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全球产业链从中长期看朝着内向化演化

我认为疫情蔓延中全球产业链从短期来看可能对中国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情况则不一定，我们要看到它的变化趋势可能就是朝着内向化演化。过去跨国公司奉行的全球化理念是把全世界当成自己的工厂来经营，把全球市场当成自己的牧场，这种理念今后可能会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可能要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会把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空间配置产业的重要标准。

因为过去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未来全球产业链会不会发生变化，也要看跨国公司本身的理念和行为规则的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个趋势，我们就很难进行正确的判断。从美国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的目标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发生内向化的变化。根据我所了解，美国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目标主要三个：

一是早已开始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这一过程虽然不像它想象那么快，但是还是有效果的。

二是推动美墨加自贸区建设，过去全球外包，现在发展境内外包，近岸外包，其中原产地原则就是推动近岸外包的重要手段。

三是中美贸易战以来推动的“中国多元化”行动，就是部分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它地区。

我觉得中国所参与的全球产业链未来会朝两个方向进行演化：一个方向是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趋于缩短，原先分包给不同国家和企业进行生产，以生产工序、环节为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现在可能要适度收回，某些环节可能要收回到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结果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内部包含不同的工序、环节。这样的分工是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是一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而不是纵向非一体化。这种纵向一体化可能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但是符合缩短供应链，使产业自主、可控的要求。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横向分工上趋向于区域化集聚，原先被分拆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工序和环节，在回缩过程中需要落实在具体空间上，落实到一个国家或者若干临近国家边界线上进行生产。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回归美墨加自贸区，这样的趋势将推动特定区域当中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

产业链内向化的趋势可能会损坏国际分工的利益，但是它可能有利于提高经济安全度，这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效率跟经济安全的矛盾，我们进行推演跨国公司可能会把纵向分工的格局，安排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当中，或者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工序和环节交给集群中不同企业进行生产，从而使得产品内分工集中在比较狭小空间中进行。如果这个趋势成立，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结果，一是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二是跟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形成相似性。

实践中我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双重嵌入，企业既嵌入全球价值链，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有的地方是先进入集群，整个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方式在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可以大量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当中的企业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相比单个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一些不同和优势。今天就不讲这些了。中国企业也是通过集群参与全球竞争的，这样的演化跟疫情后全球价值链的回归趋势会产生竞争的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未来竞争方式会朝一个新的方向进行演化。过去竞争都是中国供应商去竞争跨国公司总部的订单，未来的竞争可能就会出现产业链跟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跟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空间会变得非常激烈，竞争方式会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产业集群目前总体上讲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表现在集群中领头企业大部分是跨国公司，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环节大部分是低端的加工制造，而不是价值链的高端。这也决定了中国目前的全球产业链集群还不是高端的形态，竞争力上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竞争，重组的趋势意味着未来中国产业链集群要进一步升级，以过去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这是一种新的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态和水平，一种新的均衡，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要对这个做好充分准备。

我前面分析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是回归内向化，它的结果就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这种趋势是跟中国过去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是以地方性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产业链是一样的。我推演，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是产业链对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争。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在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重点打造规模上千亿、上万亿的新兴产业集群链。

根据这样的目标，对于国家来说，政策上可能要重点支持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发展，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营造专业化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手段，实现引资。中国地区政府过去发明了产业链招商的办法，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地方制造业集群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用的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产业链招商，未来产业链招商方面还要进一步优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不仅要有自身“放管服”的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服务环境。过去政府转换职能就可以做，现在看来不够，需要专业化服务优化。比如对于战略新兴产业不仅是政府改变职能就行，还需要政府提供人才培养的环境，IDC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也发展不起来。

二是以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研发投入为手段实现技术赶超，建议各产业集群政府机构牵头，一方面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地集群中的关键技术环节的缺失和瓶颈。另一方面，用好国家花费巨大资金建立起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产业集群中各类关键环节里所缺失的技术、专利分布、技术水平、专利控制人是谁，等等。把信息搞清楚，有重点、有目的、有的放矢招商，或者加大投入，重点攻克技术缺失的瓶颈与难点。

三是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市场强链。未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模式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最近中央提出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要把全球价值链跟国内价值链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和循环，沿长江经济带进行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连起来进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集群成长。这就是把整个国内经济循环跟国际经济循环连起来，不是过去利用国外市场进行出口，或者简单回归国内经济主导的格局，这两个都是不行的。是要把两头连起来，重点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体促进国际经济循环，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中国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不断成长的市场支撑因素。

另外一个要加强产业链当中的并购重组，发挥各省政府所搞的“链长制”的制度优势，实现组织固链。中国过去产业集群大部分都比较分散，只有临近性，没有耦合性。未来根据竞争是产业链对产业链，集群对集群的思路，重点应该采取组织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组织固链，进行组织上的强化。办法很多，包括进行上下游产业之间的重组，包括多渠道、多途径引进不同所有制、不同国家的集群进行竞争，引进不同国家大买家到集群里进行竞争等等很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