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这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即我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不仅要提升技术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高附加值的能力,还要在产业布局方式上大力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获取全球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应该是判断产业是否实现了转型升级的主要标准。同理,一切有助于获取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能力的办法,都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利用他国市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一是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竞争优势;二是长期依赖别国的市场,不仅难以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很容易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三是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近来,因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交织,进一步催化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总的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从纵向上看有链条缩短的倾向,即产品内分工的规模和范围缩减;从横向上看则有趋于区域集中或集聚的倾向。这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内向化发展倾向。作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如何在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既能在短期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防范各种风险的传导,又能在中长期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是摆在全球价值链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吕越教授的新作《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升级》(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完成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这部专著通过采用大量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基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决定因素以及影响效应,为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继而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实现路径。该专著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特色。
1.从结构和微观视角,创新研究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深入考察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核算生产和贸易利得的方法。现有的“真实反映国际贸易运行的方式”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别或者行业的视角进行考察,专门针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和升级路径方面的实证研究仍较为零散,导致研究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缺乏扎实的微观和结构基础。吕越的专著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采用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数据,从多个维度考察了企业的价值链嵌入模式及现状,并评析价值链嵌入的福利效应,从而为深入考察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贡献了有益的突破。作者提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与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存在内在联系,同时不同企业的价值链嵌入程度取决于价值链环节的细分程度和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此外,作者还发现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总体嵌入价值链的持续时间较短,均值为1.827年,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增长,企业生存的危险性将逐渐降低。
2.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还对现有企业升级的制约条件展开了严密的论证。该专著的研究发现,一是通过国内制度型开放,逐步消除行业的上游垄断和地区的市场分割等体制机制障碍,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二是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价值链参与程度;三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来看,运输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分销服务化的价值链提升效应作用明显;四是加入WTO初期的价值链嵌入模式,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起到积极作用,这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不足、对国外中间投入进口过度依赖,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升级掣肘有直接的关系。
3.针对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对策建议。该专著认为,虽然中国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但还存在国内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因此,面对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和国内创新能力滞后的现实约束,迫切需要寻求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以及更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或将是助力企业实际价值链跃升的最具可能性的对策。同时该专著还指出,以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壁垒为重点,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是提高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推进“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重要路径。这为探索构建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助力“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的转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践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脉络。综观这本专著的内容,可以发现其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现状、决定因素、影响效应以及贸易竞争力新评估等中国对外开放新体制中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基本上成功地囊括在了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不仅详尽地厘清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并且揭示了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制约条件和突破途径:
一是要由政策性开放转入深度的制度型开放,尤其要消除行政垄断以及其对市场分割等体制机制的障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二是要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力度,尤其是要大力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帮扶中小企业破除融资困境;三是要在产业政策上大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要围绕提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在引入外部竞争机制、营造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下,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助力企业实际价值链跃升。
吕越新著《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升级》的出版,对中国企业探索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跃升等,将会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将为各级政府实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较为扎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利用他国市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一是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竞争优势;二是长期依赖别国的市场,不仅难以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很容易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三是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近来,因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交织,进一步催化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总的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从纵向上看有链条缩短的倾向,即产品内分工的规模和范围缩减;从横向上看则有趋于区域集中或集聚的倾向。这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内向化发展倾向。作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如何在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既能在短期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防范各种风险的传导,又能在中长期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是摆在全球价值链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吕越教授的新作《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升级》(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完成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这部专著通过采用大量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基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决定因素以及影响效应,为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继而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实现路径。该专著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特色。
1.从结构和微观视角,创新研究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深入考察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核算生产和贸易利得的方法。现有的“真实反映国际贸易运行的方式”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别或者行业的视角进行考察,专门针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和升级路径方面的实证研究仍较为零散,导致研究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缺乏扎实的微观和结构基础。吕越的专著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采用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数据,从多个维度考察了企业的价值链嵌入模式及现状,并评析价值链嵌入的福利效应,从而为深入考察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贡献了有益的突破。作者提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与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存在内在联系,同时不同企业的价值链嵌入程度取决于价值链环节的细分程度和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此外,作者还发现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总体嵌入价值链的持续时间较短,均值为1.827年,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增长,企业生存的危险性将逐渐降低。
2.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嵌入国际分工的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还对现有企业升级的制约条件展开了严密的论证。该专著的研究发现,一是通过国内制度型开放,逐步消除行业的上游垄断和地区的市场分割等体制机制障碍,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二是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价值链参与程度;三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来看,运输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分销服务化的价值链提升效应作用明显;四是加入WTO初期的价值链嵌入模式,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起到积极作用,这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不足、对国外中间投入进口过度依赖,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升级掣肘有直接的关系。
3.针对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对策建议。该专著认为,虽然中国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但还存在国内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因此,面对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和国内创新能力滞后的现实约束,迫切需要寻求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以及更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或将是助力企业实际价值链跃升的最具可能性的对策。同时该专著还指出,以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壁垒为重点,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是提高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推进“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重要路径。这为探索构建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助力“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的转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践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脉络。综观这本专著的内容,可以发现其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现状、决定因素、影响效应以及贸易竞争力新评估等中国对外开放新体制中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基本上成功地囊括在了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不仅详尽地厘清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并且揭示了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制约条件和突破途径:
一是要由政策性开放转入深度的制度型开放,尤其要消除行政垄断以及其对市场分割等体制机制的障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二是要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力度,尤其是要大力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帮扶中小企业破除融资困境;三是要在产业政策上大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要围绕提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在引入外部竞争机制、营造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下,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助力企业实际价值链跃升。
吕越新著《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升级》的出版,对中国企业探索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跃升等,将会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将为各级政府实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较为扎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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