先我们与日本同样地面临着一个伴随着低出生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预计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接近25%。老龄化不仅带来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需求、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些越来越大的压力却要越来越少的中青年来承担。
其次是社会固化现象日趋严重。主要表现为收入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阶层差异的固化，教育固化，就业固化，社会网络与阶层固化以及区域固化。目前在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在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相当明显。高收入群体通过资本和资源的积累，往往可以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从而实现财富的代际传递。而低收入群体往往难以突破自身的经济困境，社会流动性低。而且中国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现象明显。
收入固化对于教育固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目前这种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如重点学校、名师）的体制下，学区房的高昂价格使得低收入家庭很难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在考试升学方面，孩子能否得到更好的辅导、补习和资源直接与家庭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就直接地影响了他们在升学考试方面的竞争力。
在中国，社会资本（如家庭背景、学校背景、社交网络等）对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有着极大的影响。很多人通过家庭背景或社交关系获得工作机会、事业上的支持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富裕家庭的子女容易继承父母的财富和地位，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
社会固化的趋向导致了社会流动性趋于下降，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趋于固化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竞争从正和博弈蜕变为零和博弈，这种持续的竞争零和博弈就是所谓的“内卷”。在“内卷”中，人们为了保持生存状态而不断增加投入，但最终的回报却不成比例。这种状态让很多人感到疲惫和绝望，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奋斗意愿和欲望。因此，社会不仅影响了个体的机会，也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老龄化与社会固化的趋势，是压在年轻一代身上的两座大山。在这两座大山之下，年轻人的“低欲望化”也有所端倪。中国年轻人的“低欲望化，首先表现为低结婚率和低生育意愿。许多年轻人推迟甚至甚至放弃了结婚生子。这种趋势无疑也会进一步导致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其次表现为厌倦“内卷”，选择“躺平”。这反映了年轻人不愿意过度奋斗的生活态度。这种文化是对高强度工作、过度竞争和社会期望的反叛，倡导追求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而不追求过多的物质和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反映了年轻人对社会压力的反应，以及他们对生活意义的重新定义。
中国社会要避免陷入“低欲望社会”的陷阱。应该着力于避免社会固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需要从制度安排上尽力剔除导致社会固化的各种因素，调节收入分配制度，重新审视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增长模式，使年轻人对未来更有信心。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