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中国急需再次启动类似积极向上的简单而重大的改革

编者按
 
1977年8月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拍板：当年恢复高考！这一举措扭转了当时毒害中华民族的愚昧风气，并推动了后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建议群内专家们用一句话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并针对“中国取得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希望”展开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中国急需再次启动类似积极向上的简单而重大的改革
 
楼稼平｜宁波布衣：
我的一句话——
青春·无悔
 
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是应届生。应届生就遇到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真是令人羡慕妒嫉恨的好运气，特别是令长我6岁只初中学历的哥哥羡慕。
 


 
我记得是母校（宁波市第十三中学）通知我报名。在报文科还是理科时，父亲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俩还是报理科吧”。父亲所以建议甚至以毋庸置疑的口吻严令如此，我们知道与他老人家的经历有关。
 
那一年参加高考后不久，父亲就设法让我在建设银行宁波市办事处（市财政局基建拨款科的对外牌子）上班了。1978年元旦后，我到天台国清寺参加了省建行在那里兴办的业务培训班。好像过了没几天，母校通知我回宁波参加体检，填志愿表。这意味着我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在杭州参加高考的我哥也是。可惜，当时并未公布考生的考试分数各得几分，我们只能照需要而不是可能来填报志愿。我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填志愿时，不免患得患失，并非以入学为起码目标。记得我弟兄俩都把大连工学院作为第一志愿，我从小喜欢轮船，好像报的是造船专业。结果，我没有被志愿表上的任何一所高校录取。
 
我后来还参加过79、81两届高考，每次都达到录取分数线之上，但实际上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小。最后，还是建行系统1983年首次招考干部专修生时，我考上了。所以，我人生的最高学历是大专。
 
王美今（中山大学）：恢复高考被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文革后千疮百孔的中国百废始兴，首先就是在这里打开突破口的，其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对于我个人，文革开始时正念高一，之后的十二年里因不断地梦见上大学而被人笑话为“书痴”；当我自己也彻底感到绝望的时候，1978年的高考让已近“而立之年”的我走进了大学课堂。真有重生之感！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恢复高考启动了中国社会长期僵化的纵向流动机制，使千百万平民百姓弟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入社会高阶层级，它是中国人才辈出、社会良性动态循环的关键举措。现在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类似四十年前的决定性时刻，不进则退。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改变命运，中国需要类似恢复高考的重大改革来凝聚人气，为整个社会提供积极向上的力量。
 
当务之急，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鼓励体制内外人才大流通；要减少社会流动的障碍，改善社会上升通道，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总之，要给民众，努力方向和奋斗的动力。也许下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取消户籍。
 
刘建森（徐工集团）：恢复高考给读书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给社会阶层流动带来动力。高考使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命运，改变了农村人对读书的观念，从而改变了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高考虽然弊端很多，但仍是目前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巫强（南京大学）：改革开放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激励机制，最大的社会效益就是能让每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人生，恢复高考无疑是实现改革开放目的和社会效益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谭江涛（三峡大学）：目前的高考制度虽然有缺陷，但是至少给了每个人，包括当年那些出生成分不好、但是努力上进的有志青年改变命运的机会，其重要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相比较而言，而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主要看出生，拼关系，演变到最后一定是历史上腐朽没落的九品中正制。
 
倪敏（硅谷创业）：停止高考其实停止的不是人才选拔，而是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陈东（南京大学）：恢复高考，其实是伟人内心最深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对中华民族未来前途的呼唤。有人说中华民族命运多桀，但也命好，每到关键时候总有伟人出来，我认为从历史的长河看，无论怎么样形容邓公恢复高考制度的伟大作用都不为过。
 
王修志（广西师大）：作为一个未曾经历当时情境的晚辈，我的观点是：恢复高考，直接意义在于发现了人才，发展了教育，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其深层次的意义则更在于解放了思想，启动了改革，改变了家国命运。认清方向，排除万难，突破利益束缚，推进改革，这是“恢复高考”之于今天的最大启示，也是最大期待。
 
李锋（江苏省经信委）：对于国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机制。对于每个个体，高考是改变命运、认识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最重要途径。可以说，改革开放这40年，高考应该是最重要的改革。
 
于春晖（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过去的高考正是我们个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与祖国和时代一同成长与进步的制度支持。
 
杨志勇（中国社科院）：高考改变了多少个人的命运，也扭转了国运。十年积聚的人才有了更多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机会。高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让社会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张声旺（南大镇江校友会）：恢复高考是对文革教育路线的终结！77年恢复高考造成大学学堂几代同堂的景观却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真是要感谢对邓公为学子们、为中国的教育路线的转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反思四十年之教育，正因为厉以宁教授提出教育经济学始，对教育经济的研究曾一片繁荣，可惜的是教育经济的研究转向了可悲的教育产业化的研究和实践。偌大一个中国，目前高考的模式尚难以替代，但应试式教育毕竞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存在着不公平之处，如地域、教育程度、指标分配等等。
 
产业经济的发展是奠定国家财富和富裕民生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最多就是产生GDP，做实产业、扶持企业、降低税负、精兵简政，大幅压缩行政支出，将国民财富的再分配更倾向于民生和社会公平，应该是下一轮改革的可取方向。
 
谈镇（江苏省委党校）：中国人生轨迹在于两个移动:人生的纵向移动（现在空间越发窄小）和横向移动（表象繁荣根子没变），前者是高考，后者是户口！
 
蒋青云（复旦大学）：高考让农村青年第一次享受到人生的公平待遇，唤醒了一代人对国家的挚爱，由此激发的生产力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刘根荣（厦门大学）：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全面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改变了无数寒门学子的命运，更是使得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伟大的复兴之路。
 
沈志强（建信信托）：很庆幸出生在这个年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人类益寿。通过高考，改变了我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而后跟上了每一次的进步与变革。
 
宋常铁（新华网）：教育是动物世界繁衍进化的武器，高等教育是人类创新进步的源泉，机会均等、程序正义，起点在教育公平。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科研所）：高考，让寒门学子有了升的希望，生的激情。他们的命运，他们家庭的命运，他们家族的命运，因为高考而改变。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纪念文革后恢复高考四十年，我们是第一年毕业生和受益者。邓公拨乱反正的人才战略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振兴的大幕。
 
我们现在的改革有很多弊端，例如：市场端相对开放，但房地产市场是高度行政化的；资源端是政府与国企间流动（怕腐败嫌疑），缺乏资源供给的公平市场；生产端是人力、成本、资金、税赋多重压力无法翻身；国际端存在世界经济、制造成本、外汇控制等……现在关键问题在于中央（特别是核心）的思想决断。当年如果没有邓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就没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和全国的层层自觉推动，也就没有这几十年的改革成就。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如果能够进一步让高考的招生制度彻底摒弃地域歧视，真正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那将与邓公一样功不可没。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高考是一个比较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制度，能让几乎所有的人得到所期望的。今天的经济社会改革设计应该吸收高考制度的经验。
 
司增绰（江苏师大）：高考给了农村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一个正式通道，真正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未来。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农村的孩子考上中专就能有非农业户口，考上重点大学就能落户城市，给了农村学子憧憬的机会。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40年前的高考改革让寒门学子时代弃儿有了上升的空间和为国效劳的希望。我当时在苏北的一家医院当清洁工，这个医院是从南京搬过去的，在苏北交通不便，家人分离，全员职工都很苦闷觉得再也不能回到城市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院职工都来恭贺，发自内心的恭贺，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果然其后数年大家纷纷回到了城市。
 
孙军（淮海工学院）：希望下一步能够思想市场繁荣，真正尊重人才，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陈志龙（新华社）：期待国家在人才战略上重启关键性改革，期待革命性改革再出发。
 
王洪飞（金科股份）：高考制度最大的贡献是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公平与正义。
 
崔卫东（蓝鲸咨询）：恢复高考，是大样本、高福利、高效率、高秩序的改革。大样本是近3000万人参加不到1%的角逐。高福利是跳龙门、转户口、找配偶，甚至改变人生轨迹。高效率是很短的半年，实现从方案设计、资源组织，到实施完成。高秩序是公平、公正，考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几乎人人平等。期待国家5-8年有一次如此简洁可行、惠及百姓、震撼人心、改变社会的改革。
 
汪德华（中国社科院）：恢复高考这一重大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恢复高考对改革方法论的启示：一是恢复高考意味着以高等教育为龙头重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二是恢复高考意味着以分数这一单一标准替代以往的多标准选拔人才。三是恢复高考是对过去错误政策的拨乱反正。
 
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看，今天依然要重视恢复高考的成功经验：在错综复杂形势中，要抓住聚集人心的改革龙头；任何希望以多标准选拔或考核的政策都需慎重；对于违背规律的错误政策应及时拨乱反正。
 
杨锐（苏州大学）：当时的高考改革是体现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它至少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但是中国的复兴却是几代人的事业。然而，当前各阶层，一方面不尊重知识的价值，另一方面却在追逐学历的光环。当年高考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已经被人们追求钱和追求刺激欲望而被极大削弱甚至抑制了。在当前的众多改革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其中，需要把高校回归到真正育才的方向上去。取消各类官方评估，取消不必要的人才头衔。
 
孙东（南京审计局）：90年代中期高考的，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扩招。真的是改变命运，从东北一个小县城考到南京，留在南京。在当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高考几乎是离开小县城唯一的机会。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年父辈读书时遇到文革，遇到上山下乡，学习被迫中断。将学习的希望和要求给了下一辈。正是因为高考，我们才能选择现在生活的城市——南京，一路读书才选择现在的热爱的职业——教师，才能在大学遇到自己的爱人。所以，高考于许多人而言，是遇人，择城，终老的有效路径之一，说不上多么高大上的道理，但是高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老师期间，带过很多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生，他/她们通过高考脱颖而出，不仅改变个人的一生，也将影响家庭的命运。在此之上，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也即凸显，因为他/她们的就业创业机会和环境将影响其他家庭的选择。公平公正公开的高考，也应该延续到其他的地方，给更多人再次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杜宇玮（江苏省社科院）：无论是高考改革还是当前所需的经济改革，都需要有一套公平的规则约束。不同的是，高考选拔的公平之处体现为一份试卷，强调的是正分；而经济改革的公平之处则需要有一份清单，但强调的是负分。
 
张少军（厦门大学）：高考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才华和勤奋改变命运，而不再受制于出身。希望今后改革可以让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公平获利。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恢复高考可以说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人，直接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使得社会重视人才教育，为我国改革开放积累了人力资本，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恢复高考可以排在贡献率第一位置。
 
张晓东（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无高考，无天公抖擞降人才，无知识改变命运，此一时。唯高考，唯高分取人路一条，唯考试决定命运，彼一时。坐而论道是非，莫若深入研究人才辈出新机制。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中国改革开放已快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暴露的不足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成就是促进了知识的迅速增长，最大的不足是道德的快速滑坡。而高考是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制度设计。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邓公恢复高考，带来了科技、人才的春天，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注入了空前活力、强大动力。恢复高考毕业的前几批大学生，又符合干部“四化”标准，快速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治国能吏。实践证明，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大都是恢复高考前几批参加工作的，在主导着中国。
 
当下呼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进一步加大中国教育改革力度，推进“双一流”建设，为中国梦培养本土化人才，为中国崛起提供人才保证，或许迎来人才的又一个春天。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高考是一场存量改革、体制内改革，邓小平多次说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但邓之后的改革大多是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由此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的累积，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改革越走越难。现在需要发挥邓小平留下的改革精神，在一些关键领域大胆突破，进行颠覆式创新，以此开创新局面。
 
闫凌竹（基金）：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但感觉最近十几年区域失衡情况也在加剧：老家所在的苏北徐州市睢宁县一中，90年代出过全省文理状元同现一中的盛况，2000年以前每年都考上几个清华北大的，但之后，逐年减少，目前最好的只是二本。优秀老师、学生逐步流向苏南，现在县里富裕家庭都尽量把娃送到徐州市里或南京上中学。
 
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恢复高考是恢复了中华文明延续之根。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恢复高考是社会正义的复归和民族振兴的“千年大计”。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恢复高考是对某种“运动”式制度的自我救赎，是制度公平的一种负责任历史诠释，唤醒了民族奋进基因和文化自觉。
 
踪家峰（南开大学）：高考不仅是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是阶层固化的腐蚀剂。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恢复高考是当时中国恢复公平正义的最大体现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最大举措。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高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福利，这个福利又衍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福利，并继劳动力红利（第一波红利）后形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波红利：人才红利。未来希望高考制度朝着“宽进严出”的方向去改革优化，建设人才强国。
 
翟太煌（山西证券）：恢复高考，从某种意义上是恢复个体尊严。恢复高考40年，实际上为中国的改革开发的长足发展，包括未来的崛起，储备了知识和人员的基础准备。
 
周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现在的教育需要一场新的改革：一是教育过程的改革，二是人才使用的改革。
 
朱新聪（海尔）：科举制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推动是隐性的但是可以说最重要的，恢复高考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更是无以复加，对我这样的个体来说更是改变命运。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元，但高考的重要性还是无可替代，希望高考改革越来越深入。
 
文字整理：查婷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