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更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对此，要增强忧患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近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国经济运行中“稳”、“变”和“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解读，为精准研判、妥善应对我国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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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前些年，中央要求的经济工作总基调都是“稳中求进”，其实是讲要稳住发展的底线，争取有更好的结果，进在某个区间里，争取有最好的结果。现阶段看，稳中求进转化为稳中有变。一方面，发展动能有变化，某些旧动能消失，新动能逐步显现，现在的6.4%的速度比过去的7%甚至8%的速度具有更高的增长质量；另一方面，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诡谲多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总体上下行，很多重大风险的护城河有进一步击穿的可能。这种变化中隐含着许多的忧，主要是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风险将可能引发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房地产、金融市场、市场监管、融资等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将可能使40年来积累的国民财富消失殆尽；重大科技领域的风险将可能使我国丧失崛起机遇；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社会领域的重大风险，将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巨大动荡。我们需要精准研判这些重大风险的来源和发生机制，争取实现“变中有进、变中有新、变中有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稳是体量与速度，变是结构与效益，忧是形势与趋势。重点在忧。既有内部的国民、新旧、虚实之争，又有外部的逆全球化、技术源头受阻等因素。
最大的风险是外部市场壁垒提高、关键技术源头中断、外资全球转移而引发的经济转型升级受挫，甚至失败，导致经济发展进入低水平循环陷阱。
周荣荣：2018年我国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8%、6.7%、6.5%、6.4%，下行压力逐季上升。投资和消费双双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5.9%，低于上年的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较上年的10.2%明显回落。展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居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要性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而经济结构转型不会一蹴而就，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阵痛不可避免。同时，较为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也给经济转型带来挑战。2018年出现的经济领域企业信用风险上升、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正是这一阵痛的具体体现。
（1）从金融市场来看，随着2018年资管新规、退市新规、股份回购修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陆续出台落地，整顿成效明显，市场秩序得到修复。但应充分认识到，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是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这些风险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仍然是金融系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市场领域，要加强市场心理分析，做好政策出台对金融市场影响的评估，善于引导预期。要加强市场监测和监管协调，及时消除隐患。从过去几年的监管教训和经验来看，金融市场的风险点，往往具有跨市场和交叉传染的特点，监管部门要对市场存在的潜在重大风险有充分的预期，并且要有足够的政策储备，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基本制度，把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点、风险点逐渐化解。
（2）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证金融市场稳定才能为经济结构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坚持底线思维，在经济金融领域，既要对风险有充分的认识，也要有足够的政策储备和应对方法，做到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3）宏观层面要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六稳”目标的实现。
（4）中观层面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因城施策、分类指导。要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要加大力度妥善处理“僵尸企业”处置中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等问题，加快推动市场出清，释放大量沉淀资源。要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的要求，前门开大了，堵后门要更严。
（5）微观层面，受成本上升，需求收缩，虚拟经济挤压等多重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利润率大幅下降，困难重重。实体经济还面临多方面困难，例如，由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突出；人才和劳动力矛盾日益凸显。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制造业企业就业，未来的趋势也不容乐观。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2.4亿人，这也给制造业发展带来很大压力；核心技术缺乏。虽然我们每年的研究成果很多，专利申请数相当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但是在核心技术方面差距依然很大。
二、忧中有思：一是我国经济潜力依然巨大。总体上，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这个空间还比较大。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左右，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发达国家将近70%。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的健康服务业、教育、商务服务、旅游等行业发展潜力很大。我国健康服务业占GDP比重在全球是最低的。教育培训业需求巨大，但是，无论是大学、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的培训供给都远远不足，这些领域的潜力和优势远没有发挥出来。三产业结构提升空间很大。从全球产业结构来看，高端化、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是大趋势。
林学军（暨南大学）：中国经济的稳就是要稳增长，因为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解决就业的问题，不能满足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问题。我国发展的忧虑主要是存在着各种风险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如金融风险，自然灾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使我国经济不能稳定发展、不可持续发展。
所谓变，就是我们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改变经济增长的动能。把原来由投资驱动，外贸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为创新驱动，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稳增长就是要加大民生重大工程的投资，改善落后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精准扶贫，治理环境，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改善国内经济不平衡的情况。对于未来的发展要加大科技兴国，教育兴国的力度，增加科技创新和教育的投资，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孙国民：“稳中有变”说明经济发展总体平稳条件下出现了某种“不稳”，这种“不稳”是从保持区间发展向下行缓冲的风险；“变”说明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包括稳态的和非稳态的“变”，一方面是经济分化中向好变化的，特别是新旧动能分化以及新旧动能转化接续，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系在缓慢构建并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是经济分化中向坏变化的风险，特别是复杂的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使得经济发展既存在围追堵截、风险叠加以及“三驾马车”失速的困扰，又存在新动能升级受压、科技掐尖和卡脖子风险，还存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发展曲折，这些都是变中存“忧”的地方。
唐 龙（重庆科技学院）：稳：掌控能力无严峻挑战，迎对手段有备，托底能力有保障。
变：发展前提、条件、环境与模式变化。
忧：不确定性干扰与冲击，破旧与立新间的衍接，新增长主导部门的自生能力及牵引与联动能力落实效果不佳。
段继红（南京财经大学）：稳中有变，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仍能保持向上增长势头，但增长速度有可能继续向下调整，在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原来可控的一些问题会变得不可控（比如金融杠杆问题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些新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大量僵尸企业僵而不死有可能成为矛盾爆发点，中美贸易形势仍然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等），应对不及时，不恰当，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社会的稳定团结。
鞠昌华（南京环科所）：所谓稳，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稳定在预期的安全阈值范围，这也基本保障了就业和社会稳定；二是税收和财政收入稳，这保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可能，保证了一带一路等的可能；三是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的比重稳定增长，实现了理直气壮做大做强的宏愿。
所谓变，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减缓；二是经济发展动能在转换，产业结构中粗放型、低端产业在去产能中萎缩，新兴产业占比提升、服务业提升，资源环境瓶颈预期逐步得到缓解；三是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了，中美贸易摩擦等。
所谓忧，一是经济发展面临支撑因素不足问题，人口红利丧失，并将增加社会保障压力；二是面对风险的调控能力减弱，尤其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多年发展所积累的风险，控制不好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风险和危机；三是缺乏应对风险的能力，比如面对动能转换和贸易摩擦，我们的科技积累不足，随时遭遇卡脖子的风险。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自2016年“权威人士”定调经济走势呈L型以来，3年已经过去，经济增速仍处于探底过程，“稳”增长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字。如果说2018年之前的经济增速下降是乐见其成的目标，之后随着中美之间贸易战和其他领域对抗性竞争的突现、国际环境变化复杂以及“三去一降一补”操之过急，使经济增速下降超出了曾经设想的可控范围、变得更加不确定，由此诱发的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投资下降等经济社会隐忧陆续显现。
未来避免经济增速继续下降也许是首选之策，需要新旧动能并举、创造条件激励消费和保持外贸恢复势头。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稳：体现在国内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宏观上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尤其中西部地区通过扩大交通基建投资，可以在短期保持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增长区间。变：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城市生活综合成本上升，中心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低收入就业岗位吸引力下降，进城务工人员出现大量返乡回流趋势；资本市场风险不断积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房地产市场可能生变，地方政府税收和支出压力不断增大；创新驱动不足，经济增长动能切换不顺畅，对政府宏观政策刺激依赖程度持续增强。忧：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社会公共福利支出不但增长，政府财政负担导致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困难。
总体而言，创造就业和纳税贡献最大的民营企业正面临三座大山：国企对上游产品的经营性垄断；企业缴纳职工养老费实际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政府庞大系统运转需要高额企业税费维系。民企衰，则就业难、内需弱，经济增长进一步失速。
必须解放民企三座大山：改革垄断国企降低上游价格成本；改革养老支出结构，政府变卖国资补充社保给民企减负；启动政府职能改革，减少市场干预职能，压缩人员规模，使企业可以轻装上阵，降成本，增利润，扩就业，稳市场，促增长。
王阿忠（福州大学）：中央提出六稳是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这六稳不包括稳增长，在我国GDP基数这么大情况下，稳增长确实不容易，加上国际复杂多变，对国内经济冲击大，所以我们应该“有稳有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保住。
中国经济下滑有自身因素，也有贸易战因素。稳中有变，这变主要在投资与预期方面，房地产投资与预期变化较为明显，甚至有忧，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特别是有些地方严重依赖房地产的影响很明显。目前的忧主要在于新旧动能转换不顺畅，经济增长新动能尚未显现，我国企业创新明显不足。可以利用这个空窗期，注重经济发展的质而不是量，以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主。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稳是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持基本稳定，才能够为主动求变求进预留空间。应该看到，在传统动能逐渐衰减，新动能未充分释放的形势下，稳的压力有所加大。
变则反映了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势特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促成了经济社会领域诸多变化，新动能逐步孕育，新模式、新业态以及新兴产业不断出现。作为大国，中国经济之变也引致了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
忧则凸显了变局中的风险特征，包括改革触动深层利益所引发的风险，部分地区和职能部门教条式“改革”所引发的次生风险，以及全球秩序重塑特别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进程中的国别竞争风险。
为此，要正面响应市场和民众预期，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凝聚发展共识，构建起基于大国经济系统集成优势的内源驱动开放发展逻辑。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下，市场化、法制化的政府改革要发挥其引擎作用，要以政府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以市场活力孕育开放合作和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第一、稳、变和忧的基本特征。
1、稳的基本特征是：（1）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约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1万美元，GDP同比增长6.6%。（2）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6351.4亿元，比上年增长10.3%。（3）2018年投资平稳增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9%。（4）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5）2018年对外贸易总体平稳，外贸进出口总值30.51万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增长9.7%；其中，出口16.42万亿元，增长7.1%；进口14.09万亿元，增长12.9%。（6）2018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就业人员为43419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957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4.8-5.1%之间，除个别月份与上年同期持平外，多数月份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2、变的基本特征是：（1）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还未形成，周边环境的复杂敏感、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2018年在全国规模以上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9个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减少，产业价值链攀升难度加大，自主可控的全球产业链控制能力还未完全形成。（3）2018年投资信心有所下降、投资渠道有所不畅、投资项目有所不足、投资预期有所不明等；民营投资信心严重不足，资本市场持续疲软。（4）消费需求在不断更新升级，供给侧新、特、优、精的产品跟不上高端的新消费和新需求。（5）国际贸易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对抗”的不利因素没有完全消除，多边贸易新格局没有完全形成。（6）就业的基本结构和以往所不同，互联网远程就业、创业就业、平台分布就业等新形态涌现，用人单位组织就业比例在下降，“分散就业”、自由职业者增加。
3、忧的基本特征是：（1）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将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发展，影响高质量的改革开放，影响经济平稳运行。（2）供给侧改革制度红利释放低于预期，企业面临生态成本不断上升，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等不利因素；同时，国企如何跨越效率“陷阱”，如何科学推进“混改”。（3）投资如何围绕“五个一体”总体布局展开，如何考虑好投资的方向，同时，“唤醒”资本市场，激发不同投资主体活力，拓宽投资渠道；逐步放开投资主体限制的领域，评估与防范相应风险；耕地“红线”如何守住，房地产投资与市场风险如何规避。（4）如何引导高端消费“回流”到国内，如何增强国内消费信心。（5）如何消除中美贸易摩擦不利影响，增加高技术产品进口，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减少资源性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如何培育具有全球控制力的产业体系。（6）就业作为“社会稳定器”，如何维护好，如何促进高质量就业，如何增加分享社会大发展成果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第二、风险（变与忧）化解路径。
1、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重大风险防控能力。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保持战略定力，未雨绸缪，精准研判，科学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3、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姜丕军：我国经济运行“稳”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当前增速仍维持在6%以上位于世界前列；二，国有净资产高达百亿人民币，是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石；三，当下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四，中国已经建立较为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产业链完整，竞争优势凸显。最后，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仍有较大空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在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一些因素发生了大的变化，超出了预期。18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波动加大，有两大因素超出了预期，一大因素是简单粗暴的经济去杠杆政策使得大面积民营企业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其二因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外部环境陡转急下。两大超预期因素使得国民经济运行“内外交困”。至少在短期内，国民经济运行之路“变”得坎坷不平。
当下，国民经济的“忧”是“变”的结果，这个结果集中体现在就业方面。只要就业稳定，经济发展导向就可以克服“路径依赖”，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经济社会能够顺利转型。但现实的问题在于，最近三年是国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新动能尚未建立之时，失业率增大已是不可避免，这是“忧”之所在。
解决就业问题靠上马大项目并非良策，短期更应该“激活”国资，对高达百亿的国有净资产，仅拿出5%进行“混改”，就可以提供5万亿失业救济金。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要靠产业发展，对比欧美国家，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与经济大国极其不匹配，未来放松产业管制，加强法治建设，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是解决就业之上策。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中央以“稳”为基调的总概括是正确的，放眼全国，2018年政治、经济、社会都是稳的，没有出现大的起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稳。一是经济基本面稳，二是国民心态稳。从经济基本面看，我国GDP比上年增长6.6%，不仅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而且这个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居于首位。一、二、三产业增加值都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进口、出口总额都有增长，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房价控制特别到位。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几个经济大省的表现也比较好。从国民心态上看，虽然经历了突如其来并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但国人并没有任何恐慌，国内市场货物充足，表现出对中央把控局势能力的高度信任，和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所以，虽说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稳的根基比较牢固，没有大变，也没有大忧。只要坚定不移地锁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旗帜鲜明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未雨绸缪的超前意识，增强前瞻性和预见性，避免政策层面的大的波动，就一定能闯过各种可能出现的急浪险滩。
（文字整理：闫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