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年来都是市场关注的重中之重，它将重度影响明年经济的发展。12月19日至21日，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2018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了2019年经济工作。如何看待本次会议对2019年的经济定调，以及它将更加深刻地在哪些方面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对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深入解读。
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这次会议对于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新要求。认为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八字方针下下功夫。具体是三个途径和办法：
（1）提升产业链水平。中美贸易战事实表明，当前全球竞争已经深入到产业链上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投入品的竞争力不强，下游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将受到重大创伤。为此必须补短板去形成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
（2）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指出了形成竞争优势的两个手段，前者是通过创新驱动形成产品差别化，后者是通过规模化发展降低成本，刚好对应战略管理中的“差别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要求尽快形成激励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鼓励企业兼并做大企业。
（3）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要求，这次会议继续强调它，说明新的产业集群的建设，关系到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线和任务，也关系到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形成。当前中国企业的竞争形态，已经由单体企业之间单一的竞争，演变为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原子式竞争、集群与集群平台之间的竞争、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混合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全球竞争。产业集群的竞争使得价值链内容越来越复杂，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和充分，竞争效率越来越高。未来应该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这样这个集群内部就是一段产业链，要让这一段产业链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不仅在要素技术的创新能力上要过硬，更要在系统技术和组织协调方面有足够的能力。它们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基础。
杜宇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以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个人理解，其具体内涵至少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发展目标上，强调要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2）在发展动力上，不再是依赖国际代工制造业发展，而强调依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
（3）在创新方式上，强调既要注重技术创新，也要重视企业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4）在创新内容上，强调产业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发；
（5）在创新载体上，强调构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以及高技术、承担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或创新集群；
（6）在创新机制上，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一体化，强调创新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导向，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7）在创新主体上，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特别要重视广大中小企业的创新；
（8）在创新政策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以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来激励企业创新。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制造业，中央的政策举措传导到制造业的效用，需要科学考量，制造业政策的激励效用，决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是：
（1）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标准“体系”，大致确定，何为高质量？不同产业制造业高质量的目标及标准又是什么？
（2）构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政策、法规和要素供给等多维的外部环境体系。
（3）提升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利润分配能力，尤其是国际分工的利润分配能力及国际产业链的控制力.
（4）大力培育制造业高质量的“舵手”企业，支持“舵手”企业进行核心创新，使其成为制造业创新主体，促进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提升舵手企业的附加值，可以采用研发䃼贴或政府购买应用等方式支持转型升级。
（5）激活企业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打消企业主体高质量升级改造的顾虑，支持化解高质量转型风险.
（6）健全保护企业家高质量发展的产权法律体系，确保“恒者有其产，方恒之”。
（7）加强培育具备“工匠精神”制造业高质量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队伍。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传统的科学研究主要是追求学术价值，创新的成果是某项发现或发明达到新的水平。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处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研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出成果，科研人员的重要任务是评职称评奖，科研运行是单向度的供应型；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市场需求清晰，但缺乏知识创新支撑，只能是技术改良。
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将不同的创新实力整合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创新组织——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成为可能，这一动态的研发平台是一个关于创新的关系网络，具有典型的网络增益特征，创新潜力与市场需求能够动态契合。研发平台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利用彼此的核心能力，能够激发创新的契机，从而构建共同的利益纽带。研发平台具有基础性、共享性和公益性，需要依托政府建构。
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的运行依赖于市场需求的牵引。技术进步导致创新的生命周期缩短，创新成果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更加显著。同时，市场需求的规模与结构的升级，需要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的预判预研。由于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加上企业研发投入的约束性，以企业为主体的一体化创新机制能够较为理想地整合产学研诸方面力量。
胡春阳（江西财经大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作为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于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应对世界变局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将“巩固”排在首位，且着重提及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内容——“三去一降一补”和行业去产能，表明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供给侧改革作为2016年首要任务以来，供给侧改革这一主线没有变。
同时，2018年“防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取得初步成效，为应对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重大变局，今后工作的重点可能重回“三去一降一补”和行业去产能，也正因为如此，从企业层面而言，“僵尸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将继续加快推进。而辅以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构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一系列激励产学研创新的举措，同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目的均在于激活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但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开发、共享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开发、共享可借鉴美、日、韩等国经验，采取官产学研合作模式，政府完善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导向名录，投入专项基金引导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重点建立共性技术共享平台和激励相容的技术创新长效机制，营商环境优化则重在为企业营造规范、公开、公平的法制环境，并切实减税降费，减少企业经营成本。
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今后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居世界前列的市场规模，它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需求侧，更在于供给侧。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有利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将全球最优质的资源吸引过来，在于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帮助一些“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生产性服务产业在中国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全球资源来提升竞争力，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制造业相融合，提升制造业质量。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第一项重要工作中所提到的。
在当前互联网技术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分解的背景之下，“产品质量标准”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可以单独存在的产业链环节，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质量标准”也面临全球竞争，当一国国内产品质量标准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时，消费者就可以想办法绕过国内产品质量标准而采用他国质量标准，近年来国内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去购买“国外销售”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说明了这一点。全球化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得中国在很多方面是有能力制造出好的产品的，但是如果产品质量标准得不到提高，就会产生“逆向选择”，从而使高质量产品即使可以在中国得到制造，也无法在中国市场上生存，而到其他国家市场上销售。因此无论从国际竞争和国内市场环境的要求看，提高国内产品质量标准都是当务之急。
翟太煌（山西证券研究所）：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再下一层次还有市、县，州等等。强调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包括一下三层含义：（1）重要性。长期出口导向型发展，导致效益递减，摩擦递增。（2）可能性。无论以人口数量，需求质量，以及土地纵横面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3）困难性。行政区域划分，由来已久，地方保护地方竞争，及其导致的诸侯经济，对形成统一国内市场助力相当之大。从中央几次三番的强调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心，如12月21日的新闻联播播出江苏安徽等高速公路省界拆除消息。
可以预见，未来凡是阻碍资金、人员以及土地流转等省际政策规定的地方保护壁垒，将逐步拆除，极大降低交易成本。
包 特（南洋理工大学）：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比较注重为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消费活动提供物理上的空间，平台和互联，而新型基础设施则更强调提供信息上的空间，平台和互联。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基础设施和生产体系建设已经能在很大程度满足大众消费在数量和基本质量的需要。而要进一步发展消费市场，满足消费者日益丰富多样的个性需求，更为灵巧先进，能满足定制化高质量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就显得非常重要。关于如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方法上与传统基础设施有何不同，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地方政府引领推动的，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鉴于一些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已经积累了不错的经验和资源，是否可以更多采用公私合作或其它更能发挥企业主动性的方式？政府的角色是否可以从管理者和投资者更多向协调者和监管者转型？此外，地方政府本身是否也可以利用新型基础设施改善行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比如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更多服务纳入网上平台，并提高行政审批速度？
三、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七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印象较深的为第三项任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第四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提出的“推动城镇化发展”，将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作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这两项工作任务部署将重点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居民、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居民等“三类人”发展的问题：
（1）农民要富裕可以通过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县域城镇化等途径，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富裕。
（2）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仅提出了近期目标，即到2010年实现1亿人城市落户目标，也明确提出对此类人的重点问题要放在解决市民化后的就业等民生生计方面，如果此问题无法解决，将会导致城市新的贫困人口的产生，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
（3）增加城市居民幸福感，尤其是要解决大城市的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实现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注重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把他们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要求，这次会议继续强调它，说明各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中对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接轨面临的困难重视程度不够。未来要更加重视培育家庭农场，要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主体，而且世界农业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农户家庭经营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方式；更加重视农民合作社，是要进一步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籍此提高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能力并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2）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两不愁三保障”是我国“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更是中央从多维贫困维度对提高贫困人口“基本可行能力”的凝练总结。在脱贫攻坚进入收尾的决胜期，各地要充分认识到现行扶贫标准是“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标准，除关注收入这一关键贫困标准外，要精准施策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确保在全面小康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3）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最重要的是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既要坚持脱贫不脱政策，也要提升健康扶贫的效果以进一步解决因病返贫这一突出问题。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的新问题，就是要求加大对临界贫困群体的关注，制定政策以切实消除贫困与临界贫困两个群体之间待遇的悬崖效应。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1）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中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决策。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会强调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与态度。
（2）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在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的基础上，提高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给。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数量的大国，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社会稳定，要立足于自身的生产能力，切实抓好粮食储备，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合理调整“粮经饲”结构，着力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城乡生产以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3）鼓励优质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要培育新时代的新型农民，即具有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知识型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新型农民的积极参与。知识型农民也是建设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主力军、领头羊。同时，要吸引有志于农村农业发展的城市居民，为其在农村创业、就业提供便利。要鼓励城市资本对农业的投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经营权转让或出租，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4）利用好互联网技术，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把他们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便捷服务，实现供求的精准匹配，提高农民收入，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产品供求与价格信息以及农业技术相关培训服务，更好地解决农业生产问题。
（5）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对农村水利建设、道路建设、电网改造、集中供水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引导农村厕所革命，建设公共健身场所和设施，建立文化娱乐休闲活动中心等。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做到“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1）推动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基础设施网络化、创新要素集聚以及新主导产业快速发展的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后，中国的城市群初具雏形，截至2018年3月已经形成了19个规划城市群中的9个城市群的规划批复。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为代表的城市群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拥有中国最为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后能够更好地引领中国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实现城市经济发展带动高质量的发展。
（2）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群的发展通常对中心城市的发展有着更大的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要求区域能够协调发展、联动发展。目前的城市群发展中，中心城市有着巨大的“虹吸效应”吸引着外围城市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而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不足。中心城市需要带动外围城市共同发展，不以周边城市的牺牲为代价，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
（3）实施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保护是一对矛盾，但这对矛盾并非无法调和。当粗放型的发展转向节约型的发展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会得到缓解。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的要求更高，因而对恶劣环境的容忍度将会降低。高质量的发展中居民的效用需要有明显的提升，本质上要求环境得到保护修复。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既要推动经济发展，又要兼顾环境保护。
（4）督促城镇就业的转移劳动力落户，实现2020年落户1亿人的目标，以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大量农村剩余劳动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但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尤其是转移劳动力的医疗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社会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户籍制度。城镇就业转移劳动力的落户是高质量城市化的关键，同时也从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等角度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杨 锐（苏州大学）：区域经济发展源于区域之间富有活力创造力的贸易联系以及据此启动的即时创新。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是思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逻辑起点。有以下两点建议：
（1）从省际层面有选择性地设计跨区域协调的制度安排。一是我国需要在省际区划层面设计跨区域协调的制度安排，如此才能从行政的角度，实现跨区域的战略协调和跨区域系统（比如创新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医疗卫生教育系统等）的协同效应；二是所设计的跨区域制度安排，除了进一步扩大区域之间现有的贸易联系进而知识溢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区域之间现有的贸易联系，启动或增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创新；三是跨区域制度安排的设计，可以依据两个原则来选择可合作的潜在区域：区域之间地理距离的相对可达性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异。目前，作为可以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的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比较高，这些区域可以考虑与区域贸易联系水平高、地理距离相对可达性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区域，率先启动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战略框架。
（2）依托跨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贸易联系，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表现为资本品联系、中间投入品联系和消费品联系，这些贸易联系大多是由产业集群来承载。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的产业集群为抓手，通过跨区域产业集群的贸易联系，激发集群之间的跨区域合作创新，形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三股动力源：一是对以中间投入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产业集群，依据省市之间的中间投入品联系程度，逐次与国内其他区域的进口产业集群，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二是对以资本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产业集群，依据省市之间的资本品联系程度，与地理距离相对可达性高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区域的进口产业集群，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三是对以消费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产业集群，依据省市之间的消费品联系程度，与地理距离相对可达性高的其他区域的进口产业集群，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
孙华平（江苏大学产经院）：精细化管理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文化。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费需求细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提质增效与动态升级对现代管理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原因之一是城市化发展战略摇摆不定，在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方面争论不休。最终导致城市化水平不但滞后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也内生地拖延了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已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与障碍。因此推动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是新时代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提升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处理好三个协同关系：
（1）把存量的当前城市户籍人口与增量的农民工市民化及每年的新增大学生就业等协同起来，注重以人为本，把握好节奏与速度。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因此应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并做好相应的就业社保等制度供给。
（2）做好城市各类产业的合理布局与规划，高质量的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是大城市精细管理的重要依托，但也要处理好制造业产业向城市外转移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升级的关系，协同推进先进制造业及各类服务业有序发展。
（3）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协同起来。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的需求点往往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从乡村休闲旅游、食品安全等多维度来看，消费的人群多是大城市居民，因此应该在土地规划、人口双向流动等各要素层面推进乡村与大城市的协同发展。
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宋文阁：国有企业要完善治理，聚焦主业，强化激励，加强集团管控，积极组织变革，提升资本效率，提高决策质量，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为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服务、为加快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做出国资国企贡献，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尊重和满意！
2019年，国有企业应当抓住契机，大多在集团层面应改组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按照产业板块，子公司层面组建成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并积极探索这两类公司的管控模式，成为有企业管资本为主的综合性改革的鲜活样本与标杆旗帜！
孙 军（淮海工学院）：会议指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这表明：（1）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只有市场才能够对资源实施最好的优化配置，能够减少效率损失，降低债务，充分挖掘市场潜力；（2）政府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强化放管服改革，对于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并非是民企参与的结果，而是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的结果。
应该说，会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准定位，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民营经济大会精神，有利于调动包括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参与的动力。这也要求政府必须按照会议精神落实改革决议，把市场能够决定的事情完全交给市场，有争议的方面可以通过试点进行实验。也要求政府能够真正按照法律办事，违规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严峻刑法，维护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另外，也要求政府能够精兵简政，把可能对市场过分干预的部门或政策进行缩减或取消。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会会议对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了重点关注，直指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重点提到三个方面：（1）在宏观政策方面，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在2019年的重点工作方面，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把这项内容归纳到经济体制改革方面。（3）在文末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民营企业发展障碍，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出2019年中央在解决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着力点：（1）中央仍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会保持货币政策合理流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向民营经济倾斜；会重点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有融资需要的民营企业进行“精准滴灌”，破解融资“肠梗阻”和“最后一公里”问题；会更加重视直接融资比重，预期上海科创板会对有创新性的民营企业有所倾斜。（2）中央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保护问题，并且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提到了极高的位置，预计重点做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将会坚决杜绝侵害民营企业的类似案件再发生，另一方面可能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甄别纠正甚至会大规模摸排纠正历史上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给民营企业家以“定心丸”。（3）内涵着财税金融和国资国企一定程度上是导致民营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障碍，下一步，在财税金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上，可能要重点结合民营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方面通盘考虑改革，而不会是在单一所有制范围内闭门改革，改革可能会对民营经济大幅让利，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可能会大幅度放开。
“强政府”就是要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切实发挥政府的制度保障作用。从企业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现实难题，迫切希望政府给政策；党和政府也积极回应企业的诉求，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也都积极出政策、给优惠、抓落实，民营企业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们认为，下一步，各级党委政府、各个工作部门，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打折、不走样、不僵化，不搞短期化，不追求形式化，不允许片面化，而是扎扎实实的把政策送到企业手里，把温暖送到企业家心坎上，让这种良好的趋势保持下去，给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能从悲观到乐观，并长久地保持下去。
朱建平（江苏省联社）：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对农商行来说，就是要坚决杜绝业务发展偏离主线、风险防控不到位的情况，坚决杜绝在同业业务、信贷业务、票据业务等业务违规以及违反审慎经营原则，在服务三农、普惠和实体经济方面久久为功。
（1）一是坚持“立足县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以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客户为重点服务对象，切实加大有效信贷投放，将有限的信贷资源向辖内小微企业和农业企业倾斜。
（2）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导向，深耕细作本土市场，履行精准扶贫责任，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结合农商行所在区域的发展特点，加大对绿色、民生、消费、供应链、物流等产业支持力度，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升级、精准脱贫攻坚，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引导信贷资源向500万元以下特别是100万元以下农业贷款倾斜
（3）坚持“社区性、零售型”的市场定位，贴近城乡居民，致力于为其提供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形成一批贴近社区、服务百姓的金融便利店，社区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不忘惠民利民，践行普惠金融责任，将妇女、大学生、退伍军人、进城创业农民工、残疾人等纳入扶持对象，为更多群体创业、就业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年度经济工作的最高会议，其重大决策和部署必须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但是，总有一些职能部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损害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客观上也成为加剧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三次提出要“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如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熟视无睹不作为，那么就会演变为预言中的狼来了故事，进一步伤害人民信心，破坏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与环境。必须要有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勇气，在平反法人冤假错案、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上迈出坚实步伐，取信于民、凝聚信心、鼓舞士气，让我国经济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增强发展的战略定力与内生动力。
陈志龙（新浪、腾讯、FT中文、南华早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教授）：金融体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信心和信用，金融市场的诚信和公众对市场的信任对于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健全的市场体系依赖公平交易、监管者的信托责任和信息透明度三大原则。有了这些，即使遭遇困难，公众也能与政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过去这些年，资本市场的失败使得各方深陷“塔西陀陷阱”。2015年那场暴力去杠杆引发的“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深度折射了“不成熟的市场、不成熟的监管和不成熟的投资者”齐心协力酿成中国股市最惨烈的下跌，参与各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资本市场异常敏感，政策出错瞬间血流成河，如果没有有效的在线修复机制纠错机制，就像没有刹车装置的高速行驰的列车，倾覆翻车、铸成颠覆性错误是大概率事件。一轮又一轮的“异常波动”警示各方，要非常小心，要懂得谦卑，要敬畏市场，敬畏基本的经济规律。
面对当下的困局，必须对资本市场重要作用的认识有一次发自灵魂深处的深刻而伟大的觉醒。必须切实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加强信息披露加强预期管理，监管当局要坦诚地学会与市场正确沟通。监管者要有边界意识，这种沟通是建立在尊重并敬畏市场的内在规律，真正保护最广大投资者利益，真正实现“三公”为前提的。
刘晓昶：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希望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均衡市场投融资力量，引导形成投资者理性投资----融资者获得长期资金助力的正向良性循环，使资本市场成为我国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内在发动机。“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支持，值得提醒的是，科创板的设立需考虑到对目前主板和创业板市场的资金分流压力等，需要进行相应的统筹安排。
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让投资者获得持续的投资收益，增强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有助于启动国内内需，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可以说，资本市场确实是我国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心枢纽。搞好了资本市场，我国经济将会迎来再次腾飞!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资本市场的运行牵一发而动全身，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
（1）信息的透明度。让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提高。目前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比较不规范的，信息披露质量高低，似乎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或惩罚。要建立规范制度，怎么样叫做高，什么叫做低？不符合规范的适当的处罚，比如说对于负责人和财务长，予以罚款，刑事责任，禁入资本市场等。
（2）强化内幕交易的监控以及处分。目前的大股东的内幕交易没有得到适当的监控，这部分政府是应该做得到的。对于任意的停牌应该适当的规范，提高投资人的保护。增强投资人的信心才有可能吸引更多资金进来。
（3）协助与建立投资人集体诉讼的制度，减少上市公司负责人牺牲小股东的权利的情形。这个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外资以及投资人的保护以及信心的建立。
（4）吸引中长期的资金必须要能够保护投资人的权利，中长期的资金才愿意进来，因此要对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可以要求更高的责任，如果信息不实，内幕交易，给予刑事处分，资本市场进入的处分。
（5）简化上市的流程，就像目前上交所设立的科创板，注册制尽快落实，如果能够有效的带动起来，并且制度化获得投资人的信心，再进一步推进到主板。
（6）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机制，必须具有自偿性，也就是说项目将来能够有现金流收入的才能够举债。如果不能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央适当的补贴协助。避免地方政府举债，而没有要偿还的迹象，扩大了地方债务风险。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民营企业遭遇的困境，除了税费负担重、融资难等众所周知的问题，还应特别注意各种运动式治理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对民企信心与活力的冲击。
（1）部分专项治理行动，在具体实施时需要考虑历史延续性。很多民企的投资增资决策，是在特定时期的地方政策框架下作出的，地方政府关于一些税费减免的承诺，应取信于民企。由各部门设立的各种专项治理，要与地方政策相衔接，或者建立多方协商机制寻求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2）一些专项治理行动应避免扩大化。一些专项治理同时兼有维稳目标，多采用公安联合执法，特别是2018年进入爆雷期的P2P和类似的非法金融活动，对于此类非法金融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无可置疑，但部分地区出于维稳考虑，往往“过度治理”，误伤一些无辜的行业和企业。专项治理既要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又要保障守法企业能够依法依规正常经营，需要精准化，避免因扩大化而误伤守法企业。
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过去40年的中国增长奇迹，得益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得益于在对外开放中分享战后经济全球化红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准确把握住了当前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大势。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其要义即在于世界经济和全球秩序面临深刻变革，中国需要携手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上一轮全球化发展机遇相比，抢抓本轮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必须树立“做好自己，服务全球”理念，需要特别注意：
（1）正确处理“虹吸与外溢”关系，在虹吸全球先进要素和资源的同时，更要促进自身发展红利向全球外溢，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高质量地协调互动。
（2）充分认识多边和区域规则变革在经济全球化转型中的先导和决定性作用，响应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诉求，从自身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着手，推动WTO框架下的制度变革。
（3）深刻把握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竞争合作的实质和特点，以国内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通过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区域协调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市场升级战略、产业集群战略，培育并做强“技术—市场—制度—资源”系统集成的大国经济体系优势，努力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源发地，塑造多中心基于规则竞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构建涵盖各类经济体的包容增长格局。
林学军（暨南大学）：就克服外部严峻的经济环境，对稳外贸，稳外资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1）稳外贸。稳外贸应该坚持开放的基本国策，要努力办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加中国的外贸伙伴，加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的经济合作。要以WTO平等、互惠、非歧视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友好协商，签订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议，互相减让关税，扩大双方的贸易额。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我们应该要有正确的态度，争取在互利共赢的框架内，平等协商解决。我们不但要扩大出口也要扩大进口，以双向贸易加强与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稳外资。我认为，我们要搞好自贸区建设，总结好的经验，以及可以复制的、推广的制度，以法治化、公平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手续，还要降低营商的税收、电力、人力、资金和物流等成本，保护投资人利益，保护知识产权，努力吸引外资和人才。另外，我们也要加快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利用“一带一路”，鼓励企业走出去。如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投资保护协议，建设海外产业园区，支持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办企业。充分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中国合理的全球经济布局，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提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与之前提法不同的是“要适应性形势、把握性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一方向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开放经济的重要内容。TPP提出了很多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由于特朗普的退出，没有能够进入实践，但随着WTO改革被提升日程，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将会面临重构。我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参与新规则制定，并更多体现中国元素：
（1）积极参与此轮WTO改革，尤其是涉及规则制定方面，挖掘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防止规则制定被发达国家完全主导。
（2）通过签订更高质量的双边优惠贸易安排，既可以实践一些新规则，也为未来新规则树立标杆。中国和新加坡升级版双边自由贸易区已经签订，后面要多密切跟踪研究美加墨自贸协定、欧日自贸协定等，将新规则融入中国自贸区战略。
（3）可以将一些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在国内的自贸易试验区先行实践。
（4）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探索实践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
七、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学习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发现之前中央政治局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在这次中央经济会议进一步提出六稳，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在会议后面重点强调：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完善制度守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決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说明中央领导对基层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们可以理解为如何支持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企业以保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近年来全国房价总体是在提升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整体上呈现出从低档向高档涌浪式前进的状态，前三档群体城市数量逐年增多，后两档群体城市数量逐年减少，尽管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推进速度明显快于二手住宅，但两种住宅价格的基本面均为后三档。国家层面据此采取的以“六限”、“一约谈”为代表的因地制宜的差异化住房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既防止了住房泡沫的发生，又提振了房市信心。从发展趋势上看，如果在现有住房政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未来几年我国住房市场总体上还将继续保持慢热势头，房价涨幅略高于GDP增速。但是，我国原有住房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镇住房市场长期保持稳定的问题，必须立足当下国情，建立一套更为科学的住房制度。为此我提出了几点建议：（1）因地制宜，坚持一地一策，防止住房政策的简单化和一刀切。（2）突出重点，坚持多管齐下，缓解热点城市的住房供求矛盾。（3）适应需求，坚持精准投放，以租赁住房的合理布局来推进租购并举的有效实施。（4）稳定预期，坚持控大调微，防止房价因政策因素而大起大落。
我很欣喜地看到，这些建议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的新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张传勇（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房地产和住房问题，强调坚持“长效机制”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对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住房的基本定位，但与以往（主要是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相比，有三处明显的提法差异：
（1）从口径上首次将房地产和住房问题纳入“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工作范畴当中，而不再像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单独将房地产或住房问题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之一，这凸显了中央将住房定位为保障和民生属性的总基调。
（2）强调“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而不再像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多主体供应”以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这既赋予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更强调了其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暗指住房租赁企业理应规范化、常态化发展而不应滋生新的市场问题。
（3）对于不同区域和城市的房地产调控和住房问题，用“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代替“差别化调控”，这与“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是一致的，表明中央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更加精细化，地方政府在应对房地产问题上有更大的自主权。
高传胜（南京大学）：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的当下，加强民生保障与改善，加快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服务行业发展，不仅事关社会稳定大局，而且对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亦大有裨益。
（1）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优化社会保险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在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提升资金使用绩效。当前，一方面要增加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在继续加大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基础上，切实有效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水平，减轻企业与职工负担。
（2）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有公平机会与宽松环境，投入到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实现营利性服务产业、非营利性服务事业和政府公共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与治理，在更好地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民生服务需求的同时，亦促进就业、增加内需，从而既减轻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又推进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八、其他方面的解读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回顾历史，十八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有三次提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201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需要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机遇做出高层研判。第二次是2014年，时值“经济新常态”概念首次提出，同样需要中央领导层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做出科学判断。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第三次即是今年。2018年国际风云变幻，中美贸易摩擦压力渐增。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看，经济下行压力渐显，民营企业发展困境成为年度内焦点事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各种声音并存，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前景的怀疑、困惑不绝于耳，迫切需要中央综合分析，给出科学判断。
中国经济是否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科学分析外部环境的利弊，如公报中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更重要的是搞好自己内部的事情，要深化、加快各领域的改革步伐，提升市场活力，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主体的发展信心和动力。这就是“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的深刻含义：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巫 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通过提高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地位，实现以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向以公平为导向的竞争政策转变，这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政策抓手。具体而言需要积极推进以下方面的工作：
（1）加快完成《反垄断法》的修订工作。目前《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已经完成，已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期待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并推出相应的配套立法，尤其是我国《反垄断法》迫切需要将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诸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下的垄断行为纳入监管。
（2）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领导下，加强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主体的反垄断执法体系与队伍建设。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先分散在三个部委的反垄断职能部门合并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强化了对反垄断执法工作的统一领导。但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要进一步扩大队伍规模，提升专业人员能力，加强执法机构独立性。
（3）强调经济学与反垄断法的交叉与相互借鉴。与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反垄断法实践相比，我国产业经济学领域专家对反垄断案件的参与度相对较低，现代经济学工具方法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的运用还不够充分。
（4）贯彻竞争中性原则，切实在《反垄断法》执行中做到对于国有、外资与民营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一视同仁，加大对各级政府相关的行政垄断的治理力度。
陈 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以往讲三大攻坚战，主要讲目标导向；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讲目标，而且着重讲了方法和尺度。其中，防金融风险要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打好脱贫攻坚战要一鼓作气；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除了要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这说明，一方面三大攻坚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年重大任务方向是坚定不变的，同时总结了三大攻坚战推进一年以来在方法上的经验教训。以往不少“一刀切”的做法减少了政策制定的难度，却在政策执行时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本次会议对三大攻坚战的提法是要努力把政策细化，提高政策的精准度。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在当前宏观经济不乐观，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1）确保地方政府债务可控。坚决堵住地方政府债务“政出多门”的问题，明确凡是政府主导的项目举借的债务均属于地方政务债务，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要求，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防违规举债。
（2）明确政府主导和政府规划或政府引导的关系，在相关领域，政府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和行业，引领社会资本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3）界定政府债务的界限，给金融机构以明确的信号，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4）根据实际，综合施策，避免“一刀切”或者直接“切一刀”，因城施策，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5）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培育和发展新动能。
宋常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提振市场信心，回归经济理性的重要契机，一定要珍惜，信心是市场情绪之基。建议：
（1）减税应该以民企切实感受到利好，从而激发事业动力为目标，应与融资、社保、环保等方面政策一起出台，同步实施。
（2）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除了源自政策刺激、培扶，更来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法治环境。务必对“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已完成历史使命”、“李嘉诚别跑了”、“民企实行职工民主管理”一类蛊惑人心的违法言论及时追责，追惩相关个人和组织破坏稳定、危害经济安全的责任。
（3）东北的乡村振兴有全国共性，也有其个性。人口流失严重，并且在加快，乡村凋败严重，加上东北作为北方环境及生态屏障的压力加大，应加快东北产业集聚和人口城市化，让东北休养生息，逐渐弱化央企对资源、政策利好的垄断，让民营经济自然发育、壮大，同时，在重点区域、有条件的乡村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和现代农业。
（4）努力确保股市、楼市、汇市稳定，外汇管制灵活、有度，中美及国际关系灵活、务实，以免形成社会恐慌。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今年的中央会议指出明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其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提出“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聚焦做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工作，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会议还强调了“要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此次会议提出以上任务，我认为是由于我国在污染防治还同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部分地区政府仍然认为经济发展高于环境保护，尚未摆脱唯GDP的发展观念，实现向绿色发展路径的转变；（2）部分地区政府虽然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未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在治理措施、手段上还存在简单粗暴问题，影响了了企业经营环境和地方经济发展，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忽略区域产业链生态特征，和环境整改需要时间等问题，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关闭污染企业；此外，部分企业虽然意识到实施绿色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但缺乏实施绿色生产的能力，需要外界给与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本次会议在最后部分强调了“要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1）我国当前仍然处于重要的历史战略机遇期。中央对这一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极为重要，表明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是两国关系长期“斗而不破”的一个缩影。所谓“斗”体现在两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美国重振制造业并非一朝一夕，将国内制造业萧条归咎于中国并采取强硬姿态是特朗普政府赢得遭受经济困顿之苦的美国中下阶层选民支持的政治策略，当前美国即将面临国内资产去泡沫化的加息周期，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打“中国牌”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刚需”；所谓“不破”，就是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彼此彻底“决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只有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全球治理层面携手合作，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
（2）在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宏观背景下，必须练好“内功”。练内功需要进行“固表”、“去病”和“强体”等三个阶段。所谓“固表”就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通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来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增长空间；其次，所谓“去病”就是要针对国内市场“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问题加快改革步伐。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关键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建立高效、透明、公平的营商环境，调动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3）国企改革由“管国企”向“管国资”转变，国有资本不仅可以投资“国企”，还可以投资“民企”，淡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使“国企民企化，民企国企化”，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需求侧改革方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城镇化的发展红利，同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破区域条块分割，建立统一国内市场，培育庞大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最后，所谓“强体”。一是加快政府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加强社会法制化水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给企业家以安全感和确定性预期。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借助外部压力倒逼内部改革；三是要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挖掘资本市场在培育创新生产要素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利用市场机制孵化创新企业。
文字整理：闫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