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的现状、问题和再优化
王 建 青
河北联宇集团公司
摘 要：王 建 青
河北联宇集团公司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制造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往的产业政策和随之形成的产业布局现状，深入分析中国制造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制造发展的实际情况，密切跟踪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化浪潮的大趋势，提出了中国制造发展的新模型: 深入挖掘成熟性技术“存量”，不断导入新技术“增量”，构建动态升级、讲求效能、讲求品质的开放式包容性制造系统，构建高端制造大生态引领能力强、中端制造全产业链支撑能力强、低端制造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三强”结构模型，形成以CPS信息物理系统为“骨架”，以工业大数据、信息流为“能量”，以智能化、云计算处理系统为“大脑”，以先进通讯系统（产业化的量子通讯、5G移动通讯技术可引入）、先进数据链系统为“神经”，集“工业4.0+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智能商业”为一体的智能化大制造体系。
中国制造业规则、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是一个精致的过程，是领先战略还是跟随战略，明确后要选择路线，接下来是市场战略、技术战略、产品战略、组织战略、人才战略、投资战略，要步步为营，握好节奏，抓好落地，形成与我国要素禀赋适配、动态升级的、具有包容性的全产业链布局。
壹
中国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的现状
（一）我国制造业战略选择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领导人就确立了工业立国的基本国策，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之后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我国执着地推进了五次有中国本土特质和时代特征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是六十年前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从法国等国引进轻工业项目，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前期的来料加工项目，第四次是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开启的制造业升级改造，第五次是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平台的智能化制造。不可否认，中国的第三、第四次工业化进程深受世界工业革命影响，与世界的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时间上有着很强的契合性。
进入新的时代，国家领导人仍执着于实业立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我国战略层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的智慧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层的共识，为我国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的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增强了信心，也提供了动力支持。
基于这一根本认识和战略共识，我国在制造业战略选择上，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 》，这是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解决方案，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在侧重点上确有不同，《中国制造2025》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工业水平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路线图。我们也确实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抓取了发展理念、技术支撑、行业标准，着力围绕新兴产业模式培育、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三大试点开展积极探索。这无疑为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智力支持，明确了我们的方向，缩短了我们摸索的时间，提高了我们的转型效率。
为确保《中国制造2025》的有效实施，我国进一步推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和持续改进对“中国制造2025”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造业发展的难点痛点，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和关键任务，改进和完善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促进制造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极发展和完善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发展符合制造业特点的信贷管理体制和金融产品体系，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金支持。
当前，中国企业的制造模式，大部分集中在2.0时代，小部分进入3.0时代，个别企业开始跨上4.0时代。中国个别行业、领域也有亮点，比如山东青岛的酷特智能制造模式： 酷特的个性化定制逻辑是，将制造商和顾客置于同一个平台上，顾客提出个性化需求，驱动工厂根据需求生产相应的产品满足顾客需求。在快速收集顾客分散、个性化需求数据的同时，消除传统中间流通环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种种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了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终极制造业余商业融合的模式。这种探索与实践，不但为中国制造开辟了一条中国化的发展路径，还创造了一种关于中国制造的价值观体系，正如柳屹立所讲“我们进行了12年的个性化定制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创造了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而且也找到了企业存在的价值，最关键的是形成了源点论的思想体系”。[②]
（二）我国制造业产业布局的特点
制造业体系化程度较高。这“五次工业化”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五次大发展”，我国形成了“工业体系完备、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在集成性创新的大型系统工程，如航天、军工、核电、高铁、交通施工、建筑业、船舶、大型机械等制造上形成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取得了诸多伟大成就：中国GDP超越10万亿美元，工业产值也已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工业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粗钢、煤、水泥产量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产业分布层级形成了金字塔型。我国逐渐形成的高、中、低端金字塔模式分布，且这种产业模式与产能过剩呈现强相关性，这种“过剩”大多发生在低端行业：热门行业，低技术门槛的产业及行业，短平快的应用行业，短期高利润行业等。具体分布态势是：钢铁业、船舶制造、水泥业、玻璃业、房地产业等技术门槛低的行业，形成了严重的堵塞性产能过剩；某些曾经的“中高端技术”行业，在技术瓶颈被突破后，也滑向准低技术门槛的行业，因此也出现了过剩信号，如光伏行业、手机制造、家用电器、传统汽车制造；而在高技术行业，由于门槛高，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还没有出现产业“堵塞”，像智能制造、高新材料、大型航空器制造、燃气涡轮类动力装备、核电设备及系统、高铁设备及系统、网络大型服务器、创新性电子消费品、新趋势汽车制造等。
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新制造蓬勃发展。我国大力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集聚了很强的内生动力，从而使“新经济”，既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现代中高端服务业等新兴业态中发展；也在虚拟仿真、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增材制造、联网交通、传感互联等硬科技范畴等新兴产业发展；更在基础性、长线性航空、航天、军工、新材料、量子通讯、重大高新技术、成套装备、新型交通与物流系统等实体经济中得到深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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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一）战略选择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制造业长期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使得我们存在急于追赶、急功近利、照抄照搬的发展心态，这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定力，在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上产生了“被动引领、基础不牢”等一些问题。
在我国的制造业顶层设计上，存在令人担忧的“炸点”，那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按照德、美的规则、标准、路线走，那我们的命脉自然而然就易于被人家掌握，我们对他们依赖度会加大，我们就没有了换道超车的机会，会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追跑。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中美德（欧）日都在进行工业经济结构转型，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谁转型快、转型级别高，谁就占领的市场份额就大；那么，如果中国从规则、标准上一直跟在美欧后面跑，我们就失去先机，不能占领较多的世界市场，更无法占领美、欧国内的高端市场，反而让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国内市场，并进一步抢占被我们占领的相对不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那我们在转型中会因效率和级别上的“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这会使我们的转型升级的战略经济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
中国本土工业软件企业的规模、实力还很弱小。当前国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始向中国企业渗透，中国工业企业在知识、技术等软件层面依托外国平台，相当于四肢是自己的，神经系统却是别人的，产业安全面临极大挑战。
（二）产业布局存在的显著问题
中国制造业不强。在低端分布比例太高，在高端制造上差距较大，在原创、精密、制造的制造上较弱，在半导体全产业链上差距很大。中国制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生产关系定位和生产力特点的原因，使得中国在国际工业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结合我国在能源、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工业基础、工人素质等方面的劣势，在国际工业体系分工中选择了以加工制造为主的世界工厂路径。特别是，中国大多数半导体公司目前仅掌握着生产40nm和28nm规格的技术，与当今世界上最高规格的10nm半导体技术整整差了三代，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在市场上是完全没有竞争力。
（三）金融对制造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我国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势能，表现为：金融资本，因逐利而大多流向了银行理财性基金产品，而基金的资金又持有了别的基金产品，流向了以房地产为标的资本炒作，流向了贵金属、大宗商品、债市、股市的高杠杆炒作，流向了互联网金融，流向了互联网+等高泡沫行业，而没有真正进入高端制造业、新兴实体产业。致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出现了失衡，形成虚拟经济泡沫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适配。
（四）经济要素结构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制约
我国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国家，这种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制约作用。我国的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强，要素供给品质不高，而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供给质量的综合提升需要时间和空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限空间内完成重大突破，从而决定了我国在一定历史阶段，要素供给的整体素质与制造业发展的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阶段性供给水平，限定了我国制造业质与量的成长高度。特别是，在我国的人口要素供给上，在企业家队伍、技术性管理人才、贸易救济事务人才、高端研发人才、高级技工人才方面存在短板，并且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矛盾也开始显现，这都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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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的再优化
（一）制造战略的再优化
世界经济、产业、科技发展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中国制造在理念和技术储备上，整体落后于欧美，我国在制造业发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突出问题，这要求中国制造业必须在这些“实事”面前进一步“求是”。虽然中国制造业已推出一系列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发展战略就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仍有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地方。中国制造在战略路径选择上，要贴近我国现实，在创新的过程中，把不同创新要素“积木”式的组合起来，先由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再由原始创新到集成创新。中国制造在战略目标选择上，要遵从经济的发展规律，要面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态势，要面向中国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要面向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要面向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动态地升华我国制造业在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方位，实现利润最大化，实现产业布局的真正优化。
（二）制造标准的中国化
中国制造要有中国标准化体系。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涉及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但显然不能完全陷入发达国家的言语体系，因为意味着不同技术体系和路径的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力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依靠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结合来实现，这显然不会成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范式的核心，我们要在借鉴、对接世界标准的同时，积极研发中国制造的标准、解决方案、协议，形成一整套的中国制造标准体系，掌握制造业发展的话语权。华为在5G通讯的发展上，在标准体系研发大力投入，为占据通讯制造业的高端价值链打下良好基础，就是成功的范例。
（三）制造体系的中国化
推进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再优化，在深入分析我国制造业现实的基础上，要深入挖掘成熟性技术“存量”，不断导入新技术“增量”，构建动态升级、讲求效能、讲求品质的开放式包容性制造系统，形成布局科学的制造业结构：高端制造大生态引领能力强、中端制造全产业链支撑能力强、低端制造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三强”结构模型。
“无论大家对工业4.0纷争几何，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工业4.0的重点是创造智能产品、程序和过程，其中，智能制造已成为工业4.0的一个关键过程”。[③]同时，“工业互联网的兴起，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的产品和技术选择，它本身即是一个企业的战略选择”。[④]“信息物理系统（CPS）是网络虚拟端的数据分析、建模和控制对实体活动的深度对称性管理。CPS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⑤]基本这些基本认知，中国制造的再创新，就是中国的制造系统不是只在工业制造的某个环节的智能化，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从用户需求端到产品供给端的全链条的智慧化，涵盖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供应、仓储、配送、财务、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等多个环节，而这种智慧化的基础要素就是实现数据的全流程打通，而在这其中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都成为数据共享、流动和融合的关键技术，形成以CPS信息物理系统为“骨架”，以工业大数据、信息流为“能量”，以智能化、云计算处理系统为“大脑”，以先进通讯系统（量子通讯、5G移动通讯技术产业化后可引入）、先进数据链系统为“神经”，集“工业4.0+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智能商业”为一体的大智能化制造体系。
（四）制造业主体的现代化
第一，优化生产营销组织方式。一是推进中国制造企业治理机构的现代化, 对于国有制造企业，要切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合格的战略性民营投资者，推进国企打包整体上市，吸引全民参股持股，实行股权激励，有秩序地推进员工持股。对于民营制造企业，要摆脱传统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实行资本控制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避免因企业创办人的离开而其后代经营能力不强，而使企业经营陷入不确定性，以使企业的发展保持续性、连续性。二是推进制造企业生产营销组织模式的现代化，从两个层面加以推进：关键网络基础设施，这包括了工厂内部网络和工厂外部网络；新兴业态和应用模式，即在应用和商业模式方面的新发展，包括了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也就是，在企业端采用工业4.0管理方式，推行MES、ERP、PLM等管理模式，企业与企业端、企业与客户端之间以互联网为纽带，采用工业互联网模式，使产供销都纳入工业互联网内，构建先进制造、先进商业相互融合的大场景。
第二，提升产品品质。“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荣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⑥]“质量发展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和转型之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大力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坚持改革创新，加强政策引导，把提升质量作为推动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为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提供有力支撑”。[⑦]因此，中国制造要树立“工匠精神”，顺应时代潮流，要有“高品质的产品才有人买的清醒认识”，在自身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成本要求”等要素允许的条件下，把质量做到更高，开展提升产品质量的持久战，在世界上树立中国制造“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利润最大化的倍增性回报。
第三，降低制造成本。一是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降低整体税赋水平，降低全域物流成本，降低教育成本，降低医疗成本，从而为企业层面降低成本打下基础，二是企业内部，从管理、技术、生产、物流、仓储、销售等全商业链入手，以智慧性、革命性、压迫性的方法降低企业成本，三是产能地域转移，这也是市场的一种要求和选择。
第四，创新产品。不断推出换代产品，推动需求侧的升级换代，同时做好旧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在换代式中形成新利润空间，稳定客户群，打造新的换代经济。因循人的这种梦想、体验和变革，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创生出新的原创性需求，同时，必须以文化和价值观加以潮流引领和信号放大，并时时回收客户端的需求体验，从而创造更加广泛的社会需求，在创造大众潮流性需求的同时，再积极开发细分性需求，从而以创新性供给来创造崭新的需求大格局大空间。
（五）制造技术体系的优化
第一，加大国家对重大技术的投入。要在国家层面，推进重大技术突破，为企业创新和新兴产业形成提供技术基础；建立有效途径和体制机制，促进国家性重大基础技术突破成果高效传导到产业链条和企业末端，要着力围绕新兴制造业模式培育、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三大试点开展积极探索从而实现中国整体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例如，量子通讯技术、5G移动通讯技术、北斗导航技术的产业化，形成强大的新型通讯全产业价值链。
第二，开展高技术孵化。学习以色列、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做法，发展以高技术研发为核心的发明与创新，打破不同省市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区域壁垒、行政垄断，使高技术在国内进行高效率的贸易，形成高技术孵化、市场开拓、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第三，在工业制造领域的软硬上寻求突破。我国的制造技术系统有两个短板，一是控制器、传感器、芯片、伺服机构等核心数字化元器件，二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工业软件、数据链等智能化软件系统上，我国要持续加大人才、资本、制度的投入，寻求技术突破，掌握核心技术，解决软硬件都不硬的问题，不断引入当今世界涌现的先进技术成果，构建具有“中国内核、世界水准”的先进制造系统，为我国制造提供强大的制造支持系统。
第四，技术的跨界融合。军民融合、国营、民营融合、跨领域融合，汇集众多小优势形成整体大优势，要把国家已经突破的重大基础技术向产业化价值链的迅速有效传导，将中国业己领先或紧跟前沿技术在中国制造系统上进行植入，特别是将量子通讯、5G移动通讯、导航、军事技术（数据链、遥感、复合制导）、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机应用到中国制造体系上。
（六）制造产业布局的再优化
以“品质、精密、高端、高效”为制造业价值追求，以建立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构建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市场大生态，辅之以恰当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培育原创性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业、高端制业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构建高中低端科学分布的橄榄型制造业布局结构，在高端工业领域寻求全面发展:半导体加工设备、半导体材料制造、超高精度机床、高端工业机器人及其核心零部件、顶尖精密仪器、高端轴承、碳纤维等新材料、高端光学仪器、高端燃气轮机及大推重比航空发动机、高端环保设备、高端工业水泵、工业流程专用设备、高端光缆海底电缆、高端化妆品、乐器、高转换率光伏逆变器、特种钢材、电动汽车高端电池、深空探测精密仪器等。另一方面，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优化盈利模式，制造企业既要制造优质产品，还要提供体系化的制造解决方案，更要基于产品供应链提供一整套的技术、金融、维护等完备的服务供应链，从而使制造企业由单纯的制造商升级为集制造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体。
（七）人力资源结构再优化
“要实现工业4.0，最关键因素是人，最难也是人。Bosch提出，对工厂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最终目的是给员工及管理者更好的决策支持辅助，效率提升最终还要依靠人的决策和行动”[⑧]。由此可见，对人的教育培训成为中国制造取得成功的关键，这要求我们必须挖掘多种教育资源形成合力，实施大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企业岗位培训“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做到大学教育讲创新能与市场，职业教育讲工匠精神与产业适应性，企业岗位教育讲生产安全与岗位技能。重点是“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它们实施比“211”大学更加倾斜和优惠的政策扶持力度，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⑨]要以我国的人力资源结构的动态优化升级，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动态转型升级。一是对科技人才、高级技工人才，要进一步拓展其国际视野，提供优良的创新氛围，保障其在创新领域充分发展，提高制造业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迭代效率和服务水平；对“有潜质的工人”进行再培训，使其向高级技工水平靠近，与其他国家人力资源展开效率竞争，使这一类高端人才进入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素质提高较为困难的非技能型普通就业人员，引导其进入制造业的外围环节，服务于制造园区的环境建设和物流配送环节。
总之，中国制造的战略目标是：掌握规则的制定权，提升制造产业价值链的方位，提升制造的服务水平，推动我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动态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的利益最大化，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优质的供给产品体验，提供系统的制造业解决方案，拓展人类的生活空间，满足人类的不断提升的价值追求。
[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讲话。
[②] 红领集团副总裁柳屹立在【工业4.0大讲堂】上的报告：《红领在互联网时代的探索》。
[③] 夏妍娜，2015：《工业4.0：正在发生的未来》，北京：工业机械出版社。
[④] 许正，2015：《工业互联网：互联网+时代的产业转型》，北京：工业机械出版社。
[⑤] （美）李杰（Lee,J.），2015：《工业大数据：工业4.0时代的工业转型与价值创造》，北京：工业机械出版社。
[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述。
[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做出的重要批示。
[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6：《对德国工业4.0的几点新认识》，《中国发展观察》第10期。
[⑨] 张永飞，2016：《刘志彪：关于振兴制造业的10条干货》，《中国政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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