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学费后昏厥离世、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卖房款……诈骗类新闻成为了近日的热点，也激起了全国人民对诈骗团伙的口诛笔伐。
新闻回顾1：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女孩徐玉玉，在今年的高考中以568分考入了南京邮电大学，然而本该准备踏上大学之旅的她却被2016年8月19日的一通诈骗电话彻底改变了命运。骗子以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需要发放为由获取了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的信任，将全家人攒了大半年的9900元学费收入囊中，发现受骗后女孩伤心过度，在报案回家的路上心脏骤停，含恨离世。
新闻回顾2：清华大学教授将自己位于北京的180平米的房子出售之后，就接到了冒充公检法的电话，对方称其交易手续涉嫌偷税漏税，取得当事人信任后骗取了其刚刚卖房所得的1760万元。
早在2013年，《中国新闻周刊》就报道：中国十大骗子产业，每年非法获利3000亿元以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4.38亿，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并且骗子们大多不是单独行动，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诈骗团伙，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诈骗村”、“诈骗乡”。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面临同样的法律制裁环境，在一些地区，比如福建安溪，诈骗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产业？而在其他地区却没有大规模、成集群的发生这种行为？面对诈骗产业的集聚，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积极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长江产经智库的专家、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展开了激烈讨论。我们整理了大家的观点以供交流学习。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诈骗形成产业集聚的原因】
陈爱贞：诈骗集团多集中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如福建安溪，公安进入查案难度很大。由于涉及的面太大，村民们相互保护、通风报信，地方官也奈何不了。
黄繁华：此次电信诈骗集中在泉州，这与泉州和台湾紧密的人文联系有关——当地人向台湾诈骗犯学习诈骗。虽然诈骗产业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是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具备特定的要素资源，才会使相关产业向该地域集聚。
姜彩楼：诈骗产业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当地的羊群效应。
杨锐：诈骗是通过一系列非法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每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诈骗现象，它既是社会现象也是经济现象。为什么常见的QQ诈骗、电信诈骗等诈骗主体通常源于特定地方呢？从诈骗这种“生产行为”的非法性质出发，获得预期非法收益的核心条件是降低机会成本。为此，需要一种高度凝聚的“组织形式”，以降低被法律制裁的高风险和实施迂回生产，增加施骗过程中的“被相信”的概率。要满足上述条件，需要主体之间存在超强关系和主体在地理上聚集（可能集聚在自己家乡，也可能不聚集在自己家乡）。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未验证的推论，以解释诈骗的地理集聚现象：在某一外部偶然因素的刺激下，宗亲关系较为密集之地滋生诈骗聚集行为的概率较高。
梁琦：偶然因素和区域条件（包括地理，传统，文化等）是诈骗行业产生和集聚的重要起因，其中偶然因素很重要，然后累积循环效应。一般产业要实现集聚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但诈骗产业为什么能集聚？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可能行骗”，地方政府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支持也不打击，诈骗产业就能很快集聚。
杜运苏、毛翠英：诈骗产业发生集聚的重要原因应该是信息共享和技术溢出效应，而同一地域间的技术模仿相对容易。
岳中刚：解释诈骗集聚需要用社会学的宗族网络，这种非法产业链大多是基于信任的亲戚或乡亲之间共同合作、分享隐性专业知识。我通过调查某村在北京通州的假酒产业链，销售假酒的渠道如超市、酒店必须有熟人引荐担保，大多是宗亲之间帮忙引荐，从而形成渠道、假酒、真包装、真防伪的产业链，而这些领域都存在壁垒，圈外人一般无法进入。
蒋乃华：诈骗盛行的原因：微观上，内部合作带来成本优势；区域上，治理弱化减少收益风险；文化上，信仰式微增加了示范影响。
孙军：出现诈骗产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行骗的一般手段大家都比较了解，所以为了更好地行骗，只能通过分工、专业化，深挖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驱动诈骗产业升级。在美国也有大量的行骗活动，尤其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庞氏游戏玩的不亦乐乎，里面复杂的隐性知识估计一般外人了解不了。
汪德华：诈骗产业也需要很多专用知识，需要很多共用品做支撑，因此一般的产业集聚理论可以解释。我想强调的是，社会道德观在诈骗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一个人骗大家反感，大家都骗就无所谓了，这可能是诈骗产业较一般产业更容易集聚的原因。
曹玉平：马歇尔解释产业集聚的三重分类法也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诈骗产业一旦具备初步规模，也会形成区域品牌效应，相关人员、行业等趋之若鹜，产生路径依赖和滚雪球效应。现在解释集聚好于分散的理论很多了，但要解释为何在特定地域集聚，必须结合当地的区位特征优势以及服务关联成本状况，而这些信息对于诈骗行业十分隐蔽，外人难以了解，需要卧底调查。
陈长江：外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诈骗行为具有外部性——诈骗产生的社会成本不需要本地承担，而收益却在本地形成溢出效应，因此可能造成本地执法者睁一眼闭一眼，管理松懈，外部执法者进入该地区执法的成本又很高。
贾良定：诈骗也许源于人性，但诈骗产业化源于国家机器。
徐宁：诈骗成为产业集群，往小了说是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往大了说就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邵军：法律的责任追究不严厉和认知滞后是主要的原因，从犯罪故意来讲，骗子们对诈骗的严重后果是有预知的，因此是一种明知故犯，可以重判。
尹卫东：文化示范、骗术分享、法不责众等因素都是诈骗产业得以集聚的原因。
谈镇：福建诈骗产业化和积聚的形成主要是当地政府保护的结果——地方的公安分红和管理部门的奖金就是从此而来，另外底层部分好逸恶劳的法不责众心理也是原因。
田志刚：诈骗产业形成原因是否可以这样理解：（1）某一阶段市场机制不足以弥补政府失效；（2）某一阶段政府机制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3）存在共同失败领域。
张月友：我认为诈骗之所以能够形成产业主要是对这类犯罪的打击不够，立案率、破案率低，公安部门不作为。例如据法制晚报消息称：2015年中国电信诈骗报案数59.9万起，破案4.4万起，破案率不足8%。其实当下社会中不但有电信诈骗、游医诈骗，中国科研领域也有诈骗存在，其产值肯定超过3000亿，而这种诈骗可能也存在集中现在，例如从高校角度看，科研奖励高、科研奖励目录认可度低、领导科研获奖级别低但次数多的高校，可能科研骗子就多；再比如从个人角度看，发表论文越多的个人，是骗子的概率越大。
李群：诈骗产业产生和集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1）行骗产业没什么技术含量，进入门槛低，所以一般出现在经济落后地区。又由于有道德因素，所以一般是在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更容易出现；（2）当最早行骗者得手而未被抓获或抓获但未受严惩，可能导致其收益远大于成本，会有示范效应，周边了解内情者可能会跟随。如此往复，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形成诈骗产业集群。发生集聚的后果可能有：（1）如果不严力打击，这个产业经过内部洗牌就可能会出现领导者“企业”以及一大批跟随者“企业”，接着可能会出现黑社会，领导者“企业”成为黑老大；（2）黑老大有了庞大资金后，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将采取各种手段洗白资金，甚至做一些慈善。
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讨论，我们认为：特定区位特征、地区文化背景、隐性知识传播特征、法律边界不明晰、惩罚力度不够、公安执法部门不作为等都是诈骗形成产业并实现集聚的原因。
【如何应对诈骗产业集聚？】
陈爱贞：对于区域集中的诈骗团伙，一方面需要集中警力，一锅端；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舆论宣传。举个例子：福建连江一个渔村在80-90年代时候出现整个村抢劫过往船只的现象，后来警方采取一锅端，之后就再没发生这种行为。
崔太煌：诈骗产业如果聚集在本乡本土，打击难以有效，比如区域性考试作弊，需要交叉打击。
孙军：诈骗是个系统性工程，建立法治社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如果诈骗产业规模很大，不一定非要以打击的手段，可以考虑给他们条出路，诱导成为正规产业。以电信诈骗为例，运营商只是其中一环，银行、公众机构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堵是无论如何也堵不住的。
黄永春：构建法治社会非常必要，同时需要树立诚信标杆，构建诚信监督机制，强化诚信奖惩。
宋文阁：针对电信诈骗，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对三大运营商管理，把诈骗次数，诈骗后果纳入考核。
崔卫东：关于反电信诈骗业集群的对策，我认为可以由网信办牵头、宣传部、工信部和公安部参加，设立反电信诈骗工作办公室，借鉴舆情监督的办法，实行电信运营商首问负责制：地区级产业集群，市级分公司运营商负责；省级产业集群，由省公司运营商负责；国家级产业集群，由国资委运营商负责。发现诈骗信息集中在某些地区，运营商副总双规6个月；发现诈骗产业集聚犯罪的，运营商总经理移送司法机关，按产业集群管委会主任的待遇，量刑处罚；各移动总公司、省公司、分公司设置反电信诈骗客服中心，发现线索，报告公安机关，使用北斗、GPS等，对集群区域定位，一网打尽。
为了有效打击并防止诈骗产业集聚，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加大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建立法治社会、树立诚信标杆、对相关部门严格管理、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
新闻回顾1：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女孩徐玉玉，在今年的高考中以568分考入了南京邮电大学，然而本该准备踏上大学之旅的她却被2016年8月19日的一通诈骗电话彻底改变了命运。骗子以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需要发放为由获取了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的信任，将全家人攒了大半年的9900元学费收入囊中，发现受骗后女孩伤心过度，在报案回家的路上心脏骤停，含恨离世。
新闻回顾2：清华大学教授将自己位于北京的180平米的房子出售之后，就接到了冒充公检法的电话，对方称其交易手续涉嫌偷税漏税，取得当事人信任后骗取了其刚刚卖房所得的1760万元。
早在2013年，《中国新闻周刊》就报道：中国十大骗子产业，每年非法获利3000亿元以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4.38亿，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并且骗子们大多不是单独行动，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诈骗团伙，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诈骗村”、“诈骗乡”。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面临同样的法律制裁环境，在一些地区，比如福建安溪，诈骗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产业？而在其他地区却没有大规模、成集群的发生这种行为？面对诈骗产业的集聚，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积极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长江产经智库的专家、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展开了激烈讨论。我们整理了大家的观点以供交流学习。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诈骗形成产业集聚的原因】
陈爱贞：诈骗集团多集中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如福建安溪，公安进入查案难度很大。由于涉及的面太大，村民们相互保护、通风报信，地方官也奈何不了。
黄繁华：此次电信诈骗集中在泉州，这与泉州和台湾紧密的人文联系有关——当地人向台湾诈骗犯学习诈骗。虽然诈骗产业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是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具备特定的要素资源，才会使相关产业向该地域集聚。
姜彩楼：诈骗产业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当地的羊群效应。
杨锐：诈骗是通过一系列非法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每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诈骗现象，它既是社会现象也是经济现象。为什么常见的QQ诈骗、电信诈骗等诈骗主体通常源于特定地方呢？从诈骗这种“生产行为”的非法性质出发，获得预期非法收益的核心条件是降低机会成本。为此，需要一种高度凝聚的“组织形式”，以降低被法律制裁的高风险和实施迂回生产，增加施骗过程中的“被相信”的概率。要满足上述条件，需要主体之间存在超强关系和主体在地理上聚集（可能集聚在自己家乡，也可能不聚集在自己家乡）。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未验证的推论，以解释诈骗的地理集聚现象：在某一外部偶然因素的刺激下，宗亲关系较为密集之地滋生诈骗聚集行为的概率较高。
梁琦：偶然因素和区域条件（包括地理，传统，文化等）是诈骗行业产生和集聚的重要起因，其中偶然因素很重要，然后累积循环效应。一般产业要实现集聚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但诈骗产业为什么能集聚？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可能行骗”，地方政府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支持也不打击，诈骗产业就能很快集聚。
杜运苏、毛翠英：诈骗产业发生集聚的重要原因应该是信息共享和技术溢出效应，而同一地域间的技术模仿相对容易。
岳中刚：解释诈骗集聚需要用社会学的宗族网络，这种非法产业链大多是基于信任的亲戚或乡亲之间共同合作、分享隐性专业知识。我通过调查某村在北京通州的假酒产业链，销售假酒的渠道如超市、酒店必须有熟人引荐担保，大多是宗亲之间帮忙引荐，从而形成渠道、假酒、真包装、真防伪的产业链，而这些领域都存在壁垒，圈外人一般无法进入。
蒋乃华：诈骗盛行的原因：微观上，内部合作带来成本优势；区域上，治理弱化减少收益风险；文化上，信仰式微增加了示范影响。
孙军：出现诈骗产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行骗的一般手段大家都比较了解，所以为了更好地行骗，只能通过分工、专业化，深挖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驱动诈骗产业升级。在美国也有大量的行骗活动，尤其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庞氏游戏玩的不亦乐乎，里面复杂的隐性知识估计一般外人了解不了。
汪德华：诈骗产业也需要很多专用知识，需要很多共用品做支撑，因此一般的产业集聚理论可以解释。我想强调的是，社会道德观在诈骗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一个人骗大家反感，大家都骗就无所谓了，这可能是诈骗产业较一般产业更容易集聚的原因。
曹玉平：马歇尔解释产业集聚的三重分类法也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诈骗产业一旦具备初步规模，也会形成区域品牌效应，相关人员、行业等趋之若鹜，产生路径依赖和滚雪球效应。现在解释集聚好于分散的理论很多了，但要解释为何在特定地域集聚，必须结合当地的区位特征优势以及服务关联成本状况，而这些信息对于诈骗行业十分隐蔽，外人难以了解，需要卧底调查。
陈长江：外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诈骗行为具有外部性——诈骗产生的社会成本不需要本地承担，而收益却在本地形成溢出效应，因此可能造成本地执法者睁一眼闭一眼，管理松懈，外部执法者进入该地区执法的成本又很高。
贾良定：诈骗也许源于人性，但诈骗产业化源于国家机器。
徐宁：诈骗成为产业集群，往小了说是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往大了说就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邵军：法律的责任追究不严厉和认知滞后是主要的原因，从犯罪故意来讲，骗子们对诈骗的严重后果是有预知的，因此是一种明知故犯，可以重判。
尹卫东：文化示范、骗术分享、法不责众等因素都是诈骗产业得以集聚的原因。
谈镇：福建诈骗产业化和积聚的形成主要是当地政府保护的结果——地方的公安分红和管理部门的奖金就是从此而来，另外底层部分好逸恶劳的法不责众心理也是原因。
田志刚：诈骗产业形成原因是否可以这样理解：（1）某一阶段市场机制不足以弥补政府失效；（2）某一阶段政府机制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3）存在共同失败领域。
张月友：我认为诈骗之所以能够形成产业主要是对这类犯罪的打击不够，立案率、破案率低，公安部门不作为。例如据法制晚报消息称：2015年中国电信诈骗报案数59.9万起，破案4.4万起，破案率不足8%。其实当下社会中不但有电信诈骗、游医诈骗，中国科研领域也有诈骗存在，其产值肯定超过3000亿，而这种诈骗可能也存在集中现在，例如从高校角度看，科研奖励高、科研奖励目录认可度低、领导科研获奖级别低但次数多的高校，可能科研骗子就多；再比如从个人角度看，发表论文越多的个人，是骗子的概率越大。
李群：诈骗产业产生和集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1）行骗产业没什么技术含量，进入门槛低，所以一般出现在经济落后地区。又由于有道德因素，所以一般是在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更容易出现；（2）当最早行骗者得手而未被抓获或抓获但未受严惩，可能导致其收益远大于成本，会有示范效应，周边了解内情者可能会跟随。如此往复，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形成诈骗产业集群。发生集聚的后果可能有：（1）如果不严力打击，这个产业经过内部洗牌就可能会出现领导者“企业”以及一大批跟随者“企业”，接着可能会出现黑社会，领导者“企业”成为黑老大；（2）黑老大有了庞大资金后，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将采取各种手段洗白资金，甚至做一些慈善。
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讨论，我们认为：特定区位特征、地区文化背景、隐性知识传播特征、法律边界不明晰、惩罚力度不够、公安执法部门不作为等都是诈骗形成产业并实现集聚的原因。
【如何应对诈骗产业集聚？】
陈爱贞：对于区域集中的诈骗团伙，一方面需要集中警力，一锅端；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舆论宣传。举个例子：福建连江一个渔村在80-90年代时候出现整个村抢劫过往船只的现象，后来警方采取一锅端，之后就再没发生这种行为。
崔太煌：诈骗产业如果聚集在本乡本土，打击难以有效，比如区域性考试作弊，需要交叉打击。
孙军：诈骗是个系统性工程，建立法治社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如果诈骗产业规模很大，不一定非要以打击的手段，可以考虑给他们条出路，诱导成为正规产业。以电信诈骗为例，运营商只是其中一环，银行、公众机构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堵是无论如何也堵不住的。
黄永春：构建法治社会非常必要，同时需要树立诚信标杆，构建诚信监督机制，强化诚信奖惩。
宋文阁：针对电信诈骗，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对三大运营商管理，把诈骗次数，诈骗后果纳入考核。
崔卫东：关于反电信诈骗业集群的对策，我认为可以由网信办牵头、宣传部、工信部和公安部参加，设立反电信诈骗工作办公室，借鉴舆情监督的办法，实行电信运营商首问负责制：地区级产业集群，市级分公司运营商负责；省级产业集群，由省公司运营商负责；国家级产业集群，由国资委运营商负责。发现诈骗信息集中在某些地区，运营商副总双规6个月；发现诈骗产业集聚犯罪的，运营商总经理移送司法机关，按产业集群管委会主任的待遇，量刑处罚；各移动总公司、省公司、分公司设置反电信诈骗客服中心，发现线索，报告公安机关，使用北斗、GPS等，对集群区域定位，一网打尽。
为了有效打击并防止诈骗产业集聚，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加大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建立法治社会、树立诚信标杆、对相关部门严格管理、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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