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江苏如何聚焦富民？

编者按
 
近期，刘志彪教授组织长江产经智库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江苏如何聚焦富民”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江苏如何聚焦富民
张慧（新疆经信委）：国改、创新、混改，都不是直接富民。比如创新，并不是不致富，而是指向的是集体、是老板；而现在所说的富民，手段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分配。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长期以来江苏擅长的是集体经济，江苏的乡镇企业，还有华西村举国瞩目；而浙江的温州模式则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现在看来，似乎浙江人更有钱了，而江苏的集体经济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了。所以，提出聚焦富民是否意味着把重点放在个体经济上？
 
其实在浙江有钱人并不集中在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杭嘉湖地区，而集中于比较落后的上八府的地区，比如：温州、台州、义乌等，这些地方过去很贫穷，于是当地人就跑遍全国各地做生意。正是由于浙江传统产业薄弱，所以反而容易发展新产业，形成新的政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苏的“聚焦富民”应该把重点放在“脱工业化”而发展新兴产业中来。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江苏聚焦富民，从产业角度看，要研究江苏的产业产出要素分配份额问题。例如：是否存在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资本收入份额比较高的产业的产权结构等。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富民，可以考虑聚焦青年群体。在当前人口规模红利衰竭、少子老龄化等现实压力的冲击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年潜力，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事关重要。
 
陈东（南京大学）：第一，江苏上交税负比较高。第二，江苏的政策创新力度不够，干部中规中矩，同时苏商以制造业为主，创业可以发挥的空间没有浙江大。第三，在对口支援等扶贫工作中，江苏的贡献远大于浙江。
 
周小虎（南理工）：我认为江苏做实业的多，做投资的少，因而错过中国资本增值的关键期。民间资本市场的落后、历史价值观念和初期苏南模式都是诱发的主要原因。
 
陈长江（南通大学）：我理解，民富的首要含义是劳动力收入的比重相对于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比重提高。而现阶段的民富，更是在第一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后，让“剩下的一部分人”富起来，这部分人是城乡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实现富不是首要任务，实现老、病、幼的基本保障更为重要，尤其是农村居民。因此，实现民富首要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起来提高起来，覆盖面扩大起来；其次是要把农村居民财产资产化，用产权来保障，用市场来增值。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富民主要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要用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才能有客观的结论。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实现民富目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产业附加值都客观要求高水平的服务业做配套。
 
实现民富目标，首先是摆脱贫困。江苏相较于其他地区，脱贫压力不大。
 
其次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帮助城乡居民创业致富，由打工经济过度到股东经济。另外，政府应该开展提高农民的能力并培养企业家的活动，同时利用其私营部门的实力。
 
最后，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战略收益、社会收益、财务收益，都要考虑。政府要把虚拟经济的投资收益降低到与实体经济差不多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蒋青云（复旦大学）：江苏人均收入虽然不错，但是收入差异比较大。原因是：第一，由于企业成本控制原因，本地劳动力被本地企业挤出去了，成了半失业人群；第二，由于长期实行集体经济，江苏人的创业精神较差；第三，江苏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制造业之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良，现代农业（除了大闸蟹小龙虾）基础也差，既吸纳不了劳动力，又没有创业空间；第四，江苏人的财富性收入水平较低。
 
因此，要富民就需要：（1）提升产业水平，增加本地人就业水准；（2）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创业机会；（3）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人民的财富性收入机会。
 
宋常铁（新华网）： 1、浙江藏富于民，江苏藏富于政。解决办法除了国退民进，还是要为民营经济创造好的环境：第一、资金困境靠民间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产业基金。第二、建设有效的创业辅导机构，而非流于形式的孵化器，孵化器真有效需强大资源和公益情怀，第三、高校应用性专业直接对接车间，像台湾那样，放宽师资职称评审自主权。
2、文化、历史是制度、人事的土壤，社会要深入进行创富光荣、创新光荣的生动多样的文艺作品、乡土教材建设，给予相应的媒体、出版、展演财政补贴。
3、重点支持新农村建设，发展附加值高，产业链与农村、农业紧密关联的新型轻工业，拓宽农村经济的升级空间。
4、限制国企、央企准入范围，还人民以真正的市场公平。
 
楼稼平（宁波布衣）：
一、问题意识产生之源（江浙比较）：1、2016年，江苏省人均GDP为95295元，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元（中位数2743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为33.65%（中位数28.79%）。同年，浙江省人均GDP为83538元，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529元（中位数34192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为46.12%（中位数40.93%）。
2、居民收入结构。江苏，工资性收入占58.20%，经营净收入14.73%， 财产净收入8.98%，转移净收入18.09%。浙江，同项目权重分别为57.64%,17.10%,11.26%,14.00%。
3、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江苏：69.01%；浙江：66.25%。
4、江苏省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只相当于浙江省居民的83.24%，而人均GDP却为浙江省的1.14倍。尽管江苏居民的体制性收入比重高于浙江省，但生活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却也大于浙江省。这意味着江苏居民收入比浙江的低，但生活负担却比浙江的略重。
 
结论：江苏藏富于政府，浙江藏富于民。
（1）江苏居民更依赖于体制，或者说江苏政府更为强势。（2）本来，江苏政府方面集中了更多的GDP，自然有更大的能力使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低于浙江的（除了显性的收入补贴外，还可以有强大的隐性补贴，比如地铁免费乘座等），但事实却似乎相反。二、如何聚焦富民？1、藏富于谁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当政府集中了居民所创造财富的大部分时，如何在保护效率的同时，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
2、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进行分配，实际上涉及的是政府职能、权力的设计问题。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必然要求集聚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更大的干预权力，但政府职能太全，就会遇到各职能之间的内在冲突问题。
3、关于“如何聚焦富民”，长远来看，焦点应在于政府职能的设计和公共财政的建设。但短期看，因为民主与集权、公平与效率，历来是社会公共治理所面临的亘古难题，而一个高集权、全能型的政府实际上更缺乏解决这一难题的能力。
4、在目前的情况下，江苏政府完全可以同样强势地致力于关怀民生的仁政，不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先把聚焦之“焦”，由远而近地转移到如何直接地增加居民收入上，比如提高江苏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个人房屋出租免税，江苏股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现金分红返还红利税，江苏职工就职于江苏企业的减半缴纳五险一金等等。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富民首在使民以时，夫不失其时者，在人君简静可致耳；富民重在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自由，让知识真正统领发展，心灵的富足才能让社会更有序；富民基础在匠人精神，努力去除浮躁、暴富、功利等思想，沉下身子，静下心思，谋富、思富、创富；富民务求创新，山不过来，我过去，换个视野、换个角度、换种方法，可能就是柳暗花明。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按我理解，富民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以及财富积累水平；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富民的平均水平。
 
现在讲要“聚焦”富民，说明过去经济工作的“聚焦”不完全在这方面，可能是因为发展阶段的限制，聚在了扩大生产和市场供给能力，聚在了集中追求经济规模，聚在了象征政府形象的项目和工程。过去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我们面临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这可以理解。现在我们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不扩大内需、不聚焦富民，不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福利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就会越搞越产能过剩，脱离了发展经济这个根本出发点和目的。
 
从总的方面来看，影响富民的根本因素就两个：一个是生产性努力，另一个是分配性努力。
生产性努力是指一切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总盘子的活动，它是富民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它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只有财富总盘子不断做大，人均财富才能不断增加。分配性努力，是指一切不增加财富总量、而仅仅是分配和再分配财富的活动。在创造的财富一定的前提下，分配性努力是零和游戏，即我失去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反之亦然。
 
其实，影响居民财富增加的分配性努力，还可以区分为初次分配性努力和再分配性努力两种。前者是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内部发生的，后者是在生产领域与非常生产领域之间发生的，更多地与具有强权的国家性质有关系。分配性努力是造成在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的根本原因。
初次分配性努力的具体形式至少有两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的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
二是财富在创业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创业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平均财富大大高于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财富量的格局。如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就主要在此。
 
再分配性努力，形式比较多。对我们的分析比较有意义的有：一是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这恰恰是江苏聚焦富民战略的软肋。二是金融因素。现在实体经济盈利微弱，而虚拟经济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炒作资产增值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
 
王修志（广西师大）：就逻辑而言，富民需要依赖两个条件：一是事前的创富机会和平台；二是事后的财富安全和福利保障。就当前国情看，这两个条件的达成均取决于政策和制度设计。对前者来说，主要是要素所有者的市场准入限制，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玻璃门”现象，也包括普通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就业障碍问题，缺乏平等的竞争机会，也就失去了创富的先决条件；至于后者，则主要是不合理的税费政策，以及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包括教育医疗等），这些制度和政策缺陷加剧了民众的创业、工作、生活负担，造成家庭实际财富缩水，福利下降。因此，要持续推动富民行动，就必须下决心推动改革，切实做好相关政策的废改立，即彻底废除行政垄断障碍，改革税费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实现"有创富热情，有创富机会，有财富安全，有福利保障"的良性发展格局。
 
孙军（淮海工学院）：
为什么江苏过去没有聚焦富民？（1）外向型经济所致。江苏过去最典型的特征是外向型发展模式，其中的代表是苏州。在人口红利巨大，技术不足、资本占主导的环境中，大量的利润必然会被资本所占有，打工经济无法真正富民。（2）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中国在过去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虽然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在提升，但与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相比，仍然过慢。
 
如何聚焦富民？（1）启动内需市场。基于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收益在资本所有者、劳动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2）改变国有企业控制的局面。我国储蓄过多必然会转化成投资，在预算软约束和行政壁垒存在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于市场的不敏感使投资很难与消费者需求相匹配，这一方面会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占用了过多的资源。（3）改变政府、企业、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局面，政府应该逐步界定自己的权力边界，放权让利，把更多的收益分配给企业和居民，更好地实现富民。（4）降低行业壁垒，推动创业、创新。在除去涉及国家和自然垄断等的行业外，其他行业应尽可能的向民资开放，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形成。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一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房屋出租、创业创新等；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加大免征额与扣除额管理；三是加强社会保障，减少教育、养老、医疗等自费支出承担；四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划转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五是创新民营资本投资政策措施，如资本扶贫、本下乡，防范民营资本投资塌方式下滑；六是保证居民充分就业，防止失业失地。
 
梁君（广西师大）：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自由竞争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福利可以由企业、消费者（居民）和政府三者的福利（剩余）来构成，因而要促进富民，一方面在要促进自由竞争，减少垄断，尤其是国企的垄断，让广大居民拥有更多参与竞争的权利，最终使社会的总财富增加，居民的分配比例也会提高；另一方面在社会总财富既定的条件下，增加企业和政府对居民分配福利的力度，如企业可以增加工人工资，政府可以少收个人所得税或增加转移支付等。
 
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养老医疗制度还不够完善，对富民构成了制度约束，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民）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流动性偏好也增加，不敢消费，也不敢投资。高储蓄率和低投资转化率同时也约束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王显东（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聚焦富民要出台普惠的政策举措，一任接着一任干。压缩政府开支，地铁公交降低价格，医院收费要降，大病要保障，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要提质，加大廉租房公租房保障。
 
周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聚焦“富民”对于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就先不考虑了，主要是普通收入者、创业者、农民等群体，这部分人一是本身收入不高；二立足的根本薄弱；三人员规模巨大；四处理好了未来可能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所以具体对策一：“补富加富：弥补过去，全过程享受未来社会发展成果“，从根本上先缓解其财务压力，想法设法让大家享受尤其过去没有享受的成果（比如现在有针对下岗职工补办养老保险的措施、宅基地长期所有并享受土地开发的股份回报等）；对策二“创富环境打造，无或少后顾之忧去奋斗”，减少这些普众人员生活压力，主要是教育、医疗和养老；对策三“全民助富-开拓眼界、群体共同变富考虑”，从政府角度，想法设法的提升这群人的谋生技能，最好是一片或整体考虑，从产业链区域开发角度让他们加入到蓬勃发展的链节上来；对策四：普通大众领军人物的发掘和培养。
 
刘建森（徐工集团）：1、思想解放主要是要继续弘扬致富光荣的风尚，不能宣扬仇富、仇钱意识，政府的宣传引导至关重要。2、中央与地方财税管理体制需要继续改革，中央政府要在制定金融、财税政策时把富民与强国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并予以体现。同时，给地方政府更多藏富于民的经济自由基础与权力，并把富民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3、“富民”的重点要放在“全民富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和大锅饭，尤其是防止两极分化，要给弱者做好社会保障。
 
巫强（南京大学）：富民是政策目标，简单而言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而老百姓的收入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工资薪酬和投资收益等其他财产性收入。如果仅考虑工资薪酬这部分收入，它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技能水平。在就业市场较为完全的前提下，工资薪酬是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合理市场回报，技能水平越高，工资薪酬就越高。在此意义上，政府要富民，关键是在提高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为其提供急需的各类技能培训，并且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为劳动者寻找符合其技能水平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加完善的市场服务。其次，这部分收入还取决于这些劳动者所在的企业能否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前提下，只有企业总收入提高后，那劳动者才能提高自己的工资薪酬收入。在此意义上，政府要富民，关键是为企业走向高收益的经营领域提供可能的条件，包括开放各类行政垄断的经营领域、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实现竞争力增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