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波：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是中国服务业长期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

当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和劳动力占比都在70%以上，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和劳动力占比也在50%以上，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劳动力占比一直徘徊在40%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工业一直占据着中国第一大产业的位置，虽然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46.1%，并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而且近年来其发展速度超过工业的发展速度，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还仍然较低，主要体现在服务业整体占比仍然相对较低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要素市场扭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土地要素方面
 

土地要素市场扭曲的工业偏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工业用地、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等，地方政府在征得土地之后，从本届班子的政绩和可支配资金最大化目标出发采取不同用途的土地以不同的出让方式或者不同的基准定价方式差别对待，地方政府会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垄断性地出让商业和住宅用地获取巨大收益，对于工业用地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工厂建成之后较快和大规模地给本地区带来的税收和就业等政绩利益，因此倾向于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方式提供给投资于本地的企业（曹建海，2004；靳涛，2008），从而使工业用地的价格远远低于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主要城市商服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平方米1891元、1097元和473元，前两种用地价格分别是工业用地价格的4倍和2.32倍，而到2013年底，全国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价格分别为每平方米6306元、5033元和700元，前两者分别是工业用地价格的9倍和7.2倍，东部一些地区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甚至是工业用地价格的20倍以上，这种严重的“土地价格歧视”明显带有直接的工业偏向性。其次，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建设生产厂房，服务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行业一般仅需要服务场所，现代服务业则一般属于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这种服务业一般分布在大城市写字楼内，属于集约用地型行业，因此不管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它们对土地的投入数量远远低于工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这种对土地密集使用程度的差别进一步放大了工业企业在低廉的工业用地中获得相对于服务业企业更多的优惠——“扭曲租”。


资本要素方面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工业的偏向主要表现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能够相对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来对存款进行再分配，地方分行往往与地方政府关系比较密切，这为地方政府干预商业银行贷款流向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王必锋，2013）。另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一般所提供的服务是工业的高附加值中间投入，包括研发、设计、会计、法律、保险、营销、广告和人员培训等，这些服务环节都含有较高的无形专业资产，这些服务的生产过程主要投入人力资本和知识，从而决定了这些行业内的企业以小规模和专业化为特征；消费者服务业因需要消费者与生产者必须“面对面”地交易，往往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进行，具有本地化即时消费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消费者服务业更难形成大规模集中生产的方式，因此消费者服务业同样具有分散化、规模小的特征，而工业一般具有规模大、投资大、其产品易于大规模运输的特征，因此工业相对于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更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在短期内快速增加本地GDP和财政收入的愿望，为了能够在GDP竞赛中胜出，各级地方政府偏爱于大型工业企业，这就导致了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和消费者服务业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时相对于工业企业处于劣势地位（陈艳莹、王二龙，2013）。上述两方面使得工业可以较容易地甚至低成本地获得银行贷款，这无形降低了工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了服务业的相对融资成本。
 
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正如上文所述，土地市场扭曲使工业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较大面积的土地，这些土地又可以以市场价格评估之后从银行那里获得抵押贷款，使工业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相对于服务业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大规模土地抵押贷款，因此土地市场扭曲与资本市场扭曲相结合使工业相对于服务业可以进一步获得要素价格优惠。

环境和自然资源要素方面
 
各种企业的生产行为或多或少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污染和消耗，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治理负外部性的措施理论上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对引起负外部性的经济个体实施行政管制或处罚，第二种是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经济个体征收环境税或资源税，第三种是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确立明晰的产权。三种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能使污染环境和消耗资源的企业的生产成本真正等于其引起的社会成本，使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损害和污染能够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并且能够使环境和资源得到恢复和补偿，提高总体社会福利。对于第一种措施，仍然是由于各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为了争取更多投资流向本地区，一方面不惜降低本辖区的环境保护要求和标准，另一方面对环境污染超标企业的监督力度和惩处力度不够，从而大幅降低了污染企业违规违法污染的成本，因此第一种措施治理企业污染造成的负外部性力度严重不足。对于环境税与资源税，发达国家已陆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征收，中国的环境税和资源税征收方案虽已出炉，但至今还没有正式实施，因此我国的许多资源价格仅仅体现了开采成本，并没有包含对生态环境破环的补偿，没有反映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另外环境的产权界定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我国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产权的分割和清晰化方面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污染企业的责任和居民的公共权益很不明晰（江飞涛等，2012）。综上所述，第一种治理企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的负外部性由于政府招商引资竞争而没有很好地实施，而后两种措施在我国还没有实施，因此我国生产企业的成本没有包含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补偿成本，使环境和自然资源这类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而大部分工业往往伴随着大量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消费者服务业往往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和部分场所，生产者服务业一般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属于“白领行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工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强度更大。一方面是我国环境和自然资源要素价格被严重压低，另一方面是工业相对于服务业更密集地使用环境和自然资源要素，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工业生产越多，就会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中获益越多，这种环境和自然资源要素的扭曲无形之中对工业形成了偏向。
 
能源方面
能源价格的扭曲除了也没有体现开采成本和环境补偿成本之外，还表现在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主要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低并且不同能源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长期以来，我国的主要能源价格都由政府制定或者政府指导，人为压低能源价格。以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煤炭为例，目前非发电用煤以及非“重点合同”电煤已经基本实现了价格的市场化，而“重点合同”的电煤交易价格仍不是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重点合同”强制煤炭行业以优惠价格向发电企业保证供应一定数额的煤炭（陶小马等，2009）。我国电力定价方面更是存在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虽然存在煤电联动机制，但是仍然是电力价格的调整严重滞后于其主要投入煤炭价格的波动，往往是煤炭价格连续上涨而电力价格仅次数较少而且幅度较小地上调，没有体现煤电的生产成本。综上所述，这种由于没有体现开发开采和环境补偿成本以及人为压低的能源价格，实际上是对使用者的一种补贴，而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大部分工业行业要大规模地消耗能源，因此工业从中获得的“补贴”规模更大，这种能源价格的扭曲无形中也形成了工业偏向。另外，我国的工业电价、工业水价也明显低于服务业电价和水价，这种能源与资源价格歧视更是对工业的一种直接而有形的偏向。
 

劳动力市场方面
劳动力市场扭曲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及权利的不平等，具体体现为劳动力工资被相对压低或抬高以及在教育、再就业、社会保障和其它一些公共物品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制约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和跨部门流动的制度安排。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包括城乡扭曲和行业扭曲等，城乡扭曲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但是一些大中城市出台了各种制度安排事实上对外来劳动力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其它一些公共物品的使用等方面区别对待；行业扭曲主要表现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例如行政垄断所形成的行业收入和福利差距等（王必锋，2013）。


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虽然没有像土地、资本、环境与自然资源、能源要素那样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直接的工业偏向，但是它与上述四个市场形成的扭曲相结合呈现出间接地工业偏向。


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是低技能的劳动力，并且又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中国诸如户籍制度等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使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及其它待遇和权利低于自由市场应有的均衡值。这些低技能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首选的行业是一般加工组装行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很难大规模进入对技术和知识要求较高的生产者服务业，用工企业仅需对这些低技能劳动力进行简单培训后就可以很快投入到一般工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中，因此大量雇佣这些低技能的劳动力的企业会因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低于自由市场决定的均衡值而获得额外的经济租金。但是工业和消费者服务业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产品的可贸易程度，工业产品易于运输，除了可以满足本地需求之外还可以运输到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消费或投资，因此工业产品可贸易程度高，而消费者服务业（比如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可贸易程度非常低，往往是满足近距离的本地消费，所以工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远远大于消费者服务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这就决定了工业可以大规模地生产投资并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消费者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只能小规模的生产和分散投资，虽然消费者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鉴于工业的特点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及其与上文提到的土地、资本、环境与自然资源、能源市场的扭曲相结合，相当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被吸纳到了工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就会更大程度地获取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和福利低于自由市场决定的均衡工资带来的好处。
 
综合上述各类要素市场扭曲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性，从而使工业长期以来得到比没要要素市场扭曲时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于迟缓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谭洪波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现就职于扬州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