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实体经济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2018年1月30日下午，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四项重点任务之一；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纷纷推出振兴计划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再平衡。在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虚实经济脱节、生产成本上升和盈利能力减弱等困境，以及国家对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视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长江产经智库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专家、学者就当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及相关对策建议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中国实体经济存在哪些问题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近日调研了两家企业，一家是创建了15年的印刷行业，另一家是生产经营了20年的食品行业。两个企业遇到的共同问题：（1）2011年上半年以来，营业额逐年下降，食品企业的门店数量年年减少，印刷企业的大额订单越来越少，并且货款拖欠严重；（2）当产量减少时，两家企业也都设法创新经营方式，比如开办网上业务，但是对食品企业的业务贡献不大，而印刷企业的业务量明显增加；（3）到2016年时，不仅从银行贷不来款，而且银行不停地催促还贷，迫使两家企业裁人，卖厂房，卖地，卖设备。印刷企业目前的员工人数是最多时候的1/10，不到30人；食品企业的创始人想把企业卖掉，却找不到买家。
上述情况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近两年在印刷行业，不断地听到规模较大的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还有更严重的。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就实体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来看，近年来也遭遇了发展瓶颈，虽然规模很大，门类很全，但低质低效越来越突出（毛利率在10%以下甚至5%以下的行业比比皆是）。就江苏制造业来说，传统优势逐步丧失，新的优势和动能尚未建立，创新的能力与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发展质效较低（我省31个制造业大类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除了药、烟、酒这3个行业，其它均低于10%，其中3个还低于5%），等等。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实体经济的特征：（1）投资回报期长，退出成本高；（2）技术性强，产、学、研投资成本大；（3）管理要求高，尤其是劳工制度、税务、知识产权保护等；（4）普通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
高传胜（南京大学）：相对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仅沉没成本高，而且投资回收期长，利润率低。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1）科技创新尚未成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2）经济“脱实入虚”和实体经济低回报严重影响了资金和人才等要素向实体经济的聚集；（3）高成本和新经济模式冲击使得实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要清醒地意识到，实体经济回报低是常态。
王以丹（南消股份）：当产品供过于求时，围绕产品建立起来的实体经济，与过去相比，总体而言无论如何也好不了。生存下来的，只能是那些有特色的，并能依据其特色建立起自己专业围墙的企业。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受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约束，尤其地方政府基于绿色发展的考量，许多污染企业不得已关闭或外迁；而这些污染企业往往是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由此带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破坏，导致部分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受人力成本和外协采购成本上升双重压力，传统制造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经过“去产能”以后，原材料的上游垄断程度有了一定幅度提高，很多下游民营企业面临上游垄断和产品市场激烈竞争的双重挤压，利润有所下降。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实体经济投资动力不足，尤其是民营的投资下滑严重。（2）实体经济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导致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严重不足。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实体经济压力过大，创新不足，利润减少，引力不强。
中国实体经济为何会出现问题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实体经济为什么会衰退？直接原因，就是挣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报酬。为什么等量资本获得不了等量的利润？一是它自身出了问题，二是它依赖的环境出了问题。尤其是金融环境出了问题。在2016年我国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虽然大小银行占比不足1%，但利润总额占比超过30%。商业银行能挣这么多利润，是因为进入的行政垄断；因此，打破商业银行的垄断，就成为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
陈 琛（机工智库）：（1）实体经济前期因为技术保密等原因，新技术和新产品很难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大量优秀人才脱实向虚。（2）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压力大等表象的本质是转型期缺乏动力和轨道。比如制造业的数字化，需要新基础设施，需要把信息技术融入，但我们大量企业还在观望和犹豫，许多中小企业还处于懵懂之中。（3）从微观角度，制造业表现出更多的网络化和平台化，所以有的企业看起来更虚了，但他的资源整合能力依托网络和平台反而有所提升。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1）实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是症结所在，且技术进步无法形成内在增长源泉。（2）人力资本是实体经济重要且长期的影响因素，但国内实体经济结构远远无法适应目前人力资本的变化。（3）金融资本市场本身的不完善，导致资本不进入实体经济。（4）实体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经济社会结构矛盾的反映，也是以往中央政策强干预的延迟与累积。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1）企业家精神不健全。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中国经济一直是高速增长，企业家们都是以乐观的设想贷款和投资，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危机，措手不及。（2）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政府金融管理能力的不成熟，表现之一是为防范金融风险而去杠杆，可能方向不对而且用力过猛，导致生产企业缺乏资金。
张 程（江苏省证监局）：交易成本太高是最大的问题。
林学军（暨南大学）：当前，我国的货币供应比较充足，达到GDP的200%，但是市场流动性仍然不足，企业融资的成本依然很高。主要的原因是资金都停留在金融业，投机炒作太多，流向实体经济太少。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目前，制造业和商业银行的互动尚未呈现良好格局：（1）2012年以来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企业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增大了银行的经营性风险；（2）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型客户依然觉得贷款难，融资利率高。在今年信贷资金紧张、银行盈利增长压力持续增大的局面下，这个矛盾愈发突出。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实体不振加速资金空转，资金空转加剧金融风险（也加剧了财富的畸形分配），金融风险恶化实体经济所需的金融环境，融资更难、融资更贵，实体经济更难发展。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产业导向目录执行太软；现代服务业的重点只顾眼前赚钱，不顾国家工业经济基础和长远目标；当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无论是质量还是针对性都缺乏系统性社会化环境支撑。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中国实体经济困难，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依赖投资尤其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轨道上已经走得太远，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实体经济在各方面受到严重挤压，其中实体经济成本持续快速攀升成为扼杀实体经济生机的最主要因素。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实体经济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加之市场竞争不完全，导致退出相应产业市场的可能性增大。（2）企业财产产权不太清晰，导致企业短视行为。（3）企业家精神几乎没有形成，严重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4）实体寡头企业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存在、市场占有“阶层”的固化和治理的僵化以及较高的投资门槛等，导致投资主体“望而却步”，无法进入相应实体领域。
查婷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负债经营，稀释了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资金流动不畅又进一步引发恶性循环，带来需求与供给的长期失衡。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实体经济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创新面临很大风险，不如代工安稳，更不如搞虚拟经济收益高、见效快；各类成本日益上升，侵蚀了本已微薄的利润；企业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实体经济不振和衰退的原因除了税负重、成本高、融资难外，还有一重要原因为资源配置扭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6%，而证券、银行业的利润率在30%左右，导致资本、人才等大量生产资源涌向实体经济。资源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配置扭曲，将抬高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2）实体经济内部：制造业与房地产。当前房地产产业已经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高额的出让金必然导致高房价，最终将由买房的工薪阶层承担，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大打折扣，必然会影响到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这将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倒闭，而房地产仍然火爆的这一反常现象。
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1）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们的实体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科研指向与实体经济脱节，或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不够完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缺少支持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要让应用型科研产业化、市场化。（2）使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现在不是金融体系在空转、资金进不到实体经济的问题，而是进入渠道过长、资金成本过高。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抑制金融虚火过旺的趋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要提高供给质量。（3）使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现在实体经济不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人们都喜欢去虚拟经济领域，或者去那些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分配财富的部门，如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是我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好的物质条件。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1）降低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成本。（2）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的管制应建立在降低成本、信息安全与市场自由配置要素上。（3）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同样要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4）政府要构建能够发挥资本市场作用的最低成本制度安排，而不是直接干预结构调整本身，从而使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5）建议中央组织进行一次对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专题研究，制定出台一系列系统性与连续性的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配套措施。
邵 军：（1）对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2）由开发区等区域性机构承担集中治理的环保责任，严格科学治理污染，解决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后顾之忧。（3）对海归人员创业鼓励较多，而对体制内人员和国内科技人员创业鼓励措施较少；调动各类人员创业的积极性，尤其要鼓励制造业从业者。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1）解决资金空转问题，让资金回归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2）解决与创业创新及企业家精神保护相关的政策空转问题，打通政策执行中的梗阻。（3）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解决改革的难点和痛点，补齐改革的短板。
王以丹（南消股份）：（1）把真正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落到实处。（2）降低实体企业的资产重组成本。（3）实体经济不能仅仅围绕产品经济来建设，而要把产品经济当成基石，在此基石上发展各种新的实体经济形态。
宋常铁：（1）挤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水分、泡沫，实现真正的互联网+，在制造技术、部件提升的同时，实现逻辑、工业设计的提升，制造出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2）法制建设、教育文化、金融财税等多方面的引导，克服短期见效、政绩工程等简单、浮躁的倾向，目标笃定，坚持百年。
踪家峰（南开大学）：（1）不断开放国内市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开放土地市场，城乡土地市场合一；精简政府结构和人员，精干国有企业。（2）实施双一流职业技术学院战略，建设若干一流技术学院。（3）实体经济与金融、互联网等是动态演进的整体，不能割裂起来。
孙映祥（南京机场）：（1）优化市场环境。为实体经济创造获取资源的公平环境；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工成本、税费负担和融资成本；加快信用体系、担保体系、风险分担体系建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科技支撑。
（2）提升自身素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企业和行业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增长动力；通过互联网，跟踪“前端”研发、设计环节，力求技术领先；向“后端”服务延伸，引导产品升级；加强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的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建立健全高端人才集聚和作用发挥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实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培育实干精神和“工匠精神”。
宋文阁（大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者）：（1）切实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尤其是与实体经济相关的税种。（2）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3）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发挥国有企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与中央军作用。（4）整顿与规范金融市场，切实降低实业资金成本，降低实业经济金融风险。（5）深化公务员改革，释放体制活力，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公务员充实体经济建设中去。（6）培养和甄别实体经济有用人才，发挥人力资源要素作用，充分涌现流动。（7）改革职业技术教育，多培养产业工人。（8）优化招商投资软环境，尊重契约精神，并发挥企业家精神。（9）运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加大技术研发强度与转化力度，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用。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1）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运营成本，提高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回报率。（2）鼓励实体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通过产品创新、工艺流程改造等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改善政商关系，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营商环境，引导全社会形成创业致富光荣的社会价值观念。（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发展壮大我国实体经济有关的理工类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工作。（5）切实解决实体经济领域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对小企业的税收政策更加宽容优惠，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1）出台区域和产业规划，按照重点发展类、鼓励类、支持类、限制类、淘汰类进行分级，加强规划引领。（2）加强政策扶持，积极运用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优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3）采取强力措施特别是环保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控制淘汰限制类以下企业。（4）结合一带一路的实施推进，逐步形成发展的梯形结构或者雁行模式，强化政策性银行对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走出去的信贷支持。（5）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强化发挥市场的竞争的作用。（6）国有企业经营领域由全覆盖变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弥补市场竞争的缺陷。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运营成本，建立实体经济的比较优势，鼓励创业者投资实体经济，是发展实体经济的根本。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对污染企业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补齐传统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短板：（1）科学规划园区，对污染企业集散入园，集中治理；（2）设置专项基金，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实施清洁生产管理。
林学军（暨南大学）：（1）增加直接融资比例，降低融资成本。（2）控制投机炒作，抑制过度的投机，减少金融泡沫。（3）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如以政府的引导基金，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扶持小微企业等。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民营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行业发展的“集中”与“分散”，二是消费产品的“品牌化”与“大众化”，三是发展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就地取材”。
在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和品牌化流行的今天，市场愈益“低端”，在“一带一路”走向全球配置资源的今天，获取愈益艰难。对于当前中国大部分消费者来说，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非品牌的“低端”小康型温暖的产品和服务，而面广量大的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全球配置资源离自己还比较遥远，“家门口“的资源获取如果能降低一点门槛，降低一点成本，或许就会创造出勃勃的发展生机。因此，发展实体经济，不能忽视中小型民营经济的发展。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1）商业银行要讲担当，信贷资金积极投向实体经济、向制造业尤其先进制造业倾斜。（2）降低信贷资金的风险偏好，如通过与股权投资资金结合，用股权类资金的高风险偏好来提高企业融入资金的风险偏好。（3）政府在搭建联系、增信保障、损失补偿、担保措施等方面要加大投入，让有前途、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以较小的交易成本获得贷款资金，同时减小银行可能的潜在损失量。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要避免趋同化。（2）坚持从规模导向向效益导向转变。（3）提高产业准入的环境门槛。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1）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以市场化方式而不是行政化的方式推动生产要素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2）鼓励和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让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经营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3）中国已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首要目标国，随着反倾销调查变得困难，欧美等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将发起更多的反补贴调查，因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实体经济企业尤为关键。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1）加大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如通过减税和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科技创新。（2）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3）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加大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孙 军（淮海工学院）：（1）短期：化解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所面临的融资困境；摆脱当经济下滑时更多依赖房地产的困境；消除民营企业家顾虑的相关问题；解决垄断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民资进入问题；在金融结构、财税体制改革、尊重企业家、精简政府职能、放开垄断等方面多下功夫；（2）长期：解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更好融合的问题，更多人才愿意参与制造业的问题。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1）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破题，实现市场的规范、繁荣和内生发展。（2）民生需求是实体经济之基，建议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补贴转为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3）打造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鼓励面向实体经济、着眼服务效能的金融创新。（4）以沿海发达地区及其强势企业为龙头，打破行政性的区域和产业壁垒，建构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1）国家产业政策要有刚性支撑和保障。（2）实体经济必须转型升级并与高科技、现代金融业和有效率的虚拟经济互联互补融合发展。
张 宸（南京大学-江苏电信）：（1）保证实体经济的良好环境供给。（2）实施更加积极的前瞻性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1）一方面通过反垄断竞争的相关法律规范上游行业，另一方面拓宽民营企业从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渠道。（2）“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任重道远，尤其是在美国开启减税序幕以后，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旦世界制造业格局改变，再扭转将会比较困难。（3）在我国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背景下，人工智能对我国制造业的正向效应要显著大于其他国家，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来”相结合方式尽快取得突破。
高传胜（南京大学）：（1）切实了解实体经济的投资经营者的真正担心与忧虑，采取有针对性政策措施，让实体经济的投资经营者在政治上能够放心、有恒心。（2）降低经营成本的途径，如减轻税收负担、适当降低“五险一金”费率、降低土地成本、降低行政成本、大幅度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等。
朱晓煜（南京市市级机关）：（1）通过科技创新和进步，优化工艺流程，降低材料成本，减少人工劳动，加强企业管理等。（2）价格的提高也来自科技创新和进步，还有员工素质的提高，名牌品牌的效应是明显的，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的家用电器价格比国产同类产品高仍是不争的事实。（3）淘汰落后产能，降低库存，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益。
徐 宁（长江产经智库）：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度就是需求市场的培育。需求市场培育四个纬度看：（1）消费需求，核心逻辑是利用国内需求规模的虹吸效应逆向驱动生产端的发展。注重导向特别是高端市场需求培育，这有助于实体经济升级转型；补贴消费者等面向需求端的方式要优于对生产者的补贴，可避免诸如新能源车骗补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2）投资需求，这里指的是企业生产中对投资品的需求。政府应鼓励对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有利的投资品的生产，这既有利于发展与壮大生产中间品的实体企业，又可鼓励面向市场终端的实体企业升级。（3）政府采购需求，包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以及政府直接采购。需要关注运行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操作过程规范受监管，避免腐败的发生。（4）国际需求，特别要结合新时代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考虑美国等国家的新型发展战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构建和谐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培育并开拓国际市场需求。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1）防止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不正常的持续攀升，阻止金融资源持续向国有经济、政府平台集聚带来的不公平金融待遇造成民营实体经济的血液枯竭，建立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关系。（2）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以系统综合性的改革措施平衡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进一步释放激励各方活力动力。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1）注重要素投入、生产组织和财富分配的高效率，真正做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2）限制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注重新型科技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价值提升功能，合理运用金融资本的效能。（3）产业规划要与本地产业优势、市场环境对接，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形成实体经济与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4）注重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严格控制非实体经济类的海外投资。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鼓励市场主体对实体经济投资。（2）通过补贴、减税等方式，支持和引导实体经济结合工业4.0、中国制造2025进行技术创新、工艺创新。（3）严格执行统一的企业或产品环保标准。（4）企业的财产产权要更加明晰，打击利用资本市场等杠杆手段伤害实体经济行为。（5）严管公务人员权力寻租违法行为，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优化政商关系。（6）打破实体经济主体的身份限制，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充分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自2012年3月到2016年8月，中国PPI月度上连续54个月负增长，年度上连续5年负增长，实体经济陷入“生产领域通货紧缩”难以自拔。为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防止经济继续滑坡，2014年11月-2016年3月，央行6次降息6次降准，并通过抵押补充贷款对政策性银行注资，但直到2015年4月份，我国一年期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仍然维持在4.75%的高位。此轮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对振兴实体经济收效甚微，叠加2015年底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开始形成，中国资本外逃越发严重，外汇储备在2017年1月一度跌破3万亿大关，民间投资甚至在2016年初开启了“断崖式”下跌。其间，为了对抗“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和建立货币资金蓄水池，中国政府做了三件事：一边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年度工作任务，一边对资本进行管制，一边尝试对政府部门和居民加杠杆，分别启动了一轮人造股市牛市和一轮人造楼市牛市。到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终于触底企稳，PPI转负为正。但中国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又创了新高，而CPI却停留在2%以下，距离年度通胀3%的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中国经济仍处在“债务-通缩”的长周期通道上。因此，当前，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的关键着力点应放到努力打破“债务-通缩”循环上。
包 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1）降低公司上市门槛，减少审批环节并对金融机构收取的相关服务费用规定上限，同时提出明确和严格的退市制度。（2）通过规制和指导改善金融机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更多采用利润分享型收费，并严控“坐地收钱”型手续费的上限。
查婷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1）政府应当以规范市场、完善营商环境为己任，通过提高预期回报率强化实体经济自身对资金的虹吸作用。（2）优化金融市场环境、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减少由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带来的资金流动不畅。
盛文军（人行杭州）：（1）从宏观方面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着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投资预期，降低投资成本尤其是资金成本，逐步放开垄断性行业；优化出口结构，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步伐。
（2）从中观层面看：明确产业政策的支持方向和重点，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优先重点支持；对科技和金融结合较紧密的行业，由政府出资成立产业母基金，并吸纳社会资本给予重点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产业内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兼并重组。
（3）从微观层面看：优化完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各种经营运营成本，提高正常合理资金获得率和满足率；支持鼓励各类型中小企业发展，激发企业经营、投资热情和信心。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1）对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部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采取破除行业垄断、提升竞争水平等手段，削除其超额垄断利润率。（2）采取一揽子方案，特别是减税减费，降低企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同时要对企业引进人才、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给予更大力度的奖补。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实体经济扩容同时需要供给推动和需求侧拉动：（1）需求侧拉动则靠公平收入分配和抑制房价，穷人收入上升对需求拉动的边际效果更大，市场才能扩容。（2）供给侧的推动则需要“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企业家的创造精神，“科教兴国”则是让科研人员有积极性，有突破性的创造。
周荣荣（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队）：（1）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推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形成新动能；加快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企业由低端低质向产业链前端和高品质迈进；瞄准国际标准，加强主体培育、平台建设和项目建设，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2）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实体经济动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培育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战略产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优质平台。
（3）优化发展环境，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着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1）鼓励支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2）把智能制造装备真正引导用到实体企业中来服务于生产。（3）规范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使更多的投机资本转向投资实业。（4）鼓励普及互联网信息化，减少互联网应用成本；（5）给实体经济减负，适当地修改《劳动法》，减轻企业社保和用工风险压力。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1）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融合发展。（2）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外部环境。（3）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实体经济质量。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从日本经验来看，高速经济增长结束后，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就地转型升级成功的比例并不高。留下来的只有两类企业。一类是控制微笑曲线两端的fabless 型企业，另一类是掌握核心技术，小而精的加工配套型企业。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则通过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帮助传统制造业走出去，也是重振实体经济的关键一环。
周景梅（扬农化工）：（1）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技术创新。（2）敞开国门充分竞争，让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参与全球竞争，让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3）认真研究实施反垄断法，防止某一行业完全被跨国公司占领。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1）民营实体问题，表象是困难，根在大环境（体制）。主要从以下方面施策：放宽准入，对民营经济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并不断减少清单长度；清政商关系，明法规规章；轻徭薄负，提升平均利润率；强内在，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创新驱动。
（2）国有实体问题，表象是活力不够，根在范围过宽、数量过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施策：多退出、转领域、公益化；去产能，灭僵尸，轻装上阵；强肌肉，竞争对外，提升国力；搞活内部机制，重工匠精神激励。
单豪杰（证券公司）：（1）重新审视确定国企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2）建立法治化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鼓励行业兼并重组。（3）破除土地财政，挤压地产泡沫，让资金更多进入实业。（4）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