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发展在激励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前者需要形成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制度结构,而后者仅需要刺激要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其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面临和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强化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把五大发展理念及其重要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法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驱动高速度经济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中,实现新的高质量发展组合;二是实施聚焦富民战略,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和环境,去鼓励民众创业创新,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大力发展本土民营经济,真正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江苏经济的发展含金量低的老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等,在很多年前就遭遇了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全要素生产率连续降低的窘境。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快速的发展,在各种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扬的趋势和背景下,发达地区只有率 先扬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非均衡战略,尽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才有可能使自身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为全国在发展阶段的转 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承担探索成本，充当改革开放的典型和标兵,展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功能。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为什么可以在我国现代化事业中走在前面? 这些先行地区的勇为人先、自加压力的改革开放精神来自于哪里? 应该说,这些先行地区对每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的把握,每一次攀上重大的发展台阶和取得新的经济奇 迹,都是思想大解放的产物,都是制度创新和制度供 给能力提升的结果,都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巨大胜利。同样,进入新时代跨越发展阶段转换的窗口期和攻坚期,也不仅离不开上述这些精神,而且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旗帜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取得新经验和新辉煌。例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来说，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各地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解放思想、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那么涉及行政边界开放和协调问题是难以实现的。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不解放思想和进行大胆的制度创新,就无法继续前进、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本文以江苏为例,对发达地区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尤其突出了对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老问题的分析,即我们对江苏的富民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试图通过这些分析，为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较为深入和系统性的建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江苏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 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的发 展特征相配合,可用经济学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的“套 利”概念来反映:
一是“农转工”阶段,即“苏南模式”的兴起和兴盛阶段,它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径,可以看成是“国内市场套利”或城乡套利阶段。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这阶段中农村社队企业变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变成中小企业,不断进军原来被城市计划经济控制的领域,从而 打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伟大的、最激奋人心的重大事件,从江苏广东浙江大量的乡镇企业进入到城市工业为基本标志。
二是“内转外”阶段,即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转 向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阶段,可以看成是“国际市场套利” 或国内外套利阶段。表现为 1988 年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开发开放以及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三个时期。这个阶段江苏主动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来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使贸易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从而给经济赋予了巨大的增长动能。进出口贸易对于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以上。
三是“投转创”阶段,即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把 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化为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以看成是“要素市场套利”阶段。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江苏就率先在全国提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人充分认识到,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现在国内各种要素的价格都在上升,这就很容易导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如果这种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能被随之而来的生产率上升、技术进步所消化掉,就会导致江苏产业竞争力的削弱,而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如中南美国家、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都正在往前赶。所以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身经济增速下降,生产率下降,整个 经济体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中高等收入的演化中,如果没有伴随研发投入、人均专利拥有量的迅速提高,一般来说这个经济体就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着这样一种套利阶段的转换,这是跨入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门槛。
总的来看,江苏发展在上述前两个套利阶段应该是及时地抓住了机遇,赶超战略也是非常成功的,基 本奠定了它在国内外经济的重要地位,但进入“要素 市场套利”这一关键的发展阶段,虽然它也高度重视 科教兴省战略的实施,其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八年全国第一,成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但这种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占领国际市场高地的要求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江苏经济还没有真正摆脱要素和投资驱动发展的基本格局,对外技术依赖度 还很高,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实现。
为什么过去的那些套利活动一直都能成功,而到 了要素市场套利这个发展阶段,虽然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艰苦努力,但是却仍然很难跨越学习模仿阶段? 全方位进入自主创新发展轨道的巨大障碍在哪呢? 这是一个现在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在严肃思考的重 要问题。对此可以探究的途径很多,结论也各不相同,如有些人认为是缺乏支持技术创新的良好机制, 如资本市场功能不健全不强大,无法支持风险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有人认为当今社会缺少容错的机制和环境,这当然不利于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创新活动; 更有人从根子上挖掘,认为问题出在我国的应试型教 育体制上,等等。我觉得就事论事来看,其根本的原因是,在走向要素市场套利的这个发达国家才完成了的高级阶段,江苏缺少了一个高强度的“制度套利” 的必经阶段的支撑。这里讲的“制度套利”,是指的 一个经济体因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学习、模仿和制度创新而获取的红利。科技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高于科技创新。离开了这种制度套利,科技创新 就缺少内在的基础和条件,就是不稳定的、不牢靠的, 也是难以持续的。
第一,过去的那两种套利阶段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 在短缺经济时期,只要激励结构能够促进投资规模增加和生产能力增加,或者能够引进外资搞一般制造业就可以了,这些活动对大规模制度创新的反应并不敏感,只要搞好开发区、给一些优惠政策,一般的制造在很多地方都能搞。但是,对于人力资本密集、技 术密集和知识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来说,由于它们是制度敏感性和制度依赖型的产业,如更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更需要有严厉的法治体系,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的突破和新制度的供给,就无法顺利跨越这道坎。
第二,驱动创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完全是因为增加了生产要素投入,而更多的是要靠制度安 排,只有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才能真正驱动创新。这方面,道格拉斯·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 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 2008 - 2009 年我在名古屋大 学做访问教授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多和田真教授多次向我介绍,日本过去也是以“反求工程” 的方式学习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技术。日本真正进入创新驱动社会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那时的日美贸易争霸 战中,美国开始运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限制日本企业进行模仿和反求美国的技术,从而迫使日本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也开始了艰 苦的自主创新。因此是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贯彻实施,才逼迫日本经济全面进入自主创新的轨道。
中国经济发展不缺钱、不缺市场,也不缺人才,缺的是好的制度供给。现在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政府的工作重点和重心,放在制定规则、创新规则、修正和完善规则上。这其实就是重要的改革,就是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 主体,也是驱动创新的主体。政府强,就应该强在制度创新上和供给上,不应该强在直接指挥企业家去干什么、不干什么方面。过去江苏是强政府,是强在搞经济活动方面,这就把本应强的市场和企业家给比下去了。强化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就是要求政府减少直接指挥经济活动的职能,主要要把 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机构、新法 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的驱动高速度经济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组合。
江苏政府“制度套利”的目标,我认为可以和最需要学习的是德国模式。目前世界各国比较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美国和德国两种。美国人稀地广、 资源丰富,现今产业以高科技、创新、金融等见长。德国人口稠密,资源贫乏,以高端智能制造业和出口著称。江苏的省情与德国相似,人口相当(大约 8000 万),但是经济规模大约只有德国的 30% 。现阶段江苏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制造业规模全国第一，装备制造业也是全国第一。因此江苏似乎更应该选择学习德国的发展模式，一是力争经济规模在 2035 年左右达到德国的 50% 以上， 在2050年左右基本上靠近德国；二是在产业结构和 产业组织上形成制造强省格局，有更多的在全球价值链上领先的“隐形冠军”，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世界著名品牌。
江苏政府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主线,要对表党中央确定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分享”这五大发展理念,运用系统性思维和动态的观点,重点结合江苏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和瓶颈进行，关键是要优化相关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
1. 针对发展动力弱化的问题,重点要强化与引领性发展、建设创新驱动省份有关的制度供给
现在讲创新最热心的是政府部门,其实,剃头挑子不能光是一头热,最需要发挥的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政府最该考虑的不是去指定 创新的领域、方向和项目,也不是自己如何去投资和下命令,而是如何建立起促使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力、压力和引力三个机制。
在动力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运行良好的法治体系,坚定地保护企业财产权,给企业家稳定的 长期的研发和投资的预期;在压力机制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建立平等竞争的条 件,保护竞争而不保护企业,竞争和反垄断法要尽快 走到政策体系的前台;在引力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要能通过利益诱导,把资源集中投放到实体经济,投放到社会边际收益最大的科技创新领域。对此我提 两个具体的建议:
(1) 江苏要把目前分散在政府各部门、各厅局的各种专项资金,通过建立利益和责任对等分享机制, 集中起来成立支持科技创新的公司化、市场化运作的 投资基金。这个建议目前似乎不容易被政府部门接受,主要是因为会受到权力部门的全力抵制。但是如果原本用于支持创新的这些分散使用的资金不能够集中地、市场化地使用,这些资金的存在和继续投入, 只能是浪费社会资源,不仅起不到大规模地、实际性地推动创新的作用,而且还容易出现廉政风险问题。
(2) 江苏要扬弃长期过度注重外资经济,忽略内生动力型的、根植于本土的民营企业的政策取向。江 苏现在不仅缺乏华为这样的本土创新企业,而且也缺 乏市值规模千亿以上的上市公司。 截止 2018 年 5 月底,深沪市场总市值在 1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上市 公司,江苏只有恒瑞医药、三六零、洋河股份、药明康 德、苏宁易购、华泰证券 6 家,广东却至少有 20 多家, 而且江苏这些上市公司一大半是传统产业。 这些年 我们在苏南调研,跑了很多的乡镇和企业,感受到外 资企业都在全球布局,说走就走。苏州园区就陆续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搬到东南亚等地方去了,一大 批外资企业正在准备撤出中国。外资企业根本不会也不愿意把它们的研发环节放在中国。
2. 针对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重点强化与建立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新体系相关的制度供给
(1) 在长三角地区,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地位与江苏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分工很明确。政府不必长期为江苏服务业比重低而发愁。毗邻上海的事实,成就了江苏的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江苏的服务业发展空间,例如金融业、运输物流业等。江苏在建设南京副中心城市的同时,也要考虑对接上海、充 分利用上海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功能的问题。中国的创新企业一般在硅谷融资,在深圳发展。长三角地区要研究如何让这些企业在上海融资,在江苏发展。
(2) 当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智能化制造,途径是通过两化融合,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去改造传统制造业,现在把这叫做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江苏的制造业基础好,浙江的互联网有优势。江苏的制造业要加互联网,这有点像德国制造业 4. 0 的发展方向;浙江的互联网要加制造业,这有些 像美国模式。认真研究德国,可以给江苏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一些更好更高的政策启示。与制造业大省地位相适应，江苏省要鼓励人们从事实体经济，鼓励工匠精神,要在全国率先建立首席技工制度。
(3) 在服务业中,江苏旅游发展状态相对资源明显滞后,主要是未放到应有的该重视的地位。差距正是发展空间。后工业化社会应该让旅游发挥综合作用。
(4) 要鼓励企业重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现在经济总体上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时期,是利用先进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最佳时期。建议设立以进口装备为主的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基金,可以与国家外汇基金公司合作,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如500 亿美元以上的江苏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基金公司,采取信贷和融资租赁方式,专项用于进口中小企业所需的技术装备,全部用于改造中低端产业,这至少可以促进江苏中小企业整体提升技术水平10 - 15 年。
3. 针对外向型经济提档升级的问题,要把建设高水平双向立体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服务于建设创新驱动省份的手段和工具
“走出去”与“引进来”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在当今逆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我们需要逐步扬弃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全面实 施基于内需优势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要以我国不断成长的巨大的内需为基础, 依托于大城市或城市群,大力虹吸全球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中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对江苏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扬子江城市群在利用全球智慧、建设创新驱动国家中的载体和平台的作用, 成为全球人才宜居、创新创业的最佳城市。在高铁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时代，苏南、苏中、苏北的三大地域划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依据高铁建设一小时左右的生活圈，以此构建城市群,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吸引人才和产业的空间开发战略。
4. 针对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要重点强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供给
重化工业长期发展下的江苏,环境保护是第一压力,要把它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具体问题是:苏南要加快技术改造,加快腾笼换鸟,而苏北能否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 调化发展的新路? 应该说,从大国经济的角度看,中 国整体上绕开传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步就进入新 型工业化道路,是不太现实的选择。 但是这不排斥某 些地区依据于严密的国内产业分工,绕开一般的传统 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 这需要苏北地区各市按照比 较优势,创造特色和优势。 如某些地区可以定位为长 三角地区提供安全高增值的现代农产品基地;有些地 区适合于发展旅游产业;有的则更适宜发展港口物流 经济;风电和其他能源工业发达的地区,则可以发展 大数据产业,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苏北不可能放 弃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关键是要探索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和机制。 可以探索在全省实施建立和健全 以单位 GDP 能耗、污染物排放为基础的交易制度。实行这一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能耗量的持续下降,促进欠发达地区的青山绿水得到有效的保护。
5. 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建设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
(1) 江苏进入高质量发展,最需要解决的是 GDP 中的含金量低的老大难问题,即经济增长快,但是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高的问题。通过鼓励创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来提高 GDP 中的工资福利含量是一条路子,但是还要有分配改革的配合。
(2) 江苏人口老龄化全国领先,提高全社会的养老福利和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其中,养老产业是夕阳工程和朝阳产业,江苏应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补短板，把养老产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3) 关于农村养老。可以学习德国老人互助养老的做法,就是老人把房子卖了,住进一个很大的公寓,养老公寓中医疗生活条件齐全,老人互相照顾。
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富民。富民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终点。而富民问题恰恰是江苏过去的发展方式中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过去,江苏经济工作的焦点不在于此。那么聚焦到哪儿了? 应该说主要聚焦在追求产能和供给的数 量上了。 过去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我们面临资 本短缺和商品短缺。现在我们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不聚焦富民,不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福利水 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扩大内需,这个高质量发展的 经济游戏就无法持续下去,只会越搞越产能过剩。只有从追求数量转向提高供给质量,才能使富民后的需求不发生内需外溢,才能使消费升级成为支持本国创 新的主要力量。而且，才可以从根本上回归发展经济 的目的,避免发展格局陷入难以自拔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宏观上看,过去四十年的追赶战略形成了“中 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突出的、长期困 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老 大难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启动了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标志的追赶战略,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 的经济目标外,在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以及人民 生活等方面,还有更加严格的标准,如提出了社会保 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显然,与过去追赶战略中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比,进入新时代的新一轮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其基本特征是“五位一体”的相对均衡发展,民生问题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怎么样才叫富裕? 富的标准是什么? 富与不富是相对的。纵向比，我们现在已经从温饱、小康水平 阶段，走向了追求高水平小康的阶段，正在启动基本现代化建设；横向看，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还很大，存在继续努力、奋起追赶的巨大的空间。
富还是不富，不是用生产量来衡量的,而是用生产中最终由民众分享的程度、实际水平来衡量的。而 且，“富”还是一个动态的标准。 例如，世界银行曾经用总国民收入指标(GNI)划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达 程度,2008 年,人均 GNI 小于 975 美元即属于低收入 国家,976 - 3588 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3856 - 11905 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大于11905 美元就 属于高收入国家。到了 2015 年,这个标准有所提高，相应地分别变为:1025;1026 - 4035;4036 - 12475; 12475 以上。 江苏如果以人均 GDP 来计算，这在 2008 - 2013 年都属于中上等收入，2013 之后进入了高收入行列。
其实，江苏的人均 GDP 高，并不能算真正的富裕。早在 2010 年,根据美国个人和家庭收入统计,人均年收入 1 - 3 万美元归属于贫困或低收入，中位数收入群体是 3 - 5 万美元,中产阶级为 5 - 8 万美元， 而高收入的富裕阶层要大于 8 万美元。2015 年，美 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2094. 25 美元,2016 年到 43432. 50 美元。同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只有 4742. 63 美元和 4828. 15 美元,只有美国的 1 / 9 强。其中农村居民只有 2610. 14 美元和 2650. 59 美元。
当然,如果在国内比,江苏居民的富裕程度,平均来说处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水平。其中城市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处于城市组中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水平,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处于农村组中的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水平。也即是说,江苏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农村的位置,要比 江苏城市居民在全国城市的位置高。这是符合现实的，说明江苏农村相对于其他地区要发达。
富民还要解决究竟要富谁的问题。这个需要进行阶层分析。首先,聚焦富民要富的是民,不是政府机构,不是企业主,也不是金融机构，而主要是普通老百姓。要让民众过好日子，政府和一些过去分配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就要过紧日子。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拿多了，现在要在分配上突出向居民、向劳动者这些主体倾斜。
另外,聚焦富民也不是要“富”所有的“民”,民也是分阶层的。有些“民”,还很穷,而有些民,已经高度富裕,如拥有较大资本积累的资本所有者、高收入的先富起来阶层,他们要做的,应该是为富民政策做贡献。因此,聚焦富民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我们的社会 各阶层中,哪些人早已经富起来了,现在不是要富他 们,而是要他们帮助那些不富裕的穷人;哪些人不仅没有富裕起来,而且还存在基本的生存问题,需要通 过精准扶贫,帮他们从贫困尽快转向温饱、从而加速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富民的重点可能在于培育一个日益增长、壮大的 中等收入阶层。只有这个阶层不断地成长和壮大，才能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才能意味着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基本现代化，才能圆我们的中国梦。
从空间上看,聚焦富民就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苏南苏北苏中之间的收入差距。江苏城乡差距虽然在全国是最小的,但是苏南苏北苏中发展差距比较大,尤其是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和宿迁五个地级市，无论是城镇常住居民,还是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等,都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扬子江城市群的塑造等战略构想和坚决实施,有利于打破富民战略按长江天险进行南中北横切划分的传统套 路,实施纵向的跨江融合发展和渗透。
富民战略究竟应该由谁来实施? 这需要进行主体分析。富民不应该是对个体、家庭的要求,而应该 是官、企、民、社会组织等的多主体联合行动,是一种 基于个体、家庭努力的集体联合行动。因此,对于努力追求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来说,富民目标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战略,一个必须动员全社会成员广 泛参与的集体行动。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因此作为企业集合的产 业富民,就是政府落实富民政策措施的基础性组织形式。由于国民经济财富是由产业活动所创造,因此强 调产业富民,就是强调通过鼓励生产性努力,来追求 居民财富增加,这就是实体经济活动;相反,那些非生 产性活动增加的收入,如财产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收 入等,鼓励的是非生产性努力,是虚拟经济活动。所以产业富民是最根本的富民途径和措施,是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替代的。
产业富民有一个产业选择的问题。 一般来说,必须选择生产率高、附加值高的产业。符合这个条件的 产业,除了先进制造业外,还有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 代生产者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过的生活服务业,如旅游、购物、娱乐等。 苏北如果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化发展的新 路,那么宿迁、淮安以及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围绕洪泽 湖、高邮湖、骆马湖,就必须建设打造成生态经济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一块虽然是最有生态价值的地 区,但是发展什么产业为妥? 仅仅搞旅游业行不? 我觉得不够,因为仅一个宿迁市就有 600 万人口,仅仅搞旅游业,产业容量不足以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和致富问题 。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聚焦富民战略中必须始终遵守的 基本原则。其中,提低限高的富民策略,需要强大的 政府职能来支撑。提低，不仅仅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和提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如居民在医疗、教育、基本住宅、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减少,等于增加收入，等于平均地提升 了居民富裕程度。限高,则需要在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基础上,对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进行更大力度的再分配调节。
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除了国家税收制度调整 外,关键是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的功能的发挥。 现 在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实已经演变为“工薪阶层 税”,非常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 未来,我们应该提倡、鼓励发展良好、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进行内部分配改革，让它们成为“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崛 起”的主要力量。
最后是我们要用什么办法来富民? 这涉及对富民的手段的选择。从总的方面来看,影响富民的根本 因素就两个,一个是生产性努力,另一个是分配性努力。富民不能仅仅是分配性尤其是再分配努力,这种性质的分配因素多了,不仅会使民众的生产性努力受 到抑制,而且也会扭曲市场机制,挫伤劳动投入的积 极性,不可能持续下去。
生产性努力是指一切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总盘子的活动。它是富民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它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只有财富总盘子不断地做大,人均财富才能不断地增加。分配性努力,是指一切不增加 财富总量而仅仅是分配和再分配财富的活动。在创造的财富一定的前提下,分配性努力是零和游戏,即 我失去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反之亦然。影响居民财 富增加的分配性努力,还可以区分为初次分配性努力和再分配性努力两种。前者是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内部发生的,后者是在生产领域与非常生产领域之间发生的，更多地与具有强权的国家性质有关系。
初次分配性努力的具体形式至少有两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 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的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
二是财富在创业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创业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平均财富大大高于中位数财富量的格局。如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就主要在此。
再分配性努力,形式比较多。对我们的分析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是:
一是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在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从这个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江苏过去一直上交国家财政比较多,藏富于民不足,这是江苏聚焦富民 战略的软肋。
二是金融因素。现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而虚 拟经济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敢于炒作资产增值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这种分配性努力是造成在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的根本原因。
从扭转分配性努力入手,鼓励生产性努力,就是 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 GDP中的含金量。为此江苏主要可以从强壮制造业开始做起。江苏过去靠 制造业起家，也要靠制造业走向未来。制造业强大的生产率,是富民的基础,是整体生产率提升从而是劳动者收入提升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