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图片丨刘志彪教授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在刘志彪院长的引领和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始终坚持“热情、专业、理性”理念初衷，以线上讨论和线下研讨相结合的模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相关成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建信信托、江苏海美新材料、苏丝股份等单位的热情赞助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第三届长江产经论坛于2019年1月18日在上海市建行大厦顺利举行。本次线下研讨会以“高质量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主题，全国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120多人出席会议。作为一次学术研讨会，应广大未能与会专家、学者要求和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我们将现场演讲内容整理后分期推送，欢迎各界专家、学者通过留言方式与我们互通有无。
本期推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的演讲内容。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纲领。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前面一段时间我们研究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研究的主要目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关键问题，等等。今天来一个反向思考，就是你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你的瓶颈和短板在哪里？
现代化经济体系其实是包括六大体系加上一个体制问题，七个方面。
核心问题是资本收益率非均衡背后的要素流动管制
第一个方面关于产业体系方面的瓶颈。产业体系的瓶颈表面上看是各产业之间资本收益不均衡，其实背后是政府对于生产要素流动的管制。中央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失衡，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就是“三大不均衡”。第一就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这是内部不平衡，一方面生产的过多，一部分生产不足，主要是高技术产品生产不足。第二是实体经济跟金融之间的不均衡。第三是实体经济跟房地产之间的不均衡。
三大不均衡表现在直接的方面，就是这些部门的资本收益率差距太大。从毛利率表现来看，金融业从2000年以来收益率都没有房地产高，但到了2014-2015年的时候，金融业的收益率急速地高于房地产。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业最低，金融业最高。从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实体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一般在3%-6%左右，但是金融是在30%以上。
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部门之间资源流动有障碍，高收益率部门的资本流不进去，低收益率部门资本退不出来，比如说国企产能过剩严重但是退不出来。这里面有很大进入壁垒或者是退出障碍。因此产业体系现代化，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垄断，让资本自由进出。
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通过破除国有资本形成的垄断，让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平等竞争，让不同部门的企业都可以平等竞争，这样就可能逐步实现利润均等化的趋势。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那你资本收益在部门之间长期高度不均衡，必然会带来部门严重失衡。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说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在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运行不畅效率低下。其实，结构不均衡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均衡，它是基础。产业不均衡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不均衡，资本流动是扭曲的，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是扭曲的。
第二就是要恢复资本的属性，强化资本的竞争约束。既要自由进入，也要自由退出。对各类企业要实现进退公平，不能仅仅是国企、外资可以自由进入，民企也要有这个自由；不能光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退出，国有企业也可以退出自由。现在问题是民营企业不能自由进入，国有企业不能自由退出，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太多，退不出，就是产能过剩。在可以正常的退出情况下，市场可以自动结清，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第三就是要在资本短缺的时代，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概念，扩展到包含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方面，通过加大资产供应以平抑资产的旺盛需求。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市场主体有很多的钱，但是没有地方可以理财，除了买房子之外，你什么东西都不能买，现在买房子还有危险，所以根本没有地方投资，绝大部分的钱是放在账上不动。一方面很多的地方要理财，另一方面社会不能提供给你理财的工具和标的，所以钱会投到什么地方去？就是无理性的投入房地产。总的看，今后就是要考虑对资产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资产供应。
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市场体系。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里面第二个软肋，就是关于市场体系的建设。市场体系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改革。现在市场体系里实际上有三个不均衡，第一个是商品市场充分发展、但是要素市场受到了严厉的管制。第二是货币市场发展比较充分、但资本市场功能存在严重不足。像全社会的融资总额当中只有6%左右是股本融资，剩下94%是银行贷款，这两个市场是高度不均衡，一个腿长一个腿短还好听，其实是一个是有腿一个没腿。中国企业负债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比美国企业高那么多？是中国的企业效率比美国低那么多吗？不至于，其实是因为融资方式不一样。第三是商品服务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发展不均衡，就是物跟人的市场发展不均衡。
这三大不均衡都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因此现在对于要素市场发展改革呼声越来越高。2017年中央就明确提出来要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我觉得重点一是改市场进入这一块，比如说负面清单，实施市场准入自由化改革。第二是逐步开放户籍控制，实现户籍、居住、身份三证合一。第三是破除金融部门垄断，这是导致产业体系失衡的主要原因。第四是大幅度减少财政政策运用的规模和力度，减少对企业的各种财政资金的资本补贴，如果要补贴，我提出最好不要补生产者，要补消费者。第五是合并、减少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如果非要搞，不如集中起来，按市场化原则进行集中投资，这样可能效果会提高。第六是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价格。第七是深化企业上市和退市制度改革。这是中国改革中的最重要的问题。
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承认人力资本的价值
第三个方面是分配体系，核心问题或者瓶颈主要是不承认人力资本的价值。中国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老问题之外，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不对称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也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障碍。搞宏观经济研究的徐高也说过，中国消费不足主要原因是中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低下。中美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大致相同，都在50%出头。但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仅有3%，远低于美国25%的比重。财产性收入低下，使中国居民总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因而不高。
我查了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而且长期之中还在降低：2000年是47%，2017年只有38%了。而查一下发达国家的数据，普遍都在60%左右，比如美国68.8%，日本55.7%，加拿大58%，法国54%，德国53%。未来中国要从出口大国和投资大国变成消费大国，消费比重的提高会诱发许多新的结构转变，可能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打开一个广阔的空间。所以这个里面的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个比重怎么提高？靠资本市场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要靠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要在共享经济，在分享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让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能够分享企业的经营收益权，这种方法比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被迫实现变革要好得多。调整生产关系当中，最主要是要通过调整财产分配，让拥有各种人力资本的人也可以获得适当的收益，这个社会就不会发生动乱，不仅可以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掌握人力资本，而且可以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国家目标。所以必须要在产权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的价值和贡献，明确人力资本也要适当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第二是要确立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不仅生产要讲效率，分配也要讲公平。不仅再分配要讲公平，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讲公平，要在初次分配阶段形成平等竞争的条件。
第三是建立资本市场强国。资本市场要让人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不应该成为人民财富的“绞肉机”。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吗？那就要以人民财富的增值为中心，大力改革其法制管理和行政管理。这是一个造福于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
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胡焕庸线”上下左右有作为
下面讲第四个区域发展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的核心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不能突破“胡焕庸线”，中国的区域现代化体系怎么样在胡焕庸线上下左右有所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条从东北瑷珲到西南腾冲划分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上面，只拥有5%的人口和资源，而在它的下面，拥有95%的人口和资源，几百年一直都没有变过。你要实现所谓的国土效率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密集程度比较大，投资强度大，要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小等区域现代化目标，你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很难说你的现代化体系很有作为。
我看地图时发现一个规律，如果长江经济带开放战略有所突破，那么这条线的突破就有可能。要有所作为，从东向西推进就可以了，而这条推进路线，恰好就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区域。围绕胡焕庸线的上下左右主要两个不对称的问题。一是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均衡，第二是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的不均衡。现在除了北京之外，中国北方地区基本上是呈现出严重的“铁锈化”趋势、东北化现象，这个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
你可以做统计方面的研究，从GDP、税收、出口、财政收入、用电量和工业产值、高速铁路修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人口的流出等方面你都可以看到，黄河以北地区都在铁锈化。是因为北方发展条件不好？错，整个世界上纬度在40以上的地方，几乎都是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情况是越往南发展越好，这个现象蛮好玩的。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好这个原因？太表面了，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核心问题是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为财富
第五是生态环境体系瓶颈的问题，是怎么把外部的收益内部化，实现收支对称化。中国之前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高治理成本的道路。很多决策者认为，在贫困阶段环境破坏是必须先付出的代价，民间也有宁可毒死不要饿死的说法。还有干部考核和晋升制度变相追求GDP增长的制度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武汉会议上，痛心地描述了长江流域触目惊心的生态污染，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中国工业化进程当中关于环境这一块主要是两个不均衡，一个是物质导向的财富观与美好生活导向的财富观的冲突。前者认为生态环境是投入、是成本而不是国民财富。后者认为环境是财富，要保护。这会对环境保护和治理投资支出产生内在的抵制。另外一个就是制度创新供给不足的条件下，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经济主体治理环境的成本不能收回，他的收益不能转换为自己的财富，外部经济不能内部化。
为此需要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方面是经济评价和干部业绩考核的创新。我提出“国民生产总值”要变成“国民生态产值”，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减项，而把对环境的投资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加项，由此构建“国民生态产值”概念。第二是探索一套保护生态环境的操作制度。如可探索实施两类交易制度:一是以单位GDP能耗为基础的节能交易制度。二是以水环境质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比如说你污染超过某个平均数了就罚款，低于它就奖励。第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保的法治体系。要把绿色发展纳入法治之中，在防污治污、绿色循环、补偿、税收等方面加快规章制度建设。
核心问题是对内开放
第六是开放体系，核心问题是对内开放。
对开放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能量交换和补偿机制。开放才能吸收和交换内外的发展要素和增长能量，中国经济越开放，发展水平越高，增长越持续、越平稳；中国经济不怕开放和竞争，怕的是封闭和闭关自守。
建设现代化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就是要建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与全球经济有着高水平双向循环的经济：
——既可以引进来，也可以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
——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也可以吸收商品和要素；
——不仅要对东开放，而且沿“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
总之，要实现高水平立体双向开放。
中国目前开放不均衡和瓶颈问题主要是这五个方面：
一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不对称，对外开放领先而对内开放有点不足，给了外国人很多超国民待遇。
二是出口导向跟内需导向之间不对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占的比重过高，对于国外的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依赖过重。
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对称。
四是商品市场开放与要素市场开放不对称，要素市场基本上没开放，如银行业、资本市场都开放不够。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针对中国提出的开放领域大都为要素市场。
五是向东开放与向西南开放不对称。
所有这些开放的不对称，核心问题是对内开放不足，对企业和个人尤其对民营企业限制较多。对创造财富的民营企业开放不足，你让他怎么走进来怎么走进去、走上去？走出去最有可能的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走出去，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人家会对你不断地指控，如以补贴名义反倾销。现在核心的问题是针对民营企业对内开放不足。
对内开放不足，说到底是改革滞后。2000年以来我们专注于发展，专注于开放，但是没有专注于改革，没有专注于对国内的开放，所以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留下的。我觉得回到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企业，无论你所处什么行业，无论你是什么规模的企业，无论你在什么地区，要统统实行一个政策。政策统一了，留下的就是效率竞争，谁有效率谁就来竞争生存，把政策造成的人为差异去除掉。
核心问题是转向横向改革
最后一个就是经济体制，核心问题就是转向横向改革。我们国家历次的改革，都是在纵向体系进行调整，纵向改革“一放就乱，一乱就叫，一叫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死”，历史上的循环往复，一直延续，至今没有破解。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没有触发横向改革，没有真正建立社会经济运作的自组织体系。要相信民间、市场、社会、企业、家庭、个人的决策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民间力量强大以后，它可以承担过去很多由政府做事的功能。中国如果转向横向改革，很多一直在打转转的问题，都可以自动得到解决，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因素，千万不能小看。
我就这几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瓶颈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要深入的研究，这里先抛砖引玉做一个说明，说的不对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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