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点】美国税改：中国的对策

编者按：美国参议院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以51票：49票通过税改法案，该法案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税收减免法案，这也将是31年来美国国会首次修改税法。税收减免法案的通过，使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总统朝着以下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一方面大幅削减企业和富人需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百姓带来一系列变化。此次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企业税税率将大幅下降，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多项税制都将被简化，现行的多数项目式减税办法将被取消，以较低税率对美国企业转移回国的海外资产进行一次性征税等等。如该法案将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低到20%，允许企业主从企业收入中扣减20%。
 
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各国的政策变化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本次通过的税改法案将会对全球各国产生巨大的冲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税改方案也必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美国税改法案的影响如何，中国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美国税改：中国的对策”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观点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美国减税，从短期看，是重大利空；从长远看，是重大利好，会倒逼中国的税制改革，增强制造业竞争力。
 
陆慧琦（溧阳市政府）：
美国减税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也对提高企业质量的供给侧改革造成了的压力。所以当务之急，要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着力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中国应该立即单独成立一个机构，摸清一切税外的费和其他成本，然后综合计算我们的企业负担有多少，摸清企业成本家底，然后痛下决心减负，时间窗口很短，不能等美国税改落地，企业外流加速后再行动。
 
立即把国内各种具有机关性质的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扶贫办，光彩会，以及各民主党派等等内涵的慈善功能统一整合。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为制造业企业减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实体经济的内在动力。
 
本来是应该对冲的，但是落到实处，只能通过改革来减负。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
从政府角度来讲，不会减税，而会加强各种管制来控制国际减税的冲击。
 
张中详（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美国的减税，希望有助于中国加快收入税的调整。45%的收入税不仅高，而且对应的起征点低。
 
泛泛来讲的话，降低整个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很关键。这个应该是降成本的最关键内容。
 
税收影响产业转移，本来就不是特别担心劳动密集型，主要还是对高端制造业的影响。美国产业回流需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
 
龙小宁（厦门大学）：
短期内，需要减税来增加企业竞争力和对资本的吸引力；长期内，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来避免财政赤字的过度上涨。恰好是供给侧改革的两个最重要内容。
 
刘晓昶：
就像各地开发区纷纷给予投资企业优惠政策一样，中美之间也存在类似投资环境的竞争关系。美国政府率先减税，中国政府只有做得更好、更到位，才能吸引和留住企业，给民众增加福祉！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我的看法，就是搭便车。加速推动美中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协定。在国内资本搭乘减税便车的同时，又对冲了协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实在是推进协定的难得时间窗口。
 
盛文军（人行杭州）：
（1）美国减税，刺激美国消费和投资，引致通胀预期，加息节奏加快。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国内经济未明显复苏的态势下，加息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加息资金外流压力加大。
 
（2）美国减税有利于其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上涨，对中国股市短期利好，后续没有实体经济增长的强劲支撑，恐难持续。
 
（3）中国应尽快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措施，尤其是民企。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
美国减税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是个大体量的国家，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美国制造业转出现在又大力引入的教训。确切地说，中国低知识劳动人口比美国多得多，防止不重蹈覆辙，适当对中国制造业减负，放水养鱼。
 
王亚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美国减税明显是想把有高技能的人、高技术企业、全球有钱才统统吸引到美国去，我们国家可能会被动优化人才创新和服务土壤、营造企业营商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被动调整现行政策，应对美国的减税。
 
柯  杰（正善资本）：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更多聚焦在民生领域，需要源源不断税收收入来支撑。
 
我认为政府不会减税，反会基于信息化的便利，查漏补缺，把以前忽略的小微企业、个体户应缴的税全部收回去。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美国减税并非是孤立的，与加息和贸易保护是三位一体的，系统的。中国也必须从税收结构、规模，降成本、补短板和全面放活经济发展上下功夫。当然，短期，需要适当的控制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对高新技术企业影响有限，但对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加快。对外资外贸和对外投资政策要综合研讨，增强政策的一致性。
 
卢亚娟（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减税，垄断资本家少纳税获益更多，过多减税会导致底层人得到的医疗等公共产品减少。近5年，中国脱贫人口6600万，相当于法国人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本人认为，减税将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之一。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切实采取减轻企业综合负担（不一定就是减税措施），公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负担，禁止地区之间公开和变相的税收洼地竞争，打击在国际避税天堂设立公司逃避税收行为。
 
从公平税负原则出发，要建立完善从国民角度的税收征管体系（重点是将国民取自境外的所得纳入征管体系）。
 
蒋青云（复旦大学）：
美国大幅度减税是全球重构价值链的一个机会。在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时候，中国应该对研发和科技创新有更加多的投入，包括减税、优惠投资和让利政策等，趁机在高科技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从而适度改变全球产业分工。
 
龚  曦（江苏国科）：
作为企业来说，就是政策跟随，企业可以考虑调结构，挪财务，把利润留到美国，也是变相的货币转移。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1）印钞票，收“通胀税”；（2）逐步开征“物业税”，既要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又要避免房地产泡沫破灭。
 
苏  伟（苏丝丝绸）：
中国企业税负确实偏高；把税负降下来，国家从严执法，让企业把精力多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上来。
 
蒋乃华（南通大学）：
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不平衡是中国税收问题的重要表现。美国减税后，中国的减税设计应用是差别化、结构性的。
 
传统的资本项目管制仍是保住美元盈余的有效办法；不断高企的政府债务会直接削弱中央政府减税的动力。但显然易见，结构性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美国的减税政策开始对我们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可能还是好事，将供给侧改革更是进一步逼到了墙角，原来如果是国内自我激发，现在多了外部的刺激。
 
应对：（1）国家层面必须对应制定政策，应该是开放的含货币，财政，税务，进出口贸易，新兴产业等组合拳的政策；（2）国内可以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在研发，人才，三去一补，区域经济发展，精细化，共享经济等所有的只要参与全球市场的产业都必须有所推进方是良策，挺过去可能就是豁然开朗.
 
缪  荣（中国企业联合会）：
面对面竞争，别人能减我们为什么不能，至少可以从结构性和区域性减税做文章。就像当年加入WTO一样，长期看税收竞争对中国不是坏事。
 
谭洪波（扬州大学）：
关于美国税改与中国房价：美国减税理论上会对中国房价起到抑制作用，但中国房价一向坚挺，因此实际上影响几何不得而知，且看明年房价走势。
 
从长远来考虑，中国应该实施减税，至少是结构性的，减税的短痛如果能够换来激发企业活力，实现经济繁荣，长期来看税收总量可能不降反增。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减税是否长久，不是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应该减税，有利于长远发展。只有减税，才能慢慢地减少政府的规模，和对市场的干预。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重视美国减税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以外部压力推进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提升中小企业市场活力。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美国减税对我国的外溢性影响可能会较大，估计会挤压中国在生产资料、人工等方面的生产成本优势。建议我国要关注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适度推进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税费压力。
 
可以不用减税，但要减负，清理企业现在抱怨较多的各种收费和罚款。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减税有利于刺激企业生产和民众消费，对中国而言未必是坏事，未来出口未必不容乐观。
 
中国政府不应局限于税收上做文章，更应摸清同类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差异程度以及产业关联程度，激励差异化错位发展和中间品生产，形成价值链。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只有减税降费，才真正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税收是国际竞争的，不能孤立；尤其是它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下是持续的、全方位的和重大的。特朗普减税会导致资本和企业双重回流美国，从而对金砖国家尤其中国产生巨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FDI流入减少和外储可能减少。要想在不减税降费的前提下避免出现上述严重问题，就需要管制国内资本的流动。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税收水平只是影响产业转移的一个因素，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必惊慌失措。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服装，鞋帽的制造，不可能回流美国，中国也挽留不住，必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机械，电子等零部件数量多，对供应链高度依赖的行业，要想把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形成的，全球最发达的供应链整个搬迁过去，难度极大。可能性较大的是汽车。运输成本高，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又比较敏感，在美国生产有合理性，加上减税，相关企业确实有可能加大投资力度。
 
当然，中国确实需要以美国减税为契机，反思近年来营商环境恶化，对企业发展，升级造成的不良影响。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不必神化美国的政策制定。如果非要说中国需要减税，一定是主要基于中国情况。别人吃什么药是别人的病情决定的，自己吃什么药还是看自己的情况来。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从减税的前提的一个角度谈一下。减税难在哪里：（1）支出“刚性”，公教人员个人费占了政府财政的大头，有历史的原因、有机构设置的原因；（2）政府想做事，现在的逻辑是把钱收上来，然后再通过专项资金等方式补给企业；（3）政府招商项目、转型升级一系列载体建设以及“引智”，还有民生工程，这些是政府发展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需要政府大量投资。
 
我们进行减税，要把上述几部分分析一些政府哪些方面要少做少支出，比如精兵简政、减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超前、减少对群众福利增加不大的民生工程、减少“招才引智”的面子工程。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税改被视为我国改革的深水区，提了10年未有实质推进。我们说的要壮士断腕深化改革，何以取信于民？塔西坨陷阱风险就是这样累积的。美国税改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契机，政府应检视承诺，以降税为突破口兑现重大承诺。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切实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负担；
（2）建立基于内需、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美减税政策出台对中美影响：
（1）汇率：造成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可能对出口有一定影响。短期中国流动资本外流压力增加，对外汇储备会有不利影响。但是，长期资本影响比较小，中美企业和产业形态差异较大，比较优势不同，并不存在直接竞争。
 
（2）货币政策、楼市、股市：增加美联储加息的次数，影响各国银行的决策。比如中国央行在明年下半年“被动加息”可能性将增加，加息对中国楼市、股市将构成不利影响。
 
（3）实体企业：引发市场经济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减税竞赛，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构成利好。
 
（4）特朗普准备废除遗产税，可能对全球遗产税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保持竞争力，主要国家未来将纷纷废除遗产税，或者降低税率。中国推出遗产税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我国不仅企业与个人税负高，而且只有交税，没有退税机制，企业哪怕做了慈善，也不能退税，很不利于企业做慈善。建议如果我国要减税，首先完善对科技投资，以及慈善的退税机制。
 
高传胜（南京大学）：
如果把税费看成是企业和公民购买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那么发达的创新大国——美国可以算是高端市场。现在高端市场都在降价，作为中低端市场的中国不降价势必会引起客户转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理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利用此外部竞争的有利机会，推进减税降费既有助于提高社会获得感，又可以逼着政府瘦身。
 
陶炜（南京鸿意地产）：
中国应该早已有预案，影响大的会直接少额减税，目前不具备大规模减税条件，这两年实际上已通过企业家敲打震慑和外汇管控，大大减少了中企外迁的可能。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政府可能陷入了税收困境：美国的减税竞争与政府希望获得更多资金（投资国内外和国际活动）。摆脱的办法可能是税收的结构性，比如降低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税费，增加其他行业的税费（比如房地产）。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美国减税+货币正常化对中国价格的影响有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被动加息。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主要是争夺税基+削弱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利空股市，利空房市，考虑风险释放程度，主要威胁房市。综合一句话就是：实体经济生产率急需提升+防控金融风险。
 
防控资本外逃，在对外投资方面要继续加强资金监管，严控非技术类海外并购。还有，对外投资要避免动用外汇，鼓励和国际协调多用人民币。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只要美国开战，别国只能应战。手段可以综合考虑，但是堵不如疏，企业家进行利益比较后会用脚投票。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缩减开支？这是一个不得不、迟早要做的，因为已经不堪重负。
 
王宇（南京大学）：
如果总是抱着财政收入不减少这个前提，很容易将自己的政策回旋空间变得非常有限。推动结构性税改，对于经济的整体影响很难确定，尤其是主张向房地产开刀，很容易引发经济危机，需要慎之又慎。
 
如果换个思路，不妨考虑一下在财政收入降低的前提下，我们改怎么办。我倒是觉得这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好时机。在当前的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支出中不合理和低效率的部分是很多的。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挤掉这些水分，以在不影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控制力的前提下，进行瘦身。政府当前的问题并不是钱太少做不了事情，而是钱太多在乱做事情。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美国的税改逻辑。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吸引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促进制造业繁荣，提高就业。这是美国脱全球化走向单边主义的具体一步棋。从具体措施和国内的角度来看。企业税下降厉害，但个人所得税其实没有降多少。这是一个主流。企业税下降会促进国内投资，这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政府和决策者来说，对手的思路改变了，我们的决策思路也要改变。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应对，大力推进结构性减免税，深化供给侧改革。首先改革个人所得税，总体税负减少是方向；其次改革间接税中的流转税，如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降低税率，总体税负减少是方向。再次改革房地产税及开征遗产税，总体税负增加是方向。最后在消费税上应当有积极作为。不应当消极应对，被动减税、免税、加息、资本外流等，否则会陷于两难境地。
 
黄端（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从战略上要保持定力。美国减税首先是美国国内的事务，直接影响美国国内。对世界的影响是间接的，不可把间接当直接。其次美国经济存在问题的原因很多，单靠减税不可能解决，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因此，对中国的影响从影响力上讲是间接的，从时间上讲有待观察。加上中国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和中国经济自身稳定发展的因素，具备了从战略上保持定力的强大基础和应对能力，完全可以制定出自己的应对方案和隔离墙。
 
从战术上要认真对待。（1）美国减税对我国税制的有一定冲击。税收政策是世界各国的权利，但在全球化下，一国的税收政策的变动必定会引发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更何况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2）美国减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比如人民币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等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小瞧，应当顺势而为，积极应对。（3）适时启动对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美国减税所以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除了美国的影响力本身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改变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适时启动对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也是应对美国减税的重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