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怡瑶等：供需错配的2.0时代

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描述的则是供给端的产业结构不平衡、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供需错配的视角去解读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人民的物质生存需求。因此，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供需错配1.0版本相比，供需错配2.0时代的最大不同点在于： 社会主要矛盾焦点已经从“如何生存”转移到了“如何生活”上。
 
 
从需求端看，居民消费品可划分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两大类。其中，必需品主要与人们生存需求相对应，非必需品集中反映了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整理了1993-2016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八大类数据后发现，“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四类属于必需品，它们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且支出的同比增长率小于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率；相反，“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等四类可归为非必需品，它们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且支出同比增长率高于收入同比增长率。可见，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居民对非必需品的需求（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长得更快。
 
进一步地，我们对照了《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和《GB/T 4754-2017标准》中的详细科目，将需求端的支出与供给端的产业进行了匹配。结果显示：当前必需品市场的供需是基本平衡的，供给和需求的增长率都在6%左右；而非必需品的供给增长率（约为11.83%）显著低于需求增长率（约为12.33%）。括而言之，当前中国居民对非必需品的需求增长迅速，而供给结构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这种供需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也导致非必需品的大量需求外溢。以医疗服务业和教育业为例，我国出国就医人数从2006年的2000万人次上升至2015年的6912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14.77%；出国留学人数从2006年的4.2万人次上升至2015年的52.37万人次，年均增长率高达32.55%。不可否认，国内外医疗服务业和教育业存在质量差异，但国内供给不足依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会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新时代下的供需错配矛盾呢？基于中国宏观数据校准所做的分析我们发现：供需错配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供给端的三大类扭曲——国企生产效率低、信贷约束和补贴。
 
第一，内在扭曲：国有企业生产效率较之私营企业偏低。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导致其在生产过程中缺乏监督，且能够获得诸多政策上的倾斜，这极大地弱化了国企提高效率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同时，国有企业大多为领导委任制，中央集权化的管理制度导致国企往往以政绩最大化而非效益最大化为导向。
 
第二，外在政策扭曲：私营企业的信贷约束。私营企业融资难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第三，外在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补贴。根据证监会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2015年末，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占比不超过50%，却拿走了61.64%的政府补贴；其中获补贴最多的18家国企就“享有”了近20%的补贴。
 
我们可以用木桶原理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中国经济是一个木桶，那么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其中的短板。为了提高“木桶”的容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补足短板的长度。但不难发现，现实中的情况反而变成了“去长留短”。信贷约束的制约导致私企的“长板”优势被大幅度缩减，而国企的“短板”也并没有被加长，反而因为补贴的存在导致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僵尸企业无法及时被市场淘汰，造成资源严重错配。木桶的短板效应背后隐藏着供需错配这一不争的事实：资源长期不合理地配置在低效率的生产部门，供给端生产效率低下、供给结构不平衡、资源利用不充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脱节。因此，供需错配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供给端出现了诸多政策扭曲，导致供给无法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供给侧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我们必须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我们认为，缓解供需矛盾可以沿着去除三大扭曲的逻辑进行思考。
 
我们需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我们需要去除信贷约束扭曲，赋予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同的竞争地位，这体现在资金来源、市场准入、许可证发放等方方面面，通过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竞争氛围，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去除补贴扭曲，政府部门要把着力点放在合理地进行二次分配上，提高补贴政策的决策质量，将钱花在刀刃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我们的反事实量化结果也表明，若取消对私企的信贷约束，可以提高约12.46%的社会福利；在取消信贷约束基础上再去除补贴扭曲，可以使社会福利再提高3.41%；进一步地，若将国企的生产效率提高到私企的水平，社会福利会继续提高49.33%。相信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扭曲可以得到很好的纠正，从而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供需实现动态平衡；还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