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改革，要在战术上抓住关键点，2016年主要是要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的歼灭战。要以超常的韧劲和狠劲，确保今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企业成本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有效供给能力有所提高，财政金融风险有所释放。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准确地理解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五大任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结合各地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创新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机制的设计，就成为有效地推动这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问题所在。
基于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全面综合分析，党中央提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判断。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这“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方向上并非主要来自需求侧，而主要是来自于供给侧。造成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不是缺少需求刺激和购买力，而是供给结构和质量难以满足需求结构高级化的要求。当前我国的货币发行总量（M2）的规模已经不小，应该说经济运行中并不缺少流通性和有效的购买力，但是许多产业的产能仍然严重过剩，说明存在着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只有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越过产品变成商品的惊险一跃，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性质上并非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结构性的。如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过去在外需高速增长时期诱发形成的，2008年后因刺激经济，鼓励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规模又有所扩大。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放缓的现阶段，这些过剩的产能仅依靠国内需求是不可能化解的。这是需求结构变化导致的问题。另一方面，现今很多产能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给质量达不到要求，而需要大量地仰仗进口，这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产品的价格就会持续下降，实体企业的盈利就不可能提升，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第三，“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时间上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而需要在中长期中，通过不断地在供给侧综合施策才能加以解决。从理论上说，需求侧、周期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收缩或者扩张总需求来解决，这是一个快变量；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由于需要通过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手段来解决，因此它就是一个慢变量。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量化宽松刺激来实现V型反转，而可能需要经历一个L型的增长调整阶段。因此，面对结构性矛盾为主的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必须启动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二是体制问题。分析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系统性地设计经济政策去精准完成“五大重点任务”的基本保证。
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看。过去，在处于贫困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加市场供给，市场短缺的实质是生产能力短缺即资本短缺。在这种“双短缺”经济态势下，供给侧结构管理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扩大储蓄率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能力；二是如何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供应能力，缓解供需矛盾、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奇迹，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双短缺经济的特征逐渐消失，变成了“双过剩”，即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资产短缺，即“资产荒”。表现为：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同时伴随着信用杠杆的水平不断地提高。这时，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问题，一是要由过去缓解劳动力过剩，变成缓解产能过剩；二是由过去的解决两个“短缺”，变成需要解决现在两个“过剩”；三是由缓解商品短缺，变成了要缓解“资产短缺”。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债像过去那样追求投资能力扩大、追求ＧＤＰ规模扩大，就必然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病情，同时加剧经济中的资产短缺，放大泡沫经济的风险和其他负效应。这是对发展阶段的特征判断出了问题，是对供给侧管理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出了问题。
因此，当前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要化解“资产荒”：一方面，要通过鼓励在实体经济中进行技术创新，向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可投资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特有功能，募集更多的风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创新，由此形成良性互动，支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也是从需求侧决定创新型投资水平提升的主要力量。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产荒”会拉高资产价格，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提高，使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不良格局，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会变得十分恶劣，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将伴随着盈利水平的持续下降。因此，缓解资产荒，就是缓解“融资成本高”，就是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只有降低资产价格，才能降低实体企业的机会成本。
第二，形成“五大重点任务”也即“五大主要结构性矛盾”的病根，都是体制问题。如产能过剩除了与经济低位运行有关外，还是追求GDP的政府动员型体制干预的直接结果，另外，父爱型的“软约束”机制，也是大量国有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可以继续消耗或占用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的重要原因。再如，实体企业成本高，并不完全是企业自身效率低所致，而是因为两种成本高昂：一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各种税费、行政审批、垄断性市场的存在，使实体企业不堪重负；另一种是生产制造成本高，主因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要素价格都在循环累积性上涨。另外，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我国实体企业偏重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而直接融资方式受到体制性的金融抑制有直接的相关关系。而改变地方政府不合理的债务结构，防止出现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发生概率，根本还在于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以及破除土地财政的弊端。
因此，精准地完成“五大重点任务”，需要就上述引发“五大主要结构性矛盾”的病根的两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的创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