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议发起、单豪杰博士主持的关于“如何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讨论在线上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
1.金融风险来源于实体经济的低迷或者实体经济改革的缺位，因此，需要系统地设计改革的路径，统筹协调多部门共同参与；适度弱化经济增长目标，为经济结构转型与金融改革创造有利的空间；
2. 在改革过程中，需要找准政府的定位，应当在市场监管、产权保护、退出机制等维度上完善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比如破产法等），而非以经济主体的身份过多干预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3. 要注重政府与市场的沟通，积极采取措施提振市场信心，精准改革，从根源上消除或者弱化扭曲，借助市场力量平稳推进改革，避免一刀切或大跃进式的政策；
4. 要建立改革方案优化的长效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外部咨询专家，优化方案设计。完全依靠内部人员研究设计，缺乏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容易造成预期外的不良后果（如2015股灾期间的熔断机制）；
5. 政府不需对可能的金融危机过度恐惧，要让市场自己来教育市场的参与者，要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解决危机。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交易和操纵市场。大陆法系要查你，需要证据。证据，怎么找，是个大问题？成本很高。英美法系，不一样。如果怀疑你有内幕交易，判例和法律要求你自己证明没有内幕交易。你自己不能证明，那，你就是内幕交易。
我的建议是：中央成立证券(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最好是习主席兼任组长，以显示党中央对证券市场改革的支持。强化监管及清理，政府经济相关部门的干部及亲属，不得参与炒股，防止内幕消息。证券监管部门的人员，离开后五年内不能参与证券市场业务，旋转门必须控制。证券市场的扩容及新发股票公司，必须要与市场过去相关行业的表现挂钩。行业不成长不盈利不发行。三年不盈利的公司，必须退市。同时要对企业主要人员进行审计和刑事调查。大小非解禁，及新发股的规模，必须与股市总规模或者行业规模以及过去三个月或半年的行业增成长率挂钩。不增长，不发行。必须要强化分红。以三年为1个周期，比例不能低于利润的50%。强化财务造假的惩罚。和驾照一样实行积分制，累计扣分十分，必须退市。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关于股市提振提几点想法：
一是取消股市扶贫，回归资本市场的本真。
二是把握好股票供给的节奏，特别是新股上市、减持、定向增发等，需要强化入门门槛构筑，提升股票发行质量，杜绝圈钱行为发生，并承担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
三是取消部分印花税，特别是对于散户（按照合并账户计算），如果成交额在10万以下的，免除所有税费，对成交金额大（比如1000万以上的）、盈利多的散户及机构投资者，严格按照股票交易规制进行税费管理。
四是强化动态监管机制，构建证监会、证券公司、中小股民等多层次、全方位参与监管的社会治理模式。
五是推行股市监管负面清单化，列出负面清单，谁触碰谁付出代价，甚至要付出退市的代价。
六是尽快制定退市制度。
倪敏（硅谷创业）：
在当前的形势下，只能让市场更公开透明，增加作假被索赔的成本。美股个股一旦暴跌，就会有律师主动寻求投资者加入，进行团体诉讼，不知道这种对A市有没有借鉴意义。
既然很多人都认同股市中有很多利益集团，那引入新的法律群体，相当于博弈中多引入一个参与者，能不能把利益集团打散呢？或者说，以前靠作假赚钱，以后可以靠打假赚钱。
刘根荣（厦门大学）：
解决财务造假以及垃圾股退市问题是股市制度建设的核心。股市要有良好的新陈代谢机制：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严峻刑罚，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采取零容忍。
严格垃圾股退市制度与新股发行制度，实施可预期的总量动态平衡调控，根据经济增长速度控制新股发行量与发行节奏。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无节制超发垃圾新股、对垃圾企业缺乏大小非解禁的严厉限制、没有严厉的退市制度平衡供需关系，这三点是中国股市长期大熊市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反对发新股，认为它是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功能，但是我们反对不跟退市挂钩的无节制乱发垃圾股；我们不反对企业大小非解禁，但是我们反对没有把实体经济做好、没有对股民有回报的垃圾股高价解禁；我们不反对企业在股市里运作融资，但是我们反对垃圾企业、违规企业一直呆在这个市场，污染了股市环境、降低了上市企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泡沫化程度。
把新股发行与退市挂钩的动态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滥发新股问题。解决大小非解禁的具体问题，可以运用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如所周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明知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政府、企业或社会的目标？马斯金认为，机制设计者由于缺少关键信息，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最佳结果，所以只能间接通过机制达到最佳结果。而机制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贡献了必要的信息，从而最终达成最佳结果。具体就是：把每年的IPO指标拿出来拍卖、谁承诺的加权平均的减持年限最长，就给谁先上市。这一机制设计办法，能是有效的解决减持无法控制的头痛问题。未来解决这种方法报高价的弊端，按照马斯金理论，可以采取报价第二的企业中标，就不会乱报高价，也不会报低价。IPO用这种拍卖方式解决减持问题，会不会出现中国的好企业肯定去海外上，不在国内玩了？最起码现阶段不会。因为企业在A股溢价更高、为什么不玩？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从国有上市公司看，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资本持比例上看都是资本市场主力军。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路途漫漫，尤其是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仍然处于探索中，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也是方向。混合资本还没有根本突破。从资本退出渠道看，减持退出、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等办法仍需完善与优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一行三会看，证监会最应该自我改革。从近期的几位证监会主席任期都是两年左右。结合修改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把证监会也要框定起来，回应股民及老百姓关切问题。
关于上市公司分红。上市公司分红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证监会已发相关文件。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说几句。仪式，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应按照会计准则做出来的，不是根据上市公司融资需求而包装出来的归母净利润。由于会计准则本身的弊端，或许会计净利润数额较大（据此测算静态市盈率），可是现金净利润很少，无法分红或者说根本分不了红，如江苏某一上市公司，每年只分红几分钱，分红的钱都是银行贷款。许多动态的预测归母净利润，大都是券商分析师自吹自擂出来的。其实企业在推进全面预算管理，自己的盈利预测企业财务总监都测不出来。券商凭什么能计算出来呢？有的建议说要要强制分红，难道这不是杀鸡取卵吗？上市公司没有创造出那么多利润，凭什么强制分红呢。所以，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分红从近几年时间看也是无解，无法平衡各方面利益。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
打铁先得自身硬，首先对监管层要从严治理。保证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性，不能随便出政策，更不能以领导人的讲话代替政策。其次，要对上市公司上市前加大监管力度。造假上市不只是拟上市的公司，涉及会计师律师等机构的共同参与；对上市后的监管，对违规者严惩不贷的同时，要强化退市机制。
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提高上市企业质量是搞好股市的根本。目前，质量差的企业通过非法手段上市的积极性在于上市以后通过减持获得暴利。最有效的办法并不在于审批和监管，这很难解决上市企业与监管部门、股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质量不好的上市企业获取暴利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减持股份，那么监管的重点应该主要放在上市公司的股份减持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在减持前必须公告，解决其与广大股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对于造假上市的企业必须直接退市，全额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对于大股东及有关中介机构不仅要倾家荡产赔偿，而且要让主要责任人牢底坐穿。
王修志（广西师大）：
主要观点：
1、在强化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大势的背景下，必须更加重视基于规范、透明和“三公”规则的市场投资功能。
2、监管缺乏系统性、方向性、科学性的指导思想和理念，监管功能性紊乱和自身监管缺位是市场乱象的主要诱因。
3、监管体制改革和监管层角色职能转型是修复市场功能的突破口，要加强监管层监管和规范，也要加强监管层教育。
4、以社会公众监督、造假惩处、宏观调控为抓手提升IPO准入水平，以违规惩处和风险信息服务为抓手规范交易行为并增强投资者信心。
5、高度重视市场系统风险，尽快构建融合创新的系统风险防控体系。
一、廓清市场功能关系逻辑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股票市场的根本职能，是设立市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设立之初至今，我国股票市场的职能主要表现为融资功能。在新常态和新旧动能转换期，重点就是要发挥融资功能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阶段性看，进一步强化融资功能是决策必然。
但是从逻辑上看，股票市场是一个资金所有者基于投资获利动机而参与的市场，融资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投资功能为前提。投资功能是水，是土壤，是基础；融资功能则是鱼，是树，是高楼。弱化甚至丧失投资功能，则融资功能就成了无水之鱼，无土之木，空中楼阁。因此，投资获利才是这个市场永续发展的源动力。投资功能的弱化，必然加剧市场投机行为，加剧参与者违规冲动，由此形成逆反馈恶性循环。
二、廓清监管层角色职能认知
在股票市场，监管层就是政府的代表。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应的是政府行政体制机制改革，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作为以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试验田，股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首当其冲，监管层角色和职能转型应该成为突破口。具体而言，在改革大势下，股票市场监管层须明确双重角色和双重职能。
在角色认知上，监管层是监管者，但更是服务者，而且首先是服务者，归根结底也是服务者。做好了服务者，才能更好地做好监管者。
在职能认知上，要行使监管职能，但更要发挥服务职能。服务职能主要包括：（1）对融资者服务——打造良好的融资平台，构建畅通的融资渠道，营造“三公”融资环境，提供丰富的融资工具。（2）对投资者服务——打造规范的投资平台，提供公开透明的投资规则，提供及时准确的系统风险预警信息。监管职能则主要集中于：（1）违规行为监管惩处——从发行上市到市场交易到退市处置等各环节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处；（2）系统风险防范与化解——开放条件下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三、监管乱象是市场乱象的主要诱因
与笔者的上述认知不同，当前监管层对自己的角色和职能认知也非常清晰明确。2016年3月5日，刘士余履新证监会主席后首度发声，表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管，而他的监管思路很明确：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只有监管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顺利实施。2017年全国两会前夕，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刘士余进一步明确表示：“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监管，如果说还有第二任务，也是监管，第三任务还是监管。”对此表述，笔者认为这是证监会“乱市重点”的非常举措，客观上反映了20多年来股市的积弊沉疴。
纵观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20多年的发展历程，遍及从发行上市到二级市场交易的各环节可谓一直乱象丛生。欺诈上市、操纵市场、高送转+减持组合牟利、退市难、重组乱象、定增乱象、虚假信息乱象......，手段、花样层出不穷。从系统性风险看，从1996年实施涨跌停板限制以来，在短短20年间，A股市场已上演至少三次大的股灾，千股跌停、大盘跌停、千点暴跌等现象世所罕见。与此同时，A股市场在同期几乎成为实体经济的“反向晴雨表”，A股市场的扭曲程度冠绝全球。市场乱象的主要诱因，恰恰源于监管层自身的监管乱象。这主要表现在：
缺乏系统、科学的监管指导思想和贯穿始终的监管理念，导致监管功能性紊乱。如前所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这是我国股票市场的根本职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能苛求规则体系一步到位，这个市场的发展必定是一个不断摸索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从市场设立之初，就迫切需要方向性的指导思想，需要一个一代代监管者传承的监管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市场风浪和挫折面前方向不变，路线不变。遗憾的是，这个指导性的思想和理念事实上是缺位的，由此造成市场功能性紊乱，修复成本极高。
监管制度和规则建设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制度缺位与规则失效并存，乱作为、不作为、违法乱纪并存。梳理20多年的监管制度和规则，可以看到监管层也并非无所作为。但是，这些作为多半是应急之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常态，甚至出现“头痛医脚”等乱监管现象，实质是乱作为，并未从源头上反思并予以治理，股灾3.0时的熔断机制即为典型。与此同时，监管制度和规则对市场不对自己，没有对监管层监管人员和行为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从证监会高层、各处室到地方证监系统，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
四、以监管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功能修复的建议
1、监管层监管与规范。当前的市场乱象，与监管层行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乱象之源。这些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违规违纪”的行为或者不作为；二是“合规合纪”但不合市场规律的乱行为。为此，首先要严法严纪，严厉惩处监管层违法乱纪行为，——其身正，其令行。其次，要启动并加强监管层业务教育，通过体制内外人员流动优化监管层业务素养。
2、融资环节。首先，要服务于服从于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和企业创新发展这个大局，在IPO和增发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既严控质量观，又要考虑产业、行业的特殊要求。其次，要更多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对IPO企业信息披露要求更充分更严格，近三年财务信息披露的规定要予以调整，如延长并扩展至企业成立以来的重大经营决策信息。第三，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查处力度，设置造假者禁入门槛。3、交易环节。规则服务、信息服务与违规查处并举。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交易规则，尽快论证完善并适时推出T+0交易规则；对涨跌幅核查的规定要匹配，不能只查涨幅不查跌幅。二是设立公益性的官方投资者信息服务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及时、充分、权威的市场信息、政策信息。三是严刑峻法查处违规交易、违规信息发布。
4、系统风险防范与化解。伴随着股票市场开放度日益提高，要确保股票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监管层必须高度重视市场系统风险。建议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市场的系统风险防控体系，充分论证并尽快构建起系统风险防火墙，如明确推出股市调节基金，以更规范的方式稳定市场预期。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觉得资本市场根本的任务就是筹资、融资。我国股票当前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过度使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导致市场激烈波动。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市场法则。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市场手段纠正市场问题。
一是可以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可以进行逆周期的操作。
二是加强股市信息的监管，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违规的，欺骗股民的假信息从重惩处。
三是把好上市公司的质量关、退市关，控制上市的节奏，控制股市整体规模，不透支市场能力。
四是加强股民教育，提高股民风险意识。
刘晓昶（华泰证券）：
1、建议IPO发行的企业数量、募资金额与市场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建立反向自动挂钩机制，形成市场预期，减少人为干涉。市场越火爆，指数越高，IPO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额越多；市场越低迷，指数越低，IPO发行数量和募集金额越少。
2、对于业绩持续亏损的上市企业，建立有序的退出机制，使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最终达到进退平衡。使资本市场始终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最有前景的优质企业的集合体。
3、建议日常监管政策长期保持中性，监管尺度坚持长期不变，不能一时宽松，一时严管，避免资本市场因监管尺度变化而大幅波动。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可考虑得更加精细周密，包括跨市场协同监管。结合法治手段，对违法行为给予严惩。
4、鼓励上市企业分红、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可与税费减免等措施相结合。
张程（江苏证监局）：
欺诈、造假的必须退市并加大赔偿、惩戒力度。亏损的不见得非得退，退市的概念千万不要搞混淆了，不是保证业绩好的公司留下，业绩差的退出，而是监督其信息披露的质量，因此，在对市场改革提建议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买者自负”这个原则，当然，前提是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
1、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的认识。以极大的勇气和耐心不断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坚决摒弃赌场论、无用论、可用可无论、推倒重来论。资本市场在经济调节、资源配置、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财富分配、激励机制、社会生活调节和社会矛盾缓释、经济社会综合蓄水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2、国际化、相对稳定、法制化、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要有程序的正当性、广泛的参与性和专业的严肃性，不要搞朝令夕改和半夜鸡叫，也不要因为市场的波动而随意修改游戏规则。
3、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的方向和重点。其实证券市场只有几个极其简单的环节：公司上市、上市交易、退市。制定并监督执行好上市条件和规则、信息披露、交易规则、退市规则就好了。特别也只需要对于财务造假、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等行为实施严刑峻法；对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的自有证券买卖行为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以维护公平；建立并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就好了。当然任何制度和法律所制定的标准不能随意改变，更不能因为政治、社会、舆论或其它原因而追溯以往不规定为犯罪而现在规定为犯罪的情形。而我们当前监管的重点却不在这些方面。而在非常具体的交易细节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对市场水平的调节上动用了大量的资源。比如现在对于市场短期波动大于3%都有大数据监控，对于什么行为构成市场操纵，并无严格的量化标准，定性的随意性比较大，具体这些方面可能专业律师可能比我们更清楚。国际市场上没有涨跌停板制度的国家，股票价格动辄日波动超过30-50%的现象如何定性，有待司法解释。另一方面，没有必要在市场价格水平的调控上耗费过多的监管资源。价格和指数由市场交易主体共同确定，不是监管的取向和重点，不能因为指数的变化而随意修改证券市场基本的法律法规。
4、国家队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公正。这里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背景。但国家队因为具有无可比拟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和政策优势，经常性的在市场上高抛低吸割韭菜。既损害了市场公平，又为部分内部不法人员牟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5、监管者也要严守监管的边界。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底线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监管的归监管，市场的归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正常参与行为，只要没有突破法律法规的边界不要过多过滥的干涉和监管，也不要主动引导甚至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对于市场共同选择的价格水平可以选择合理的引导甚至窗口指导，但不要因此改变游戏规则。
6、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角度加强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会所、律所、市场评估评级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等第三方机构一方面要严刑峻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券商、基金公司、资管公司等持牌机构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对新型市场主体比如私募基金、财富管理机构等要参照国际惯例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大型投资机构，优化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理念。对各类国有主体参与市场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等。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建议对部分企业试行一种中国和美国（或英国）同时上市的注册制。这种方法要求企业自己申请在美国（或英国）主要交易所上市，一旦成功，自动或简单审批就可以在中国上市。就这个企业的股票，开通沪（深）纽（或伦）通，中国和国际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如果在美国转到OTC，必须同时在中国转到三板；如果在美国退市，必须同时在中国退市；如果在美国私有化，必须同时在中国私有化。如果在美国被起诉并被判赔偿，必须对中国投资者赔偿同样数量的金额。如果一时做不到在美国（英国）上市，可以要求企业在美国（英国）主要交易所发行ADR作为过渡。
沈志强（建信信托）：
关于资本市场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是稳定市场预期。“股市是经济晴雨表”，但近几年监管政策频出，监管力度波动较大，在整体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未有大的变化前提下，股市波动较大，失去了所谓“晴雨表”的作用。建议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市场预期管理机制，推动股市平稳健康发展。如：管理层适度发表稳定股市的言论，监管层对股民关心的问题及时作出解释和表态等。
二是研究多市场联合管理的可能性。中国的证券市场制度体系建设取经于港交所（个人揣测），但为何港交所的交易未出现大陆交易所的种种乱象，是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的问题，还是管理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个简单但胆大的模式就是尝试港交所并购上交所、深交所，既然自己人不太会管，换个职业经理人来管或许是个思路。
三是继续做好投资者教育。此项工作实际上早就开展，但从近年来看，效果不明显，买者自担的理念未被大多数投资人认知，导致“赚钱自得、亏钱发牢骚”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微信等交流工具大量使用后，群体交流易发生情绪失控事件，导致部分投资人把责任上推。建议监管层及证券经营机构要继续大力做好投资者教育，使投资人真正拥有“买者自担”的心态，理性看待股市涨跌。
吴学军（金泉投资）：
国内股票市场历来是熊长牛短，这与市场基本制度建设不完善是严重分不开的。问题有很多，监管部门每年也在修修补补，但改革的力度还是无法满足市场预期。而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正在实施事实上的注册制，不免令人担忧。毫无疑问，注册制是改革的方向，但与其配套的退市制度建设却没跟上。当前退市制度改革阻力很大，建议遵循改革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这一原则，从ST股退市改革着手，取消ST制度。因为在我看来，ST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风险警示作用，反而无形中助长人的投机心理。对于现有存量ST股，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建议继续按老办法处理；对于新的连续亏损或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建议直接退到新三板市场。投资者如果仍想投资被警示的公司，必须先满足新三板开户的资产要求。这对广大散户投资者既是一种风险教育，也是一种保护。
左健伟（政府办）：
中国股市搞不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新股发行的垄断，这种垄断使得股票成为稀缺资源，稀缺就会高估，从而造成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都呈现高估状态。这种高估状态，又导致大股东都有减持冲动，源源不断的抛压使得股市苟延残喘。在高估情况下，退市几乎只有政府指定，而非企业行为。只有破除新股上市限制，上市全流通交易，破除估值高估，当仙股遍地，大股东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其极低股价甚至影响其融资资信时候，才会选择主动退市。这个时候，中国股市才能走向成熟。只是这个过程的代价，极其惨烈，就是现在的股市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特别是中小创的高估值股票。
卞华舵（和灵资本）：
首先要扩展和创新资本市场的功能。包括完善市场价值发现功能、融资功能和投资的功能，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重融资轻投资，整个导向有严重的偏离，由于投资人投资股市不能获利且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大大影响投资人的参与度和满意度。由于资本市场管理和监管的不规范，整个资本市场缺少透明度缺少公平性，所以根本无法体现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功能。目前上市审批、过程监管、游戏规则，都必须要进行创新，功能要完善，比如做空机制、比如打通国内国外的资本市场、比如再融资，不能一有问题就关门一有问题就退缩。
第二，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对不法分子的严惩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有进有出，特别对劣质公司要迅速让其退出资本市场。
第三，要从根本上去除行政化政治化的监管思路。企业上次融资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所有的监管方式都应该是市场化的，上市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简直是一场豪赌和生死劫，不仅需要大量的隐性成本，而且一切不可预期，大量企业死在上市的路上。其根本原因是行政化程度太高。
孙军（淮海工学院）：
我认为目前管理层也意识到了资本市场的作用，但在操作的过程中坚决不能以牺牲普通、大众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不能以割韭菜来解决经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来讲，赋予证监会更多的权利，坚决打击各类违规者，尤其是坚决杜绝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是与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是完全吻合的。在快速IPO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让垃圾股退出市场与支持实体经济是并行不悖的和互相促进的。这一方面要求，在IPO的过程中，尽量让市场去发现企业价值，通过机制设计让市场发现企业市场价值，而不是通过证监会认证，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IPO的高溢价和资本市场的萎靡；另一方面要让对于造假者、市场不认可者，在资本市场中失去价值，不能以继续兼并重组等行为继续在市场中生存，坚决杜绝此类行为。
陈东（南京大学）：
我简单从投行的角度说下对中国股市的几点建议：
1、好企业就应该有高估值，差的企业就应该退市
目前中国A股IPO审核和监管的力度应该是实际上最为严格的，没有之一。其实现在这种审核态势下，几乎不可能有财务造假的企业上市，这就保证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但是上市以后呢？就好比一个学生高考考的很好，进入名牌大学就一定能成才吗？中国A股也存在严进松出的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有财务造假或者上市公司没有规范运作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发现了就退市，提高退市企业的数量，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这是股市长期稳定发展最根本的基础。
2、严防冲上市业绩指标的“真实性造假”和“数字性造假”
企业上市后业绩变脸原因很多，既有“真实性造假”也有“数字性造假”。前者意思是：为了上市冲业绩，报告期内放松信用政策，去拼命扩大销售收入，上去以后就开始失去扩展动力，只想减持走人。而且报告期内这种做法会增加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也会吃掉很多利润。后者是指会计不规范，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没上市前研发费用基本上不敢资本化，全部费用化，上去以后基本都是资本化。一些该进成本的不进成本，进费用，影响毛利率水平，带有欺骗性质，等等。
3、合理控制IPO供给，放开首发定价
IPO多少和支持什么样的企业IPO不能拍脑袋决定，需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经济发展方向确定合理的量，合理的方向，让市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不是有数量“恐惧症”，以及变成传统和过剩产业的集中营。另外，炒新股的问题一直存在是因为新股定价机制的问题，每个企业都是不超过23倍市盈率发行太不科学，高科技企业本来100倍市盈率发行，非让人家23倍发，能不连续涨停吗？所以，要严控不正当减持套现，而不是控制发行市盈率，可以放开首发定价，不同企业市场定价一次性出清，可以解决打新股问题。
4、应该把股市打造成最本真的市场经济实验田，去除任何其他非经济功能
中国的股市应该是一个最本真的价值发现之地，国家对股市责任就是提供最严格最公平的制度环境，要把股市打造成绝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实验田，各类参与主体都可以在严格、透明、公平的规则下进行充分博弈。不应该让股市承担各类非市化任务，诸如“股市扶贫”之类的国家政策应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完成。
王丰（江苏东鋆科技）：
1.上市公司的高送转，应该有个制度：
时间（上市多少时间不能高送转）；盈利（达不到多少盈利的不得高送转）；方式（高送转是否应该提前预告）。
2.IPO的节奏问题：人为调控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无限量供给肯定会稀释市值。同理，供不应求也会抬高股价。IPO数量应该有一个量化计算方式，可以设置当下A股市场沪市、深市所有股票的市值为一个参考。下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沪市总市值超过设定标准的百分比，则沪市IPO的数量参照百分比标准相应加快。深市也同理。
3.市场化重组，市场的交还给市场。
王美今（中山大学）：
第一，监管不能选择性地对某种投资风格进行特殊监管。投资者只要遵守交易规则，就是合规合理的。应允许各种投资风格同时存在，百花齐放。作为监管层，应事前立法事后监管违规行为，而不是监管正常投资行为。例如，只要是遵守制度，拉升或卖出行为都表明了投资者对这个标的自身价值的判断，不应该要求投资者撤单。
第二，监管不能具有随意性。目前18个月才能再融资的政策一刀切不尽合理，很多公司靠增发进行新项目新产能实现内生式增长。再融资的间隔期应看其项目的合理性分别对待。不妨在定增也引入投行负责制，要求投行对再融资也和IPO一样负责，这样可以保证再融资不是骗钱，而是投入实体经济。
第三，市场是否合理不是简单看市盈率，要看其行业、看其成长性。新兴产业具有高估值的合理性。当年微软谷歌Facebook等的市盈率也曾达到数百倍，但现在已经成为每股最大市值的公司之一。IPO发行的问题在于，传统行业的公司IPO发行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不具备估值合理性，反而是新兴产业发行市盈率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如果新兴产业没有一定的高估值性，就不能吸引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
目前股市的问题之一是信心问题。股市是多方博弈的市场。股市机制的设计者就是其中的博弈参与者，而不是独立的裁判。这样的机制本身为“裁判”留出很大程度的干预市场的行为空间，也必然存在很多投机行为的空间。操纵价格，造假行为大行其道，受伤害的必然是中小股民。当中小股民信心缺乏退出市场之后，其它的博弈方失去了利益的来源，股市自然不会再有活力，即使是优质企业也会被“劣质驱逐良币”，市场的整体评价会越来越低。中国股市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内部的治理机制必然无法健康的发展。只有股市的制度是真正保护股民利益的机制，信心才会根本提升。而现在的制度是相反，“保护”的是上市公司，而不是广大中小股民。
邵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中国股市在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的条件下问世，带有先天的不足。目前的困境，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主要不在技术层面。根本的问题的是：（1）政府职能错位，监管层、国有企业、国有操盘手的关系不透明。（2）腐败问题，信息虚假、高管减持、操纵股市等问题，不是不好管，而是复杂的因素导致监管乏力。散户面对是监管层的不确定、上市公司的不透明、还有众多不守规则的出老千者，很难赚钱。
建议：（1）完善证监会，要有真正为股民信任的独立监管人、学者参加，采取适当的公众推举方式产生，重建公众信心。（2）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类似海关缉毒的专业强力部队，建立有效举报机制，并依法追究既往。（3）严格政企分开，国企领导尤其是参与股市的操作者退出决策层，不得利用信息优势与民争利。
黄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加快构建全开放多层次的股票市场是拯救中国股市的不二法门。
发展中国股票市场首先要解决合格上市公司问题这个基础而又关键的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股票市场核心问题是合格上市公司的来源。从1991年至今已经二十六年，历史上曾有按二十五年为一代的计算方法，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差不多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时间不短了，可是我们的股票市场依然没有重视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建设，依然没有建立起全开放多层次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
中国股票市场的另一问题在于缺乏层次，根本不考虑股份制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东北乱炖一锅煮，饿的饿半死，饱的撑半死，资源严重错配。 所以要加快建立能够满足不同层级股份制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的股票市场的步伐，要按照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来构建全开放多层次的股票市场。
从目前看，首先是大力发展产权股权交易市场。即解决所有的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的产权股权的转让问题。这个市场可以完全下放给各地（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主办，可根据情况向地市延伸设立，同时可以根据发展情况进行横向跨区组合。如以省为单位，数量都在10万家以上。
其次是大力发展柜台交易市场。即解决所有的未上市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的转让问题。这个市场应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主办，同样可以根据发展情况进行横向跨区组合。如以省为单位，按10%改制计，数量也在1万家以上。
最后是重点发展场外交易市场、证券交易市场和境外证券市场。即解决所有的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的公开上市转让问题。这些市场中，场外交易市场应灵活设置，可以是区域的，也可以是分行业的，还可以是概念的。证券交易市场主要维持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这里的上市公司应当从“小学”、“中学”、甚至“高职（或“大专”）”中挑选，不能再招“私塾学生”了。“留学生”的资格可比照证券交易市场标准，也可以避免境外对我国境外上市公司的指责。
多层次的安排对股票合理价格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作用。通过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大浪陶沙和价值发现，使其去泡沫化，为解决二级市场高市盈率创造条件。
总之从上市公司培育入手，通过多层次的分类指导，可以形成覆盖面广、包容量大、层次分明、相互衔接、共容共生的中国股票市场。
我一直在地方研究金融，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股票市场功能首先是为企业改革配套服务的，所以他不是赌场，要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看好者大多是不搞实业的人，只有他们不看好了，实业才踏实。就地方中小企业而言，还是非常需要的这个平台的。现在搞不好的几个区域性市场，核心问题在于定位，我走访过，他们都在想升级，想成为上海、深圳，所以没有出路。一些企业正因为现在有捷径可以走主板，所以也对这些平台不感兴趣，如果没有了捷径，你看他有没有兴趣！此外，证监会也有问题，只关注自己的上海、深圳，热衷于招私塾学生，对地方冲击很大，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不是做不到，而是认识不到位。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
根本问题是没有想清楚中国股市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的认知混乱：一是股市究竟是体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逻辑，理解为是为散户利益服务（最普遍多数人民利益），还是为利益集团服利益服务，比如官二代或少数金融利益集团，二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始终混乱摇摆，是为各级政府控制和干预GDP快速扩张服务，为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服务，还是为调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服务，三是如何利用产业政策激励自主创新途径的认知混乱，是利用包含大量腐败利益的固有产业政策和金融压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推进创新和结构升级，还是真正依靠法治机制。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
1.金融风险来源于实体经济的低迷或者实体经济改革的缺位，因此，需要系统地设计改革的路径，统筹协调多部门共同参与；适度弱化经济增长目标，为经济结构转型与金融改革创造有利的空间；
2. 在改革过程中，需要找准政府的定位，应当在市场监管、产权保护、退出机制等维度上完善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比如破产法等），而非以经济主体的身份过多干预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3. 要注重政府与市场的沟通，积极采取措施提振市场信心，精准改革，从根源上消除或者弱化扭曲，借助市场力量平稳推进改革，避免一刀切或大跃进式的政策；
4. 要建立改革方案优化的长效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外部咨询专家，优化方案设计。完全依靠内部人员研究设计，缺乏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容易造成预期外的不良后果（如2015股灾期间的熔断机制）；
5. 政府不需对可能的金融危机过度恐惧，要让市场自己来教育市场的参与者，要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解决危机。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交易和操纵市场。大陆法系要查你，需要证据。证据，怎么找，是个大问题？成本很高。英美法系，不一样。如果怀疑你有内幕交易，判例和法律要求你自己证明没有内幕交易。你自己不能证明，那，你就是内幕交易。
我的建议是：中央成立证券(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最好是习主席兼任组长，以显示党中央对证券市场改革的支持。强化监管及清理，政府经济相关部门的干部及亲属，不得参与炒股，防止内幕消息。证券监管部门的人员，离开后五年内不能参与证券市场业务，旋转门必须控制。证券市场的扩容及新发股票公司，必须要与市场过去相关行业的表现挂钩。行业不成长不盈利不发行。三年不盈利的公司，必须退市。同时要对企业主要人员进行审计和刑事调查。大小非解禁，及新发股的规模，必须与股市总规模或者行业规模以及过去三个月或半年的行业增成长率挂钩。不增长，不发行。必须要强化分红。以三年为1个周期，比例不能低于利润的50%。强化财务造假的惩罚。和驾照一样实行积分制，累计扣分十分，必须退市。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关于股市提振提几点想法：
一是取消股市扶贫，回归资本市场的本真。
二是把握好股票供给的节奏，特别是新股上市、减持、定向增发等，需要强化入门门槛构筑，提升股票发行质量，杜绝圈钱行为发生，并承担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
三是取消部分印花税，特别是对于散户（按照合并账户计算），如果成交额在10万以下的，免除所有税费，对成交金额大（比如1000万以上的）、盈利多的散户及机构投资者，严格按照股票交易规制进行税费管理。
四是强化动态监管机制，构建证监会、证券公司、中小股民等多层次、全方位参与监管的社会治理模式。
五是推行股市监管负面清单化，列出负面清单，谁触碰谁付出代价，甚至要付出退市的代价。
六是尽快制定退市制度。
倪敏（硅谷创业）：
在当前的形势下，只能让市场更公开透明，增加作假被索赔的成本。美股个股一旦暴跌，就会有律师主动寻求投资者加入，进行团体诉讼，不知道这种对A市有没有借鉴意义。
既然很多人都认同股市中有很多利益集团，那引入新的法律群体，相当于博弈中多引入一个参与者，能不能把利益集团打散呢？或者说，以前靠作假赚钱，以后可以靠打假赚钱。
刘根荣（厦门大学）：
解决财务造假以及垃圾股退市问题是股市制度建设的核心。股市要有良好的新陈代谢机制：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严峻刑罚，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采取零容忍。
严格垃圾股退市制度与新股发行制度，实施可预期的总量动态平衡调控，根据经济增长速度控制新股发行量与发行节奏。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无节制超发垃圾新股、对垃圾企业缺乏大小非解禁的严厉限制、没有严厉的退市制度平衡供需关系，这三点是中国股市长期大熊市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反对发新股，认为它是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功能，但是我们反对不跟退市挂钩的无节制乱发垃圾股；我们不反对企业大小非解禁，但是我们反对没有把实体经济做好、没有对股民有回报的垃圾股高价解禁；我们不反对企业在股市里运作融资，但是我们反对垃圾企业、违规企业一直呆在这个市场，污染了股市环境、降低了上市企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泡沫化程度。
把新股发行与退市挂钩的动态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滥发新股问题。解决大小非解禁的具体问题，可以运用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如所周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明知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政府、企业或社会的目标？马斯金认为，机制设计者由于缺少关键信息，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最佳结果，所以只能间接通过机制达到最佳结果。而机制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贡献了必要的信息，从而最终达成最佳结果。具体就是：把每年的IPO指标拿出来拍卖、谁承诺的加权平均的减持年限最长，就给谁先上市。这一机制设计办法，能是有效的解决减持无法控制的头痛问题。未来解决这种方法报高价的弊端，按照马斯金理论，可以采取报价第二的企业中标，就不会乱报高价，也不会报低价。IPO用这种拍卖方式解决减持问题，会不会出现中国的好企业肯定去海外上，不在国内玩了？最起码现阶段不会。因为企业在A股溢价更高、为什么不玩？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从国有上市公司看，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资本持比例上看都是资本市场主力军。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路途漫漫，尤其是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仍然处于探索中，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也是方向。混合资本还没有根本突破。从资本退出渠道看，减持退出、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等办法仍需完善与优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一行三会看，证监会最应该自我改革。从近期的几位证监会主席任期都是两年左右。结合修改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把证监会也要框定起来，回应股民及老百姓关切问题。
关于上市公司分红。上市公司分红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证监会已发相关文件。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说几句。仪式，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应按照会计准则做出来的，不是根据上市公司融资需求而包装出来的归母净利润。由于会计准则本身的弊端，或许会计净利润数额较大（据此测算静态市盈率），可是现金净利润很少，无法分红或者说根本分不了红，如江苏某一上市公司，每年只分红几分钱，分红的钱都是银行贷款。许多动态的预测归母净利润，大都是券商分析师自吹自擂出来的。其实企业在推进全面预算管理，自己的盈利预测企业财务总监都测不出来。券商凭什么能计算出来呢？有的建议说要要强制分红，难道这不是杀鸡取卵吗？上市公司没有创造出那么多利润，凭什么强制分红呢。所以，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分红从近几年时间看也是无解，无法平衡各方面利益。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
打铁先得自身硬，首先对监管层要从严治理。保证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性，不能随便出政策，更不能以领导人的讲话代替政策。其次，要对上市公司上市前加大监管力度。造假上市不只是拟上市的公司，涉及会计师律师等机构的共同参与；对上市后的监管，对违规者严惩不贷的同时，要强化退市机制。
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提高上市企业质量是搞好股市的根本。目前，质量差的企业通过非法手段上市的积极性在于上市以后通过减持获得暴利。最有效的办法并不在于审批和监管，这很难解决上市企业与监管部门、股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质量不好的上市企业获取暴利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减持股份，那么监管的重点应该主要放在上市公司的股份减持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在减持前必须公告，解决其与广大股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对于造假上市的企业必须直接退市，全额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对于大股东及有关中介机构不仅要倾家荡产赔偿，而且要让主要责任人牢底坐穿。
王修志（广西师大）：
主要观点：
1、在强化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大势的背景下，必须更加重视基于规范、透明和“三公”规则的市场投资功能。
2、监管缺乏系统性、方向性、科学性的指导思想和理念，监管功能性紊乱和自身监管缺位是市场乱象的主要诱因。
3、监管体制改革和监管层角色职能转型是修复市场功能的突破口，要加强监管层监管和规范，也要加强监管层教育。
4、以社会公众监督、造假惩处、宏观调控为抓手提升IPO准入水平，以违规惩处和风险信息服务为抓手规范交易行为并增强投资者信心。
5、高度重视市场系统风险，尽快构建融合创新的系统风险防控体系。
一、廓清市场功能关系逻辑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股票市场的根本职能，是设立市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设立之初至今，我国股票市场的职能主要表现为融资功能。在新常态和新旧动能转换期，重点就是要发挥融资功能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阶段性看，进一步强化融资功能是决策必然。
但是从逻辑上看，股票市场是一个资金所有者基于投资获利动机而参与的市场，融资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投资功能为前提。投资功能是水，是土壤，是基础；融资功能则是鱼，是树，是高楼。弱化甚至丧失投资功能，则融资功能就成了无水之鱼，无土之木，空中楼阁。因此，投资获利才是这个市场永续发展的源动力。投资功能的弱化，必然加剧市场投机行为，加剧参与者违规冲动，由此形成逆反馈恶性循环。
二、廓清监管层角色职能认知
在股票市场，监管层就是政府的代表。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应的是政府行政体制机制改革，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作为以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试验田，股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首当其冲，监管层角色和职能转型应该成为突破口。具体而言，在改革大势下，股票市场监管层须明确双重角色和双重职能。
在角色认知上，监管层是监管者，但更是服务者，而且首先是服务者，归根结底也是服务者。做好了服务者，才能更好地做好监管者。
在职能认知上，要行使监管职能，但更要发挥服务职能。服务职能主要包括：（1）对融资者服务——打造良好的融资平台，构建畅通的融资渠道，营造“三公”融资环境，提供丰富的融资工具。（2）对投资者服务——打造规范的投资平台，提供公开透明的投资规则，提供及时准确的系统风险预警信息。监管职能则主要集中于：（1）违规行为监管惩处——从发行上市到市场交易到退市处置等各环节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处；（2）系统风险防范与化解——开放条件下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三、监管乱象是市场乱象的主要诱因
与笔者的上述认知不同，当前监管层对自己的角色和职能认知也非常清晰明确。2016年3月5日，刘士余履新证监会主席后首度发声，表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管，而他的监管思路很明确：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只有监管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顺利实施。2017年全国两会前夕，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刘士余进一步明确表示：“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监管，如果说还有第二任务，也是监管，第三任务还是监管。”对此表述，笔者认为这是证监会“乱市重点”的非常举措，客观上反映了20多年来股市的积弊沉疴。
纵观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20多年的发展历程，遍及从发行上市到二级市场交易的各环节可谓一直乱象丛生。欺诈上市、操纵市场、高送转+减持组合牟利、退市难、重组乱象、定增乱象、虚假信息乱象......，手段、花样层出不穷。从系统性风险看，从1996年实施涨跌停板限制以来，在短短20年间，A股市场已上演至少三次大的股灾，千股跌停、大盘跌停、千点暴跌等现象世所罕见。与此同时，A股市场在同期几乎成为实体经济的“反向晴雨表”，A股市场的扭曲程度冠绝全球。市场乱象的主要诱因，恰恰源于监管层自身的监管乱象。这主要表现在：
缺乏系统、科学的监管指导思想和贯穿始终的监管理念，导致监管功能性紊乱。如前所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这是我国股票市场的根本职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能苛求规则体系一步到位，这个市场的发展必定是一个不断摸索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从市场设立之初，就迫切需要方向性的指导思想，需要一个一代代监管者传承的监管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市场风浪和挫折面前方向不变，路线不变。遗憾的是，这个指导性的思想和理念事实上是缺位的，由此造成市场功能性紊乱，修复成本极高。
监管制度和规则建设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制度缺位与规则失效并存，乱作为、不作为、违法乱纪并存。梳理20多年的监管制度和规则，可以看到监管层也并非无所作为。但是，这些作为多半是应急之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常态，甚至出现“头痛医脚”等乱监管现象，实质是乱作为，并未从源头上反思并予以治理，股灾3.0时的熔断机制即为典型。与此同时，监管制度和规则对市场不对自己，没有对监管层监管人员和行为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从证监会高层、各处室到地方证监系统，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
四、以监管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功能修复的建议
1、监管层监管与规范。当前的市场乱象，与监管层行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乱象之源。这些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违规违纪”的行为或者不作为；二是“合规合纪”但不合市场规律的乱行为。为此，首先要严法严纪，严厉惩处监管层违法乱纪行为，——其身正，其令行。其次，要启动并加强监管层业务教育，通过体制内外人员流动优化监管层业务素养。
2、融资环节。首先，要服务于服从于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和企业创新发展这个大局，在IPO和增发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既严控质量观，又要考虑产业、行业的特殊要求。其次，要更多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对IPO企业信息披露要求更充分更严格，近三年财务信息披露的规定要予以调整，如延长并扩展至企业成立以来的重大经营决策信息。第三，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查处力度，设置造假者禁入门槛。3、交易环节。规则服务、信息服务与违规查处并举。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交易规则，尽快论证完善并适时推出T+0交易规则；对涨跌幅核查的规定要匹配，不能只查涨幅不查跌幅。二是设立公益性的官方投资者信息服务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及时、充分、权威的市场信息、政策信息。三是严刑峻法查处违规交易、违规信息发布。
4、系统风险防范与化解。伴随着股票市场开放度日益提高，要确保股票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监管层必须高度重视市场系统风险。建议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市场的系统风险防控体系，充分论证并尽快构建起系统风险防火墙，如明确推出股市调节基金，以更规范的方式稳定市场预期。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觉得资本市场根本的任务就是筹资、融资。我国股票当前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过度使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导致市场激烈波动。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市场法则。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市场手段纠正市场问题。
一是可以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可以进行逆周期的操作。
二是加强股市信息的监管，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违规的，欺骗股民的假信息从重惩处。
三是把好上市公司的质量关、退市关，控制上市的节奏，控制股市整体规模，不透支市场能力。
四是加强股民教育，提高股民风险意识。
刘晓昶（华泰证券）：
1、建议IPO发行的企业数量、募资金额与市场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建立反向自动挂钩机制，形成市场预期，减少人为干涉。市场越火爆，指数越高，IPO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额越多；市场越低迷，指数越低，IPO发行数量和募集金额越少。
2、对于业绩持续亏损的上市企业，建立有序的退出机制，使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最终达到进退平衡。使资本市场始终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最有前景的优质企业的集合体。
3、建议日常监管政策长期保持中性，监管尺度坚持长期不变，不能一时宽松，一时严管，避免资本市场因监管尺度变化而大幅波动。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可考虑得更加精细周密，包括跨市场协同监管。结合法治手段，对违法行为给予严惩。
4、鼓励上市企业分红、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可与税费减免等措施相结合。
张程（江苏证监局）：
欺诈、造假的必须退市并加大赔偿、惩戒力度。亏损的不见得非得退，退市的概念千万不要搞混淆了，不是保证业绩好的公司留下，业绩差的退出，而是监督其信息披露的质量，因此，在对市场改革提建议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买者自负”这个原则，当然，前提是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
1、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的认识。以极大的勇气和耐心不断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坚决摒弃赌场论、无用论、可用可无论、推倒重来论。资本市场在经济调节、资源配置、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财富分配、激励机制、社会生活调节和社会矛盾缓释、经济社会综合蓄水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2、国际化、相对稳定、法制化、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要有程序的正当性、广泛的参与性和专业的严肃性，不要搞朝令夕改和半夜鸡叫，也不要因为市场的波动而随意修改游戏规则。
3、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的方向和重点。其实证券市场只有几个极其简单的环节：公司上市、上市交易、退市。制定并监督执行好上市条件和规则、信息披露、交易规则、退市规则就好了。特别也只需要对于财务造假、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等行为实施严刑峻法；对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的自有证券买卖行为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以维护公平；建立并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就好了。当然任何制度和法律所制定的标准不能随意改变，更不能因为政治、社会、舆论或其它原因而追溯以往不规定为犯罪而现在规定为犯罪的情形。而我们当前监管的重点却不在这些方面。而在非常具体的交易细节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对市场水平的调节上动用了大量的资源。比如现在对于市场短期波动大于3%都有大数据监控，对于什么行为构成市场操纵，并无严格的量化标准，定性的随意性比较大，具体这些方面可能专业律师可能比我们更清楚。国际市场上没有涨跌停板制度的国家，股票价格动辄日波动超过30-50%的现象如何定性，有待司法解释。另一方面，没有必要在市场价格水平的调控上耗费过多的监管资源。价格和指数由市场交易主体共同确定，不是监管的取向和重点，不能因为指数的变化而随意修改证券市场基本的法律法规。
4、国家队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公正。这里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背景。但国家队因为具有无可比拟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和政策优势，经常性的在市场上高抛低吸割韭菜。既损害了市场公平，又为部分内部不法人员牟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5、监管者也要严守监管的边界。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底线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监管的归监管，市场的归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正常参与行为，只要没有突破法律法规的边界不要过多过滥的干涉和监管，也不要主动引导甚至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对于市场共同选择的价格水平可以选择合理的引导甚至窗口指导，但不要因此改变游戏规则。
6、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角度加强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会所、律所、市场评估评级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等第三方机构一方面要严刑峻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券商、基金公司、资管公司等持牌机构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对新型市场主体比如私募基金、财富管理机构等要参照国际惯例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大型投资机构，优化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理念。对各类国有主体参与市场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等。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建议对部分企业试行一种中国和美国（或英国）同时上市的注册制。这种方法要求企业自己申请在美国（或英国）主要交易所上市，一旦成功，自动或简单审批就可以在中国上市。就这个企业的股票，开通沪（深）纽（或伦）通，中国和国际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如果在美国转到OTC，必须同时在中国转到三板；如果在美国退市，必须同时在中国退市；如果在美国私有化，必须同时在中国私有化。如果在美国被起诉并被判赔偿，必须对中国投资者赔偿同样数量的金额。如果一时做不到在美国（英国）上市，可以要求企业在美国（英国）主要交易所发行ADR作为过渡。
沈志强（建信信托）：
关于资本市场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是稳定市场预期。“股市是经济晴雨表”，但近几年监管政策频出，监管力度波动较大，在整体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未有大的变化前提下，股市波动较大，失去了所谓“晴雨表”的作用。建议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市场预期管理机制，推动股市平稳健康发展。如：管理层适度发表稳定股市的言论，监管层对股民关心的问题及时作出解释和表态等。
二是研究多市场联合管理的可能性。中国的证券市场制度体系建设取经于港交所（个人揣测），但为何港交所的交易未出现大陆交易所的种种乱象，是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的问题，还是管理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个简单但胆大的模式就是尝试港交所并购上交所、深交所，既然自己人不太会管，换个职业经理人来管或许是个思路。
三是继续做好投资者教育。此项工作实际上早就开展，但从近年来看，效果不明显，买者自担的理念未被大多数投资人认知，导致“赚钱自得、亏钱发牢骚”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微信等交流工具大量使用后，群体交流易发生情绪失控事件，导致部分投资人把责任上推。建议监管层及证券经营机构要继续大力做好投资者教育，使投资人真正拥有“买者自担”的心态，理性看待股市涨跌。
吴学军（金泉投资）：
国内股票市场历来是熊长牛短，这与市场基本制度建设不完善是严重分不开的。问题有很多，监管部门每年也在修修补补，但改革的力度还是无法满足市场预期。而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正在实施事实上的注册制，不免令人担忧。毫无疑问，注册制是改革的方向，但与其配套的退市制度建设却没跟上。当前退市制度改革阻力很大，建议遵循改革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这一原则，从ST股退市改革着手，取消ST制度。因为在我看来，ST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风险警示作用，反而无形中助长人的投机心理。对于现有存量ST股，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建议继续按老办法处理；对于新的连续亏损或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建议直接退到新三板市场。投资者如果仍想投资被警示的公司，必须先满足新三板开户的资产要求。这对广大散户投资者既是一种风险教育，也是一种保护。
左健伟（政府办）：
中国股市搞不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新股发行的垄断，这种垄断使得股票成为稀缺资源，稀缺就会高估，从而造成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都呈现高估状态。这种高估状态，又导致大股东都有减持冲动，源源不断的抛压使得股市苟延残喘。在高估情况下，退市几乎只有政府指定，而非企业行为。只有破除新股上市限制，上市全流通交易，破除估值高估，当仙股遍地，大股东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其极低股价甚至影响其融资资信时候，才会选择主动退市。这个时候，中国股市才能走向成熟。只是这个过程的代价，极其惨烈，就是现在的股市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特别是中小创的高估值股票。
卞华舵（和灵资本）：
首先要扩展和创新资本市场的功能。包括完善市场价值发现功能、融资功能和投资的功能，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重融资轻投资，整个导向有严重的偏离，由于投资人投资股市不能获利且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大大影响投资人的参与度和满意度。由于资本市场管理和监管的不规范，整个资本市场缺少透明度缺少公平性，所以根本无法体现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功能。目前上市审批、过程监管、游戏规则，都必须要进行创新，功能要完善，比如做空机制、比如打通国内国外的资本市场、比如再融资，不能一有问题就关门一有问题就退缩。
第二，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对不法分子的严惩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有进有出，特别对劣质公司要迅速让其退出资本市场。
第三，要从根本上去除行政化政治化的监管思路。企业上次融资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所有的监管方式都应该是市场化的，上市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简直是一场豪赌和生死劫，不仅需要大量的隐性成本，而且一切不可预期，大量企业死在上市的路上。其根本原因是行政化程度太高。
孙军（淮海工学院）：
我认为目前管理层也意识到了资本市场的作用，但在操作的过程中坚决不能以牺牲普通、大众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不能以割韭菜来解决经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来讲，赋予证监会更多的权利，坚决打击各类违规者，尤其是坚决杜绝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是与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是完全吻合的。在快速IPO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让垃圾股退出市场与支持实体经济是并行不悖的和互相促进的。这一方面要求，在IPO的过程中，尽量让市场去发现企业价值，通过机制设计让市场发现企业市场价值，而不是通过证监会认证，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IPO的高溢价和资本市场的萎靡；另一方面要让对于造假者、市场不认可者，在资本市场中失去价值，不能以继续兼并重组等行为继续在市场中生存，坚决杜绝此类行为。
陈东（南京大学）：
我简单从投行的角度说下对中国股市的几点建议：
1、好企业就应该有高估值，差的企业就应该退市
目前中国A股IPO审核和监管的力度应该是实际上最为严格的，没有之一。其实现在这种审核态势下，几乎不可能有财务造假的企业上市，这就保证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但是上市以后呢？就好比一个学生高考考的很好，进入名牌大学就一定能成才吗？中国A股也存在严进松出的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有财务造假或者上市公司没有规范运作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发现了就退市，提高退市企业的数量，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这是股市长期稳定发展最根本的基础。
2、严防冲上市业绩指标的“真实性造假”和“数字性造假”
企业上市后业绩变脸原因很多，既有“真实性造假”也有“数字性造假”。前者意思是：为了上市冲业绩，报告期内放松信用政策，去拼命扩大销售收入，上去以后就开始失去扩展动力，只想减持走人。而且报告期内这种做法会增加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也会吃掉很多利润。后者是指会计不规范，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没上市前研发费用基本上不敢资本化，全部费用化，上去以后基本都是资本化。一些该进成本的不进成本，进费用，影响毛利率水平，带有欺骗性质，等等。
3、合理控制IPO供给，放开首发定价
IPO多少和支持什么样的企业IPO不能拍脑袋决定，需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经济发展方向确定合理的量，合理的方向，让市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不是有数量“恐惧症”，以及变成传统和过剩产业的集中营。另外，炒新股的问题一直存在是因为新股定价机制的问题，每个企业都是不超过23倍市盈率发行太不科学，高科技企业本来100倍市盈率发行，非让人家23倍发，能不连续涨停吗？所以，要严控不正当减持套现，而不是控制发行市盈率，可以放开首发定价，不同企业市场定价一次性出清，可以解决打新股问题。
4、应该把股市打造成最本真的市场经济实验田，去除任何其他非经济功能
中国的股市应该是一个最本真的价值发现之地，国家对股市责任就是提供最严格最公平的制度环境，要把股市打造成绝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实验田，各类参与主体都可以在严格、透明、公平的规则下进行充分博弈。不应该让股市承担各类非市化任务，诸如“股市扶贫”之类的国家政策应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完成。
王丰（江苏东鋆科技）：
1.上市公司的高送转，应该有个制度：
时间（上市多少时间不能高送转）；盈利（达不到多少盈利的不得高送转）；方式（高送转是否应该提前预告）。
2.IPO的节奏问题：人为调控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无限量供给肯定会稀释市值。同理，供不应求也会抬高股价。IPO数量应该有一个量化计算方式，可以设置当下A股市场沪市、深市所有股票的市值为一个参考。下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沪市总市值超过设定标准的百分比，则沪市IPO的数量参照百分比标准相应加快。深市也同理。
3.市场化重组，市场的交还给市场。
王美今（中山大学）：
第一，监管不能选择性地对某种投资风格进行特殊监管。投资者只要遵守交易规则，就是合规合理的。应允许各种投资风格同时存在，百花齐放。作为监管层，应事前立法事后监管违规行为，而不是监管正常投资行为。例如，只要是遵守制度，拉升或卖出行为都表明了投资者对这个标的自身价值的判断，不应该要求投资者撤单。
第二，监管不能具有随意性。目前18个月才能再融资的政策一刀切不尽合理，很多公司靠增发进行新项目新产能实现内生式增长。再融资的间隔期应看其项目的合理性分别对待。不妨在定增也引入投行负责制，要求投行对再融资也和IPO一样负责，这样可以保证再融资不是骗钱，而是投入实体经济。
第三，市场是否合理不是简单看市盈率，要看其行业、看其成长性。新兴产业具有高估值的合理性。当年微软谷歌Facebook等的市盈率也曾达到数百倍，但现在已经成为每股最大市值的公司之一。IPO发行的问题在于，传统行业的公司IPO发行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不具备估值合理性，反而是新兴产业发行市盈率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如果新兴产业没有一定的高估值性，就不能吸引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
目前股市的问题之一是信心问题。股市是多方博弈的市场。股市机制的设计者就是其中的博弈参与者，而不是独立的裁判。这样的机制本身为“裁判”留出很大程度的干预市场的行为空间，也必然存在很多投机行为的空间。操纵价格，造假行为大行其道，受伤害的必然是中小股民。当中小股民信心缺乏退出市场之后，其它的博弈方失去了利益的来源，股市自然不会再有活力，即使是优质企业也会被“劣质驱逐良币”，市场的整体评价会越来越低。中国股市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内部的治理机制必然无法健康的发展。只有股市的制度是真正保护股民利益的机制，信心才会根本提升。而现在的制度是相反，“保护”的是上市公司，而不是广大中小股民。
邵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中国股市在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的条件下问世，带有先天的不足。目前的困境，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主要不在技术层面。根本的问题的是：（1）政府职能错位，监管层、国有企业、国有操盘手的关系不透明。（2）腐败问题，信息虚假、高管减持、操纵股市等问题，不是不好管，而是复杂的因素导致监管乏力。散户面对是监管层的不确定、上市公司的不透明、还有众多不守规则的出老千者，很难赚钱。
建议：（1）完善证监会，要有真正为股民信任的独立监管人、学者参加，采取适当的公众推举方式产生，重建公众信心。（2）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类似海关缉毒的专业强力部队，建立有效举报机制，并依法追究既往。（3）严格政企分开，国企领导尤其是参与股市的操作者退出决策层，不得利用信息优势与民争利。
黄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加快构建全开放多层次的股票市场是拯救中国股市的不二法门。
发展中国股票市场首先要解决合格上市公司问题这个基础而又关键的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股票市场核心问题是合格上市公司的来源。从1991年至今已经二十六年，历史上曾有按二十五年为一代的计算方法，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差不多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时间不短了，可是我们的股票市场依然没有重视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建设，依然没有建立起全开放多层次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
中国股票市场的另一问题在于缺乏层次，根本不考虑股份制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东北乱炖一锅煮，饿的饿半死，饱的撑半死，资源严重错配。 所以要加快建立能够满足不同层级股份制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的股票市场的步伐，要按照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来构建全开放多层次的股票市场。
从目前看，首先是大力发展产权股权交易市场。即解决所有的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的产权股权的转让问题。这个市场可以完全下放给各地（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主办，可根据情况向地市延伸设立，同时可以根据发展情况进行横向跨区组合。如以省为单位，数量都在10万家以上。
其次是大力发展柜台交易市场。即解决所有的未上市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的转让问题。这个市场应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主办，同样可以根据发展情况进行横向跨区组合。如以省为单位，按10%改制计，数量也在1万家以上。
最后是重点发展场外交易市场、证券交易市场和境外证券市场。即解决所有的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的公开上市转让问题。这些市场中，场外交易市场应灵活设置，可以是区域的，也可以是分行业的，还可以是概念的。证券交易市场主要维持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这里的上市公司应当从“小学”、“中学”、甚至“高职（或“大专”）”中挑选，不能再招“私塾学生”了。“留学生”的资格可比照证券交易市场标准，也可以避免境外对我国境外上市公司的指责。
多层次的安排对股票合理价格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作用。通过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大浪陶沙和价值发现，使其去泡沫化，为解决二级市场高市盈率创造条件。
总之从上市公司培育入手，通过多层次的分类指导，可以形成覆盖面广、包容量大、层次分明、相互衔接、共容共生的中国股票市场。
我一直在地方研究金融，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股票市场功能首先是为企业改革配套服务的，所以他不是赌场，要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看好者大多是不搞实业的人，只有他们不看好了，实业才踏实。就地方中小企业而言，还是非常需要的这个平台的。现在搞不好的几个区域性市场，核心问题在于定位，我走访过，他们都在想升级，想成为上海、深圳，所以没有出路。一些企业正因为现在有捷径可以走主板，所以也对这些平台不感兴趣，如果没有了捷径，你看他有没有兴趣！此外，证监会也有问题，只关注自己的上海、深圳，热衷于招私塾学生，对地方冲击很大，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不是做不到，而是认识不到位。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
根本问题是没有想清楚中国股市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的认知混乱：一是股市究竟是体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逻辑，理解为是为散户利益服务（最普遍多数人民利益），还是为利益集团服利益服务，比如官二代或少数金融利益集团，二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始终混乱摇摆，是为各级政府控制和干预GDP快速扩张服务，为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服务，还是为调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服务，三是如何利用产业政策激励自主创新途径的认知混乱，是利用包含大量腐败利益的固有产业政策和金融压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推进创新和结构升级，还是真正依靠法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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