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煜、王虹同时荣获第二十一届菲尔兹奖。两人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学生，但是却都在国外工作并在国外获奖。这一事件不仅是数学界的里程碑，更是审视我国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的绝佳镜鉴，既映照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也暴露出基础教育内卷、原创科研土壤、高端国际人才制度供给等现实短板。本文结合王虹、邓煜成长经历，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人才引进制度层面提出改革建议，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系统提供决策参考。
一、王虹北大转专业：高校应提供自由宽松的学习条件
王虹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教育容错机制”的生动案例。2007年，16岁的王虹考入北大，因广西北大数学专业计划招收名额有且仅有1人，她不得不同意调剂至其他学院。她入学第一天便根据兴趣锁定转专业目标，在仅能选修两门数学课、核心课程《数学分析》完全靠自学的情况下，大二成功转入数学科学学院。但正是北大提供的自由转专业制度和基础通用课程平台，为她后续的崛起奠定了根基。她对数学纯粹的热爱与深度钻研的能力，恰是创新研究最宝贵的特质。这一看似简单的制度安排，实则体现了大学教育尊重个体选择、允许路径调整的核心价值。
二、邓煜王虹海外发展：长期主义与开放的研究生态
邓煜从2018年开始发展研究方法，2023年才正式着手希尔伯特第六问题，2025年发表近两百页论文，历时七年方成大功。王虹34岁才攻克三维挂谷猜想，此前多年仅产出中等水平论文。这种十年磨一剑的节奏，在追求短期产出的评价体系下极易被淘汰。我国高校非升即走的科研评价制度若不能真正包容“慢热型”人才，将持续流失顶尖潜力。国内不少高校的青年人才在非升即走的严格考核下，被要求快速发表论文、争夺各类人才帽子，日常精力被跑项目、填表格等行政事务不断消耗。正如舆论反思所指出的，“我们一方面呼唤科研中的长期主义，一方面又在评价中抛弃长期主义”。
邓煜的核心成果，也全部依托跨国合作网络完成。论文的灵感诞生后邓煜当即邀请核心合作者马骁加入攻坚，2022年底通过学术交流明确粒子系统百年公开难题的精准痛点，让最初的午餐灵感精准锚定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核心方向。可见，顶尖科学家不是闭门造车培养出来的，需要常态化国际交流，兼容多元学术思想。
另外，人才流动是常态，来去自由方显自信。2018年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2021年入职清华大学，1994年得主埃菲·杰曼诺夫2022年加盟南方科技大学，外国菲尔兹奖得主来华任教，我们称之为加盟；而王虹、邓煜等中国学者在海外发展，却被一部分人追问为何不回归。同一件事，只因主体国籍不同，用词便截然两样。正如舆论所指出的，“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学者该去哪里，而是如何让中国本土成为更多顶尖人才主动选择的科研高地。”
三、高质量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体制的政策建议
王虹、邓煜的获奖既是里程碑，也是总结有关教育、科研、人才培养的好机会。结合当前“十五五”规划中关于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部署，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供宽松环境：高校应着眼重大创新的突破
1. 深化大学人才培养和考核制度改革，从生态环境上保障人才自由发展。在王虹转系经验的启示下，建议进一步普及通识教育+转专业制度，推行学分制和多学位制，实现跨学科、交叉学科培养，提升人才培养自由度和成效。对于基础学科，应设立更多实验班和荣誉学院，推行导师制，从本科阶段介入科研训练。对于高校教师考核，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在严格准入后建立包容、宽松、开放的学术科研环境，坚持长期主义，从而培育更多高质量成果。
2. 全面实行弹性学制，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大学阶段全面推行完全学分制与学业时长自由学制，学生可自主安排修读节奏，既支持高智商优秀者提前修满学分毕业，在专业领域快速深耕，也允许暂时遇到学业瓶颈的学生放缓节奏，用更长时间完成学业。这种分层弹性的制度设计，既给了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通道，也给了后发学生从容追赶的空间，真正让不同节奏的学习者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成长路径，从而最大化释放教育活力。
（2）促进人才引进：打造全球顶尖人才引力场
一是充分用好K字签证，降低青年科技人才来华门槛。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决定》新增K字签证，专门面向18至35岁境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STEM学科青年人才，无需国内雇主担保，持证人可从事教育、科技、创业等活动。这是中国签证体系12年来首次重大扩展，标志着从“人才输入”向“全球汇聚”的战略转型。建议进一步简化优化K字签证申请、审批、延期、转居留全流程，面向全球顶尖科学家、青年拔尖人才提供长期、多次、便捷入境服务，实现 “入境即工作、落地即保障”，打造国际人才来华第一站，形成“来得了、留得住、干得好”的完整链条。
二是探索双重国籍或类似便利制度，消除顶尖人才后顾之忧。K字签证虽突破了雇主担保限制，但在国籍层面仍有壁垒。建议借鉴新加坡“顶级专才准证”等国际经验，对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探索“国籍身份弹性化”安排——允许其保留原国籍的同时享受中国长期居留和部分国民待遇，或设立“特殊人才护照”制度。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前提下，为海外顶尖科技人才提供出入境、居住、社保、医疗、子女教育、财产便利等一揽子保障，消除人才来华居留与发展的制度障碍。正如国际评论所言：“美国在提高门槛，而中国在降低门槛。”这正是我们赢得全球人才竞争的战略窗口期。
三是科学确定高端人才名单，实行精准支持、闭环服务。建议由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牵头，联合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建立国家急需紧缺高端人才目录，涵盖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每年通过同行评议进行动态更新。对目录内人才实行一人一策引进方案，包括科研启动经费、团队组建权限、住房补贴、子女教育、医疗保健、职称评聘、出入境绿通等一揽子保障，避免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引才。
四是完善外籍院士评审机制，提升学术评价国际化水平。目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已有外籍院士制度，但评审标准、透明度和国际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建议设立专门的国际评审委员会，确保评审过程与国际接轨，同时扩大外籍院士遴选范围，强化国际同行评议，突出原创贡献与国际影响力，破除国籍、地域、门户限制。充分发挥外籍院士在学术引领、国际合作、人才举荐方面的重要作用，让更多像邓煜导师陶哲轩这样的国际顶尖学者，能够深度参与中国学术生态建设，形成以才引才的良性循环。
五是制定非申报式国家奖评审制度，回归奖励本质。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独立评选，提名—评审—投票全流程公开透明，不接受申报、不设门槛条件，唯以成果论英雄。建议我国对标菲尔兹奖、诺贝尔奖等国际顶级荣誉，建立非申报式各种奖项评审制度，不设年龄、国籍、单位限制，取消个人申报、单位推荐环节，由学术共同体、权威专家独立提名、匿名评审、长期跟踪评价。以原创性和影响力为唯一标尺，真正奖励潜心研究、长期奉献的科学家，杜绝材料包装、人情往来、行政干预，切实提升中国科技奖的国际公信力。
六是创建“科研特区城市”，建立最灵活但又有管控的科研体制。在建立五大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基础上，探索建立“科研特区城市”“科研特区大学”。换言之，就是确定某一个城市或某一所大学作为科研特区城市（例如海南）、科研特区大学（例如厦门大学），但是这些科研成果的利用、传化、数据输出必须严格审批。作为科研特区的城市或大学可以实施特殊的柔性人才引进政策，在签证居留、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配套、文化融人等方面推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便利举措，从而提升为引进全球顶尖人才和实施无禁区科研的战略高地，切实加快我国被卡脖子技术的突破。
作者：杨杞煌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