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十三五”开局之年取得的成就，并部署了2017年九大工作任务。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现场聆听了总理的报告，并号召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们对报告进行深度研读，结合实践就各自的工作领域，谈一谈政府工作报告中令自己触动最深刻的部分。本期推文中，我们整理了大家的观点，力图从多个视角提供不一样的解读。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总理工作报告说，今年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我体会，稳是大局，是底线，具体是指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要保持住。而进呢，主要是指改革要进，要勇于进取，深入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进展。
稳是基础，是前提；同时也只有大胆地进，勇于改革，才能稳，不进则退。实践中，改革不能局限于下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改革；改革不能搞形式主义，政府权力扩张必须得到遏制。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作为2017年第四项重点工作任务，并提出了五大举措，即：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提升质量水平。其中，在“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一节，明确提出“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新兴产业统计”。我认为这既是对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意见》的再强调，也凸显了新形势下统计体制与制度方法改革在政府工作中的特殊意义。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统计在宏观调控进程中的作用，而当务之急又是把新兴产业统全统好。2016年，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并实施了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统计制度，取得了预期效果。新的一年还要总结实践经验，把三新统计继续抓好，努力使统计制度方法跟上不断变革出新的经济发展的脚步。
另外，依据公开资料，我谈一下个人关于“为什么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定位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的观点。政府工作报告把2017年GDP增幅定为6.5%左右，低于2016年6.7%的实际水平，说明决策层的经济预期并不乐观。原因如下：
（1）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明显好转。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速持续下滑，从2012年的7.9%，一直回落到2016年的6.7%。回落速度虽然有所减慢，但回落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没有见底，没有止跌回升。L型的横筋没有显露勃起迹象。
（2）二产增长明显乏力。2016年GDP增长6.7%。其中，一产增长3.3%，二产增长6.1%，三产增长7.8%。很明显，6.7%的增速主要是靠三产拉动的。回头看，2015年GDP增长6.9%，二产增长6.0%，三产增长8.3%，二产已经出现低迷态势。2014年GDP增长7.4%，二产增长7.3%，三产增长8.1%。二产增速依然低于GDP。2013年GDP增长7.7%，二产增长7.8%，三产增长8.3%。请注意，这时候二产增幅还超过GDP增幅。2012年GDP增长7.8%，二产增长8.1%，三产增长8.1%，二三产增速持平。2011年GDP增长9.2%，二产增长10.6%，三产增长8.9%。二产此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而且幅度大于三产，也大于GDP，是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GDP增长10.3%，二产增长12.2%，三产增长9.5%。GDP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不难看出，自2010年以来，不仅GDP增速是持续走低的，二产增加值增速是持续走低的，就是三产增加值增速也是持续走低的。三产增加值比重之所以能够在2015年超过二产，不是因为三产的突飞猛进，而是二产的体力不支。
（3）外贸形势持续低迷。201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1.9%；进口增长0.6%。显然，如果不是进口略有增长，进出口总额下降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回头看，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7.0%。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显然，进口的控制是下降的主因。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应该说，这时候，外贸形势特别是出口形势至少还是乐观的。2013年就更好了，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6%。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7.3%，进出口保持均衡。
（4）经济大省表现不佳。2016年，广东GDP增长7.5%。其中，二产增长6.2%，三产增长9.1%。进出口总额下降0.8%。其中，出口下降1.3%；进口增长0.01%。江苏GDP增长7.8%。其中，二产增长7.1%；三产增长9.2%。进出口总额下降0.7%。其中，出口增长0.2%；进口下降2.2%。山东GDP增长7.6%。其中，二产增长6.5%；三产增长9.3%。从这三个GDP大省情况看，二产增速低于三产，低于GDP，已经成为与全国相同的共性特征。
（5）全球经济低迷态势没有好转。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潜在危险增加。
其次，定为6.5%左右而不是以上，说明决策层对未来局势判断仍不明朗，希望能留有余地，可进可退。从各经济大省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看，广东2017年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以上，进出口总额实现正增长；江苏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7.5%，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定；山东预期目标为：GDP增长7.5%左右；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稳定。与2016年实绩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三省都在调低GDP增速，而对外贸形势的判断也只是希望稳定在上年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预期目标只比上年低0.2个点左右已经够可以的了，哪还能用“以上”呢？
孙军（淮海工学院）：
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印象特别深刻。原因主要是因为：（1）目前中国的融资模式和银行特征决定了中小企业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放管相结合，推动银行等对社会开放、大力发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
（2）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约束也不同，中小企业杠杆率过高，市场不景气一定倒闭，而国有企业未必如此，所以，降低企业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让国有企业软约束硬化。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不靠改革，没有出路——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三条建议：
（1）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步伐。赋予央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职能，彻底改变各种为政，画地为牢，各好一套的局面，使之切合金融综合经营的现实和需要。当前建议尽快出台《关于赋予央行监管金融控股集团的条例/管理办法》。
（2）加快金融向民资开放的步伐。各类金融机构和市场均向民资开放，前提是具备和符合准入条件，在此方面要迈出实质性一步，给出可实操的行动方案和步骤及时间表。
（3）加快健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步伐。当前重点之一是给予各省市构建地方性资本市场的权限，由金融监管部门和省级政府进行双重监管，地方性资本市场的职能主要是活跃地方金融要素的聚集、投机和交易，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重点服务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设定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在初始阶段，限定经营范围，在本省市之内，待具备条件和能力后，由金融管理部门考核评估通过后，可适度、分步骤扩展经营地域，最后直至全国。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对于侵害企业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纠”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的继续，今年应力推司法部门纠正一批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性的侵害企业产权行为，以让法治的阳光照耀到民营企业家身上。
华建强（省发改委）：
总理报告中先后4次提到“服务业”，其中最大亮点是在经济结构加快调整中指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到51.6%”。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十三五”末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实际上，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了50.5%。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55%以上，就业比重达到50%以上，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达到53%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58%左右。可以说服务业已经占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当然，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快速上升，除了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大趋势使然外，也有制造业不景气的原因，即所谓的“水落石出”现象，服务业要实现稳定的增长和健康发展，还是要做好服务业内部的结构优化，特别是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此才能实现我们期待的“水涨船高”。
郭育嵩（新世纪物流）： 支持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这样可以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实现异地报关，口岸放行。
孙东（南京审计局）：
李总理报告中强调2017年重点任务之一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江苏省2016年底开展2（减）6（治）3（提升）行动计划，力争在2-3年内解决全省影响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两者不谋而合，可见环境生态问题形势紧迫。但从现实情况看，任务艰巨，以南京为例。从相关部门数据看，全市轻、重工业比重在2:8左右，以化工、电力和钢铁为主的重化产业占全市工业产值50%左右，其消耗的水、煤和排放的二氧化硫、固废等占全市9成左右，其中化工园区和栖霞片区主要污染排放占全市6成。解决问题困难很多：一是历史欠债太多。以梅钢等6家在宁主要重化央企来说，现有设备和工艺与清洁生产差距较大，长期形成，只能每年逐渐消化。二是在线监测存在盲点。以梅钢为例，厂区大约170个排烟口，安装在线监测点仅在30%左右。对污染源监测不能全覆盖，环境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三是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有待提升。以排污费专项使用为例，运作比较封闭，基本都在资助在宁6家重化央企，项目计划缺少长期规划，资金使用绩效不清晰。
高传胜（南京大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印象特别深刻，原因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严峻形势下，只有持续有效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潜力和动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高质发展，进而为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打下最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从业界的普遍反映看，简政放权、减轻税费等负担以及放宽行业准入等需求最为迫切，因而，2017年需要在业已开展的相关改革议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切实落地的政策措施来呼应业界的合理需求。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张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手段大力吸引资本投资美国、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新形势下，进一步简政减负、放宽准入、鼓励创新，还是中国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竞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改革举措。
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积极推进自身革命，还需要在广泛听取学界、业界的理性呼声基础上，确定深化改革的方向与具体内容，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负面清单管理，并以此设计评估改革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的工作考核与问责机制，确保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能够产生出来并有效落实下去，减少懒政怠政、推诿扯皮等不作为现象。
减轻税费等负担，既包括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降低税负来应对美国直接税制的直面竞争，也包括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过高的经营性收费，还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来继续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微观主体的用能、用网以及物流等成本。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让相关部门和单位破除本位利益，舍小利顾大义，让微观主体能够轻装上阵。
放宽行业准入、降低行政壁垒，让更多的微观主体能够有更多、更便捷和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不仅是解决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前提。这里，不仅需要打破一些行业原来主要由国有资本垄断、破除行业在位者和既得利益者区域性垄断等问题（如出租车行业、长途汽车客运行业），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环节，降低微观主体发展的行政壁垒。
马野青（南京大学）：
我就对外开放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1）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驱动的，目前的所谓逆全球化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总体趋势（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暂时萎缩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萎缩的产物；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回流有限，美国制造业回流貌似增速很快，其实绝对量与其海外企业与雇员数比微乎其微。特朗普要求美国数据公司将工作岗位留在国内，其实该公司还是把绝大多数岗位转到了墨西哥；跨国公司价值链回流与海外扩张并举，2015年FDI与跨国并购就达到08年以来顶峰；特朗普奉行的并不是孤立主义、闭关锁国，而是强调美国利益的公平贸易，其贸易代表办公室2017年贸易报告就指明贸易谈判重点将由多边转向双边；TPP夭折、TTIP前景也不妙，但其规则并没有消亡，将影响日后的贸易谈判；我国适应需求升级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构建NVCs需要引进国外先进要素弥补国内短板；对外开放还可以起到所谓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引进系统外力量打破国内垄断利益的藩篱。
（2）开放的部门：国内暂无生产能力、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提高供给质量的先进制造业部门与环节；先进生产与生活性服务业部门。
（3）开放手段：按国际规则的开放、符合国际规则的适度保护、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还有一个看法，我们要正确评估自己的发展阶段。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邓宁的发展阶段论好像我国已到了净对外直接投资阶段、2016年对外投资也似乎超过了利用外资，但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去年的人均GDP8102美元（我折算的）与邓宁80年代的美元已经贬值不少，我们目前的GDP由于外资因素与邓宁所讲的GDP口径不可比，GNP或GNI应该更准确，还有我们对外投资究竟有哪些垄断优势？因此，我们究竟有没有到达净对外投资阶段是令人怀疑的，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继续重视引进利用外资。近几年海关总署一月份的国际贸易年度统计我们的贸易额都用人民币统计、不用美元了，我觉得似乎不太合适，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与国际接轨。
陈建勋（上海社科院）：
今年李克强在讲话中表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这一表述可能指向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地位使之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目标，而不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发表评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欧洲政治形势不确定以及美联储可能加息的情况下，需要留出更多灵活应对的空间。而过去三年的政府报告中所做的一项承诺，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句话消失了。
宋常铁（新华网）：
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讨论之——引导环保治理理念创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要义，东北江河纵横，植被尚好，物种丰富，被确定为中国北方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屏障，同时负担中国粮食安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处理好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前经济任务的关系。多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同时关内大量耕地流转为地产、园区开发、乡村旅游、经济作物、苗木种植种地，东北则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许多山林被伐、坡地开垦，退耕还林还草变成落实不好。东北黑土固然肥沃，但极易流失，露出下面贫痟的黄土，再也无法耕种，不仅粮食生产难以持续，甚至在东北中西部降水较少地区，正快速荒漠化、沙漠化。建国以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次生林在高寒地区生长缓慢，无法涵养水源。这样尽一步导致北方气候和环境的恶化。为中国环境安全和边疆稳定，建议硬性规定退耕比例，提高财政补贴，加快东北民营工商业发展，以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调整和财税、金融政策，扶助东北地区乡镇、农村从简单农业生产向产业类型多样、结构合理的新型增长模式转变。同时，严控关内大城市占用耕地发展工商业，确保粮食安全，同时保证中国环境和生态安全。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科技创新部分的解读：
（1）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其中提到的“5G通信技术”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竞争和研发的热点，属于战略性的新技术。5G通信技术一旦商用将带动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等典型的新兴产业，有机构预计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的产值。目前我国5G通信技术的研发处于世界前列，已建成全球最大5G试验网。继续加大力度推进5G通信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对于我国掌握未来通信产业的制高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例如，在5G通信技术研发方向，东南大学尤肖虎教授团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可能成为全国首个全域覆盖5G网络的地区。建议国家支持江苏省牵头制订5G技术标准，以抢占世界5G发展制高点。
（2）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这句话我觉得讲的很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制于国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我国的科技研发是应用性研究远远多于基础性研究，很多研发工作是跟随式的，创新性和原创性不足，特别是基础领域的创新相对滞后。但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需要战略性高技术领域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创新作为支撑，而建立和完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是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创新的保证。因此完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有利于我国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可以在制度上保障我国科研人员“敢做冷板凳”，秉持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久久为功，产生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不断实现我国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觉得创新应注意以下两点：（1）官产学合作比产学研合作更重要，创新一定要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带动作用。（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应当从国家创新体系扩大到全球创新链，利用全球的知识和资源来提高创新的能力与效率。
另外，我个人认为“稳中求进“的关键在于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1）当前我国的外贸形势确实面临挑战，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我国出口不容乐观，这给我国保持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我们要看到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在增长，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开拓一带一路的市场，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
（2）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平台，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我国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3）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引导中国企业有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源，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
（4）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把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被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必须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注重布局全球价值链，同时要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升级我国在价值链的地位。
当今，美国新政府的逆全球化的政策，对我国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个机遇，我国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全球化的道路，坚持扩大开放，为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张远鹏（江苏社科院）：
除了大家谈的重大问题之外，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还有《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全面取消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昨日三大运营商已经表示在今年十月正式实施。其意义：
（1）降低老百姓通信成本，特别是有益于低收入人群，他们通信最低消费少，一般不定制任何优惠套餐；
（2）全国一个价，没有漫游、长途费有利于全国市场的形成；
（3）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有利于市场和社会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城市群的建设。例如宁镇扬一体化，以前一直希望统一在025区号下，而这难度很大，换区号首先要国际电信联盟同意，南京、镇江、扬州三个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升成8位号了，统一后会出现重号等问题。现在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取消了，加上越来越多的人用移动电话，这个通信同城化就基本解决了。同时还可以促进按照空间距离而不是行政区划来配置资源，购买房产、居住。
崔卫东（蓝鲸咨询）：
建议：“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与“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让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展现活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培育更多的非公有制全球化企业，增强非公有制企业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王洪飞（金科股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的描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对三四线城市，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二是对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适当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
客观地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行业不再使用“调控”这一主观主导性较强的词，意味着政府对这一行业长期以来实施“调控”思路的调整，变为更加遵从市场规律，更加注重从源头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如何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在落实上会很困难。一方面，一些一线城市客观上无地可供，比如北京、上海等，今年的供地计划比去年还少。另一方面，土地是每个地方政府核心的资产，客观上对增加供应有强烈的抗性。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大健康产业是个很大的概念，不仅仅是医药，医院，病人管理，医护培养，费用落实等等，50、60年代老白姓看病好像问题不突出，因病返贫几乎没有，那时的计划经济对健康产业是全包，看病是广覆盖低水平。近30年医疗迅猛发展高档药物高档检查越来越多，和国际接轨较多，有限的经济资源无法覆盖加上医疗不公现象极其严重，问题显得突出，但是大家要看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的太快了。这么长的寿命加大了医疗投入的缺口。
另外，我们现在的教育浪费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随便问个人都是很不错的学历，再问问干啥工作基本都是搞销售的，做保安的，搞一般服务的（可能主要是一般家庭孩子），我工作时医院挂号的，收费的，导医的基本都是小学初中文化，现在很多是国外留学回来干这些工作。现在职业技术工人明显缺乏且很多优秀传统技术后继乏人，建议国家减少理科招生计划，多增加优秀的职业教育计划。
李锋（江苏省经信委）：
对总理提出的去产能工作的认识：
（1）对若干过剩产能行业去产能是近年来国家对工业经济的重要战略决策。从全球或全国来看，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产能相对实际需求或可以预见的未来需求，确实存在绝对过剩现象。所以，在去年全国全面完成去产能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国家仍明确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的任务，并且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
（2）去年钢铁煤炭价格一直处于上涨势头，这与这两个行业产能情况总体过剩、需要去产能并不矛盾。价格上涨原因一方面是对前期价格走低的恢复性上涨，也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回暖有关，当然去产能任务工作也对价格回升产生助推作用。但总体价格仍然偏低，价格回升基础脆弱，企业盈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水平，盈利对企业创新和持续发展支撑作用仍显不足。这恰恰说明去产能工作仍然要大力推进。
（3）从区域经济，比如江苏实际情况来看，产能的利用率问题更体现为竞争力问题。一般认为，如果全国统一市场、统一环保能耗标准、统一取消融资等优惠政策，江苏钢铁行业由于技术水平总体较高还是很有竞争力，并不存在绝对过剩问题，所以对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更希望采用市场化手段去化解过剩产能，甚至可以在全国的去化过程中通过占领市场和兼并重组实现做强目标。但受行政能力和行政成本的限制，国家虽然强调在去产能时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但实际工作中，只能以各地实际产能为基数按比例下达指标行政推动去产能，虽然简单粗暴，但可以完成国家总体目标任务。
（4）对江苏煤炭而言，由于自身资源存量不足、安全生产压力大等原因，我省自身有主动关闭煤矿的动力，国家对煤炭去产能的奖补政策资金加速了关闭工作，可以说我省煤炭去产能是顺势而为，压力不大。和国家签订的《目标责任书》，5年任务2年可以完成。但钢铁行业去产能压力较大，前几年落后钢铁产能该淘汰的已经尽数淘汰，经过2016年的化解工作，已经去化了近600万吨钢铁产能，2017年去产能任务，只能对相对落后产能下手。这些产能在中西部地区，可能都算是先进产能。在这种背景中，市场化手段很难发挥主体作用，实际工作中只能借助行政手段，从讲政治的高度推动。
徐宁（南京大学）：
总理的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与养老相关的内容，包括了工作回顾、评价与部署。在回顾和评价部分，2016年做了“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两方面的工作，但“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2017年，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养老市场”、“继续提高养老金标准”。
个人理解如下：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存在服务提供不足和支付能力不足两大痛点。服务提供不足的解决要靠放开市场，让社会力量进入，形成产品提供充裕、竞争格局良好的产业业态。但是，支付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市场需求虽然旺盛却无效，进入的社会资本长期无法盈利，制约了养老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解决的逻辑前提在于打通支付环节，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资金有效导入。总理在提及2017年养老方面的工作时，也重点谈到支付的问题。进一步思考，本人认为，支付环节的打通特别是要引入社会资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建立关于养老主体的评价标准、服务标准与支付标准体系，这应该是促进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杨锐（苏州大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始提及基础研究。《报告》里所侧重的基础研究，似乎更倾向于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重大基础性研究领域；然而，为响应需求变化，企业要实现由产品的模仿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以企业为主导的、面向市场的基础研究则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多数领域，没有基础研究，企业很难有自主的原创性创新。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开展基础研究，面临长期成本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困境。为此，从政府支持企业创新角度，
第一，以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或行业里的领军型企业为展开基础研究的核心主体（甚至可以进一步落实到企业研发部门而非企业），支持他们从事面向行业技术变革的基础研究；
第二，这里着重强调的一种支持方式，即赋予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行业领军型企业所立项的“项目级别身份”，比如市厅、省部、国家等。这个身份能够激活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整合社会资源尤其是高校学者的平台功能。如此，既能让基础研究嵌入市场需求面向行业发展，又能让学者植入产业实践面向理论前沿。
王修志（广西师大）：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
1.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危机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背景下，释放国内需求是支撑"稳增长，调结构"战略的基石，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驱动力。
2.着眼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球治理视野，以及新一轮全球化战略的推进，特别是构建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并以此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内需培育都是战略根基。
总之，释放内需既要着眼稳增长，更要考虑优结构；既要考虑国内区域协调，也要放眼全球治理。因此，释放内需的政策手段要更加精准，突出战略意图。结合报告所提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的若干举措，提两点建议:
其一，消费需求方面，突出消费“稳增长，去产能，促创新”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建议强化消费者主体地位，明确以制度建设塑造消费者主权，以消费者选择促供给侧改革。（1）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减负，通过工薪阶层个税改革“降税增收”，增强消费者家庭和个人消费能力；（2）建立健全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确保消费者产品选择权，打破消费终端被动接受格局；（3）鼓励公平竞争，打破供给端行政垄断，形成供需双方平等地位。
其二，投资需求方面，突出投资在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过程中，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同时充分结合区域差异/产业差异实际，纳入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因素，以区域和产业合理分工/高效分工为导向，着力提高投资的精准度。科学发挥各类投资的功能，以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交通/人才建设等）为重点科学布局政府投资;在一般竞争性生产和服务领域，通过营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引导和鼓励民资/外资精准投资。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总理工作报告说，今年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我体会，稳是大局，是底线，具体是指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要保持住。而进呢，主要是指改革要进，要勇于进取，深入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进展。
稳是基础，是前提；同时也只有大胆地进，勇于改革，才能稳，不进则退。实践中，改革不能局限于下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改革；改革不能搞形式主义，政府权力扩张必须得到遏制。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作为2017年第四项重点工作任务，并提出了五大举措，即：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提升质量水平。其中，在“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一节，明确提出“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新兴产业统计”。我认为这既是对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意见》的再强调，也凸显了新形势下统计体制与制度方法改革在政府工作中的特殊意义。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统计在宏观调控进程中的作用，而当务之急又是把新兴产业统全统好。2016年，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并实施了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统计制度，取得了预期效果。新的一年还要总结实践经验，把三新统计继续抓好，努力使统计制度方法跟上不断变革出新的经济发展的脚步。
另外，依据公开资料，我谈一下个人关于“为什么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定位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的观点。政府工作报告把2017年GDP增幅定为6.5%左右，低于2016年6.7%的实际水平，说明决策层的经济预期并不乐观。原因如下：
（1）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明显好转。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速持续下滑，从2012年的7.9%，一直回落到2016年的6.7%。回落速度虽然有所减慢，但回落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没有见底，没有止跌回升。L型的横筋没有显露勃起迹象。
（2）二产增长明显乏力。2016年GDP增长6.7%。其中，一产增长3.3%，二产增长6.1%，三产增长7.8%。很明显，6.7%的增速主要是靠三产拉动的。回头看，2015年GDP增长6.9%，二产增长6.0%，三产增长8.3%，二产已经出现低迷态势。2014年GDP增长7.4%，二产增长7.3%，三产增长8.1%。二产增速依然低于GDP。2013年GDP增长7.7%，二产增长7.8%，三产增长8.3%。请注意，这时候二产增幅还超过GDP增幅。2012年GDP增长7.8%，二产增长8.1%，三产增长8.1%，二三产增速持平。2011年GDP增长9.2%，二产增长10.6%，三产增长8.9%。二产此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而且幅度大于三产，也大于GDP，是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GDP增长10.3%，二产增长12.2%，三产增长9.5%。GDP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不难看出，自2010年以来，不仅GDP增速是持续走低的，二产增加值增速是持续走低的，就是三产增加值增速也是持续走低的。三产增加值比重之所以能够在2015年超过二产，不是因为三产的突飞猛进，而是二产的体力不支。
（3）外贸形势持续低迷。201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1.9%；进口增长0.6%。显然，如果不是进口略有增长，进出口总额下降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回头看，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7.0%。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显然，进口的控制是下降的主因。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应该说，这时候，外贸形势特别是出口形势至少还是乐观的。2013年就更好了，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6%。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7.3%，进出口保持均衡。
（4）经济大省表现不佳。2016年，广东GDP增长7.5%。其中，二产增长6.2%，三产增长9.1%。进出口总额下降0.8%。其中，出口下降1.3%；进口增长0.01%。江苏GDP增长7.8%。其中，二产增长7.1%；三产增长9.2%。进出口总额下降0.7%。其中，出口增长0.2%；进口下降2.2%。山东GDP增长7.6%。其中，二产增长6.5%；三产增长9.3%。从这三个GDP大省情况看，二产增速低于三产，低于GDP，已经成为与全国相同的共性特征。
（5）全球经济低迷态势没有好转。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潜在危险增加。
其次，定为6.5%左右而不是以上，说明决策层对未来局势判断仍不明朗，希望能留有余地，可进可退。从各经济大省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看，广东2017年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以上，进出口总额实现正增长；江苏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7.5%，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定；山东预期目标为：GDP增长7.5%左右；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稳定。与2016年实绩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三省都在调低GDP增速，而对外贸形势的判断也只是希望稳定在上年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预期目标只比上年低0.2个点左右已经够可以的了，哪还能用“以上”呢？
孙军（淮海工学院）：
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印象特别深刻。原因主要是因为：（1）目前中国的融资模式和银行特征决定了中小企业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放管相结合，推动银行等对社会开放、大力发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
（2）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约束也不同，中小企业杠杆率过高，市场不景气一定倒闭，而国有企业未必如此，所以，降低企业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让国有企业软约束硬化。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不靠改革，没有出路——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三条建议：
（1）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步伐。赋予央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职能，彻底改变各种为政，画地为牢，各好一套的局面，使之切合金融综合经营的现实和需要。当前建议尽快出台《关于赋予央行监管金融控股集团的条例/管理办法》。
（2）加快金融向民资开放的步伐。各类金融机构和市场均向民资开放，前提是具备和符合准入条件，在此方面要迈出实质性一步，给出可实操的行动方案和步骤及时间表。
（3）加快健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步伐。当前重点之一是给予各省市构建地方性资本市场的权限，由金融监管部门和省级政府进行双重监管，地方性资本市场的职能主要是活跃地方金融要素的聚集、投机和交易，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重点服务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设定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在初始阶段，限定经营范围，在本省市之内，待具备条件和能力后，由金融管理部门考核评估通过后，可适度、分步骤扩展经营地域，最后直至全国。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对于侵害企业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纠”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的继续，今年应力推司法部门纠正一批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性的侵害企业产权行为，以让法治的阳光照耀到民营企业家身上。
华建强（省发改委）：
总理报告中先后4次提到“服务业”，其中最大亮点是在经济结构加快调整中指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到51.6%”。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十三五”末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实际上，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了50.5%。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55%以上，就业比重达到50%以上，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达到53%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58%左右。可以说服务业已经占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当然，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快速上升，除了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大趋势使然外，也有制造业不景气的原因，即所谓的“水落石出”现象，服务业要实现稳定的增长和健康发展，还是要做好服务业内部的结构优化，特别是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此才能实现我们期待的“水涨船高”。
郭育嵩（新世纪物流）： 支持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这样可以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实现异地报关，口岸放行。
孙东（南京审计局）：
李总理报告中强调2017年重点任务之一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江苏省2016年底开展2（减）6（治）3（提升）行动计划，力争在2-3年内解决全省影响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两者不谋而合，可见环境生态问题形势紧迫。但从现实情况看，任务艰巨，以南京为例。从相关部门数据看，全市轻、重工业比重在2:8左右，以化工、电力和钢铁为主的重化产业占全市工业产值50%左右，其消耗的水、煤和排放的二氧化硫、固废等占全市9成左右，其中化工园区和栖霞片区主要污染排放占全市6成。解决问题困难很多：一是历史欠债太多。以梅钢等6家在宁主要重化央企来说，现有设备和工艺与清洁生产差距较大，长期形成，只能每年逐渐消化。二是在线监测存在盲点。以梅钢为例，厂区大约170个排烟口，安装在线监测点仅在30%左右。对污染源监测不能全覆盖，环境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三是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有待提升。以排污费专项使用为例，运作比较封闭，基本都在资助在宁6家重化央企，项目计划缺少长期规划，资金使用绩效不清晰。
高传胜（南京大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印象特别深刻，原因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严峻形势下，只有持续有效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潜力和动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高质发展，进而为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打下最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从业界的普遍反映看，简政放权、减轻税费等负担以及放宽行业准入等需求最为迫切，因而，2017年需要在业已开展的相关改革议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切实落地的政策措施来呼应业界的合理需求。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张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手段大力吸引资本投资美国、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新形势下，进一步简政减负、放宽准入、鼓励创新，还是中国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竞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改革举措。
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积极推进自身革命，还需要在广泛听取学界、业界的理性呼声基础上，确定深化改革的方向与具体内容，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负面清单管理，并以此设计评估改革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的工作考核与问责机制，确保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能够产生出来并有效落实下去，减少懒政怠政、推诿扯皮等不作为现象。
减轻税费等负担，既包括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降低税负来应对美国直接税制的直面竞争，也包括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过高的经营性收费，还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来继续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微观主体的用能、用网以及物流等成本。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让相关部门和单位破除本位利益，舍小利顾大义，让微观主体能够轻装上阵。
放宽行业准入、降低行政壁垒，让更多的微观主体能够有更多、更便捷和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不仅是解决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前提。这里，不仅需要打破一些行业原来主要由国有资本垄断、破除行业在位者和既得利益者区域性垄断等问题（如出租车行业、长途汽车客运行业），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环节，降低微观主体发展的行政壁垒。
马野青（南京大学）：
我就对外开放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1）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驱动的，目前的所谓逆全球化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总体趋势（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暂时萎缩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萎缩的产物；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回流有限，美国制造业回流貌似增速很快，其实绝对量与其海外企业与雇员数比微乎其微。特朗普要求美国数据公司将工作岗位留在国内，其实该公司还是把绝大多数岗位转到了墨西哥；跨国公司价值链回流与海外扩张并举，2015年FDI与跨国并购就达到08年以来顶峰；特朗普奉行的并不是孤立主义、闭关锁国，而是强调美国利益的公平贸易，其贸易代表办公室2017年贸易报告就指明贸易谈判重点将由多边转向双边；TPP夭折、TTIP前景也不妙，但其规则并没有消亡，将影响日后的贸易谈判；我国适应需求升级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构建NVCs需要引进国外先进要素弥补国内短板；对外开放还可以起到所谓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引进系统外力量打破国内垄断利益的藩篱。
（2）开放的部门：国内暂无生产能力、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提高供给质量的先进制造业部门与环节；先进生产与生活性服务业部门。
（3）开放手段：按国际规则的开放、符合国际规则的适度保护、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还有一个看法，我们要正确评估自己的发展阶段。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邓宁的发展阶段论好像我国已到了净对外直接投资阶段、2016年对外投资也似乎超过了利用外资，但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去年的人均GDP8102美元（我折算的）与邓宁80年代的美元已经贬值不少，我们目前的GDP由于外资因素与邓宁所讲的GDP口径不可比，GNP或GNI应该更准确，还有我们对外投资究竟有哪些垄断优势？因此，我们究竟有没有到达净对外投资阶段是令人怀疑的，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继续重视引进利用外资。近几年海关总署一月份的国际贸易年度统计我们的贸易额都用人民币统计、不用美元了，我觉得似乎不太合适，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与国际接轨。
陈建勋（上海社科院）：
今年李克强在讲话中表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这一表述可能指向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地位使之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目标，而不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发表评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欧洲政治形势不确定以及美联储可能加息的情况下，需要留出更多灵活应对的空间。而过去三年的政府报告中所做的一项承诺，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句话消失了。
宋常铁（新华网）：
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讨论之——引导环保治理理念创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要义，东北江河纵横，植被尚好，物种丰富，被确定为中国北方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屏障，同时负担中国粮食安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处理好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前经济任务的关系。多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同时关内大量耕地流转为地产、园区开发、乡村旅游、经济作物、苗木种植种地，东北则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许多山林被伐、坡地开垦，退耕还林还草变成落实不好。东北黑土固然肥沃，但极易流失，露出下面贫痟的黄土，再也无法耕种，不仅粮食生产难以持续，甚至在东北中西部降水较少地区，正快速荒漠化、沙漠化。建国以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次生林在高寒地区生长缓慢，无法涵养水源。这样尽一步导致北方气候和环境的恶化。为中国环境安全和边疆稳定，建议硬性规定退耕比例，提高财政补贴，加快东北民营工商业发展，以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调整和财税、金融政策，扶助东北地区乡镇、农村从简单农业生产向产业类型多样、结构合理的新型增长模式转变。同时，严控关内大城市占用耕地发展工商业，确保粮食安全，同时保证中国环境和生态安全。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科技创新部分的解读：
（1）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其中提到的“5G通信技术”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竞争和研发的热点，属于战略性的新技术。5G通信技术一旦商用将带动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等典型的新兴产业，有机构预计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的产值。目前我国5G通信技术的研发处于世界前列，已建成全球最大5G试验网。继续加大力度推进5G通信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对于我国掌握未来通信产业的制高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例如，在5G通信技术研发方向，东南大学尤肖虎教授团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可能成为全国首个全域覆盖5G网络的地区。建议国家支持江苏省牵头制订5G技术标准，以抢占世界5G发展制高点。
（2）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这句话我觉得讲的很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制于国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我国的科技研发是应用性研究远远多于基础性研究，很多研发工作是跟随式的，创新性和原创性不足，特别是基础领域的创新相对滞后。但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需要战略性高技术领域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创新作为支撑，而建立和完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是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创新的保证。因此完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有利于我国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可以在制度上保障我国科研人员“敢做冷板凳”，秉持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久久为功，产生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不断实现我国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觉得创新应注意以下两点：（1）官产学合作比产学研合作更重要，创新一定要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带动作用。（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应当从国家创新体系扩大到全球创新链，利用全球的知识和资源来提高创新的能力与效率。
另外，我个人认为“稳中求进“的关键在于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1）当前我国的外贸形势确实面临挑战，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我国出口不容乐观，这给我国保持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我们要看到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在增长，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开拓一带一路的市场，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
（2）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平台，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我国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3）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引导中国企业有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源，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
（4）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把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被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必须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注重布局全球价值链，同时要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升级我国在价值链的地位。
当今，美国新政府的逆全球化的政策，对我国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个机遇，我国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全球化的道路，坚持扩大开放，为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张远鹏（江苏社科院）：
除了大家谈的重大问题之外，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还有《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全面取消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昨日三大运营商已经表示在今年十月正式实施。其意义：
（1）降低老百姓通信成本，特别是有益于低收入人群，他们通信最低消费少，一般不定制任何优惠套餐；
（2）全国一个价，没有漫游、长途费有利于全国市场的形成；
（3）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有利于市场和社会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城市群的建设。例如宁镇扬一体化，以前一直希望统一在025区号下，而这难度很大，换区号首先要国际电信联盟同意，南京、镇江、扬州三个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升成8位号了，统一后会出现重号等问题。现在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取消了，加上越来越多的人用移动电话，这个通信同城化就基本解决了。同时还可以促进按照空间距离而不是行政区划来配置资源，购买房产、居住。
崔卫东（蓝鲸咨询）：
建议：“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与“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让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展现活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培育更多的非公有制全球化企业，增强非公有制企业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王洪飞（金科股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的描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对三四线城市，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二是对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适当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
客观地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行业不再使用“调控”这一主观主导性较强的词，意味着政府对这一行业长期以来实施“调控”思路的调整，变为更加遵从市场规律，更加注重从源头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如何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在落实上会很困难。一方面，一些一线城市客观上无地可供，比如北京、上海等，今年的供地计划比去年还少。另一方面，土地是每个地方政府核心的资产，客观上对增加供应有强烈的抗性。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大健康产业是个很大的概念，不仅仅是医药，医院，病人管理，医护培养，费用落实等等，50、60年代老白姓看病好像问题不突出，因病返贫几乎没有，那时的计划经济对健康产业是全包，看病是广覆盖低水平。近30年医疗迅猛发展高档药物高档检查越来越多，和国际接轨较多，有限的经济资源无法覆盖加上医疗不公现象极其严重，问题显得突出，但是大家要看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的太快了。这么长的寿命加大了医疗投入的缺口。
另外，我们现在的教育浪费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随便问个人都是很不错的学历，再问问干啥工作基本都是搞销售的，做保安的，搞一般服务的（可能主要是一般家庭孩子），我工作时医院挂号的，收费的，导医的基本都是小学初中文化，现在很多是国外留学回来干这些工作。现在职业技术工人明显缺乏且很多优秀传统技术后继乏人，建议国家减少理科招生计划，多增加优秀的职业教育计划。
李锋（江苏省经信委）：
对总理提出的去产能工作的认识：
（1）对若干过剩产能行业去产能是近年来国家对工业经济的重要战略决策。从全球或全国来看，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产能相对实际需求或可以预见的未来需求，确实存在绝对过剩现象。所以，在去年全国全面完成去产能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国家仍明确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的任务，并且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
（2）去年钢铁煤炭价格一直处于上涨势头，这与这两个行业产能情况总体过剩、需要去产能并不矛盾。价格上涨原因一方面是对前期价格走低的恢复性上涨，也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回暖有关，当然去产能任务工作也对价格回升产生助推作用。但总体价格仍然偏低，价格回升基础脆弱，企业盈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水平，盈利对企业创新和持续发展支撑作用仍显不足。这恰恰说明去产能工作仍然要大力推进。
（3）从区域经济，比如江苏实际情况来看，产能的利用率问题更体现为竞争力问题。一般认为，如果全国统一市场、统一环保能耗标准、统一取消融资等优惠政策，江苏钢铁行业由于技术水平总体较高还是很有竞争力，并不存在绝对过剩问题，所以对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更希望采用市场化手段去化解过剩产能，甚至可以在全国的去化过程中通过占领市场和兼并重组实现做强目标。但受行政能力和行政成本的限制，国家虽然强调在去产能时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但实际工作中，只能以各地实际产能为基数按比例下达指标行政推动去产能，虽然简单粗暴，但可以完成国家总体目标任务。
（4）对江苏煤炭而言，由于自身资源存量不足、安全生产压力大等原因，我省自身有主动关闭煤矿的动力，国家对煤炭去产能的奖补政策资金加速了关闭工作，可以说我省煤炭去产能是顺势而为，压力不大。和国家签订的《目标责任书》，5年任务2年可以完成。但钢铁行业去产能压力较大，前几年落后钢铁产能该淘汰的已经尽数淘汰，经过2016年的化解工作，已经去化了近600万吨钢铁产能，2017年去产能任务，只能对相对落后产能下手。这些产能在中西部地区，可能都算是先进产能。在这种背景中，市场化手段很难发挥主体作用，实际工作中只能借助行政手段，从讲政治的高度推动。
徐宁（南京大学）：
总理的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与养老相关的内容，包括了工作回顾、评价与部署。在回顾和评价部分，2016年做了“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两方面的工作，但“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2017年，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养老市场”、“继续提高养老金标准”。
个人理解如下：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存在服务提供不足和支付能力不足两大痛点。服务提供不足的解决要靠放开市场，让社会力量进入，形成产品提供充裕、竞争格局良好的产业业态。但是，支付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市场需求虽然旺盛却无效，进入的社会资本长期无法盈利，制约了养老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解决的逻辑前提在于打通支付环节，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资金有效导入。总理在提及2017年养老方面的工作时，也重点谈到支付的问题。进一步思考，本人认为，支付环节的打通特别是要引入社会资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建立关于养老主体的评价标准、服务标准与支付标准体系，这应该是促进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杨锐（苏州大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始提及基础研究。《报告》里所侧重的基础研究，似乎更倾向于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重大基础性研究领域；然而，为响应需求变化，企业要实现由产品的模仿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以企业为主导的、面向市场的基础研究则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多数领域，没有基础研究，企业很难有自主的原创性创新。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开展基础研究，面临长期成本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困境。为此，从政府支持企业创新角度，
第一，以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或行业里的领军型企业为展开基础研究的核心主体（甚至可以进一步落实到企业研发部门而非企业），支持他们从事面向行业技术变革的基础研究；
第二，这里着重强调的一种支持方式，即赋予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行业领军型企业所立项的“项目级别身份”，比如市厅、省部、国家等。这个身份能够激活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整合社会资源尤其是高校学者的平台功能。如此，既能让基础研究嵌入市场需求面向行业发展，又能让学者植入产业实践面向理论前沿。
王修志（广西师大）：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
1.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危机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背景下，释放国内需求是支撑"稳增长，调结构"战略的基石，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驱动力。
2.着眼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球治理视野，以及新一轮全球化战略的推进，特别是构建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并以此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内需培育都是战略根基。
总之，释放内需既要着眼稳增长，更要考虑优结构；既要考虑国内区域协调，也要放眼全球治理。因此，释放内需的政策手段要更加精准，突出战略意图。结合报告所提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的若干举措，提两点建议:
其一，消费需求方面，突出消费“稳增长，去产能，促创新”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建议强化消费者主体地位，明确以制度建设塑造消费者主权，以消费者选择促供给侧改革。（1）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减负，通过工薪阶层个税改革“降税增收”，增强消费者家庭和个人消费能力；（2）建立健全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确保消费者产品选择权，打破消费终端被动接受格局；（3）鼓励公平竞争，打破供给端行政垄断，形成供需双方平等地位。
其二，投资需求方面，突出投资在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过程中，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同时充分结合区域差异/产业差异实际，纳入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因素，以区域和产业合理分工/高效分工为导向，着力提高投资的精准度。科学发挥各类投资的功能，以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交通/人才建设等）为重点科学布局政府投资;在一般竞争性生产和服务领域，通过营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引导和鼓励民资/外资精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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