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3日的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在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和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期，这一评价释放了什么新的信号？这一改革与以往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未来应重点加快推进什么方面的改革？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对于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讨论。
一、这一评价释放了什么新的信号？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这一评价释放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内容和举措等，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基准，重启全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过去一段时期，社会上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多有非议，这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这一评价有助于缓和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在内外环境出现不确定变化的压力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是能担当经济发展重任和防范各类风险的。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希望再次激活改革与开放的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高质量，开拓新局面。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体现了对从十一届三中会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动摇，排除了一些社会舆论的错误干扰。
申可善（浙江建行）：（1）宣示将改革进行到底决心，澄清一些误判；（2）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道路、理论、框架设计的自信；（3）彰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突破的方位，展现党领导驾驭市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实践，在系统性、有机性顶层设计方面已经突破了单项突破、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性自发改革，转向主动设计、全盘谋划的自觉改革，开辟新境界；（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阻力、误区、推进方式、外部环境等诸多扰动因素，有偏离改革初衷的风险，必须正视听、明方向、举旗帜。
巫 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号召全党和全国真正落实这次全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尤其是在中美贸易磋商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继续推动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可以认为是加速进入改革开放的2.0时代。改革开放1.0时代还遗留下很多“深水区”，还有很多制度层面上的空白需要填补，体制障碍需要去打破。
杨 锐（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拐点，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的评价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仍将继续推进，而且将由重点领域的改革向全方位领域改革推进。
唐 龙（重庆科技学院）：着力于新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去思考发展理念、模式、方法、政策，摒弃过去的惯性发展思维，在思想上要有新解放、在模式上有新创新、在方法上有新办法。
汤 凯（意昂船舶设备）：（1）进一步贯彻了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党中央果断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2）应对中美贸易谈判，对或许即将作出的符合我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妥协作一下政策政治上的技术性预处理。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既强调中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和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传承，又表明中央对时代变局、时代使命的战略把握和统筹谋划，向市场和全世界传递出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确立这个总目标，深刻表明了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为什么此时此刻，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可能释放了以下信号：（1）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的“深化”要求。例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足，而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却没有发挥的更好。（2）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的“全面”要求，改革涉及的面、关联性和系统性还有待提高。（3）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的“一致”要求。改革的预期效果可能还未及人民、市场主体和世界主要利益关联方等利益相关方的预期，各方正通过各种渠道或方式表达改革诉求。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最近几年，政府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取向，尤其是2018年开始的经济去杠杆，“一刀切”的政策举措严重打击了民营经济的信心，加之最近半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涉及的“结构性”问题，无不跟政府直接干预有关。因此，重新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地位已经是大势所趋，站在下一个40年的起点，进一步树立“市场导向”的旗帜是英明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黄志军（江苏农行）：这一评价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政策连贯性，总的思路是明确的，结构性改革，破除路径依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在更高层次上深化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更是长治久安、实现党的永续执政的重要前提，体现了立足经济格局和国际走势变化，是对共产党人改革精神的深刻传承和创新。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既表明中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中央对《决定》的高度评价与重申，体现了中央对推进《决定》落实的坚强决心。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应对美国贸易战，释放加速改革的信息，市场化，法治化，深化改革的决心。
二、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不是“结构性改革”？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有330多项具体内容，要比结构性改革范围更大。总的要求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要求中国贯彻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内容只是有利于美方谈判而设计的，它很具体也很明确：就是三个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两个停止（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停止强制技术转让）+一个允许（允许外资控股）+可检查可监督。这些内容既有市场结构方面的要求，如零壁垒，零关税；也有市场行为方面的要求，如零补贴、两个停止；有些还与市场绩效改进有关，如要求中方缩小对美贸易顺差。
孙国民（东南大学）：结构性改革和非结构性改革并存，同时也要看到一些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体系迈进，而不是远离这个体系。因此，结构性改革应该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坚持中国实践、中国情境、中国案例、中国故事的情况下下，兼顾国情与国际并重、理论与实践齐飞，最终最大化无限逼近市场经济。
董梅生（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是基于“383方案”设计的路线图，是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随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主要是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
所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与“结构性”改革有区别，侧重点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牛鼻子”，现在的结构性改革注重用政府手段达到改革目的，诸如激发消费潜力、治理脱实向虚问题、支持民企发展问题，等等。当然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系，现在的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未完成的改革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延伸和拓展。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超越了“结构性改革”范畴，具有“结构性革命”的色彩。“四个全面”是此次改革的总框架。目前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在咫尺。另外三个“全面”，在过去的6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方向与制度安排上的再定向。
杨 锐（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但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主要是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围绕制度供给、竞争环境和行为监管三大方面进行了上千项的变革措施，以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然而，结构性改革仍需要继续向政府本身的权力运行体制推进，才能让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变成切实的持续的国强民富。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应该是未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原则和基本方向。重点推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性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在竞争性领域过度干预，并补齐在公共服务以及民生保障领域的短板。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结构性改革，即破除现有经济结构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水平。
王相林（福建海峡银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不能等同于结构性改革。自从启动改革开放以来，过程虽然有反复，但总体上是沿着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运行的。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市场和法治已经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识。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育。在精神层面，传统文化在复苏，文化的多元化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背景下，依据市场和法治的原则对改革思路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的全面的经济社会治理论纲，意义非常重大，不是修修补补式的操作层面上的结构性改革所能概括的。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本质上是结构性改革方略，但又有别于西方主流的结构性改革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大致表现在：（1）全面深化改革对应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2）决议的精髓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契合了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化特征。（3）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针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矛盾做出的全面改革决议，即“五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结构性改革论述。（4）全面深化改革决议在明确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的同时，还强调了党对改革开放的统一领导，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5）针对高速增长过程中积聚的结构性矛盾特征，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主线，并明确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囊括了结构性改革的部分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强调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强调了市场的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是其他领域进行改革的总纲；除此之外还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方针，改革的领域更深入、更全面。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解决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总纲，结构性改革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应该不完全是“结构性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内涵很丰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国内外复杂多变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协调程度、现代化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导能力等因素高度关联。（2）“结构性改革”内涵主要包括，经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贸易结构、供给侧结构、消费侧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治理结构、市场主体结构、分配结构等。（3）中央提出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高屋建瓴地总领。（4）结构性改革的分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动共生的。
梁俊伟（山东大学）：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经济体制中市场与政府角色的结构，具体包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地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利公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的改革为重点，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生态文明体制服务服务或辅助经济体制改革。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改良性措施，是在维持既定制度和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结构、比例、顺序的调整。结构性改革方案可以看做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题的具体化和细化。
郭 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这是哈佛学派SCP范式的经典理论，但之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SCP范式并非完全正确。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的市场化改革路线，与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所提的“结构性改革”，两者虽有大部分的重合，但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301报告”、贸易谈判清单及其加征关税措施，本质上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对中国高科技发展战略和中国大国崛起的全面遏制，其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世界老大为维护其地位而给其他国家吃下的药丸。而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自动提出的改革目标、领域和举措是对自身发展定位、问题和改革路线的自觉行为，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并不能因为形似而错误地判断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中国经济走向新时代的进程中，经济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当前，供给侧层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存在非常严重资源错配问题，资本配置遭到扭曲，一些效率低下、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银行信贷，即便已经成为“僵尸企业”，仍然是银行眼里的“香饽饽”，反而，一些效率高企、没有任何财务风险的民企却被银行阻挡在门外；再比如，一些人口集聚、需求庞大的大城市严重缺少用地指标，而一些缺乏人口流入和产业集聚的中小城市却有着大量的用地指标，土地使用效率非常低。总之，资本的结构性错配对中国经济供给侧产生严重的打击，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效率。结构性改革就需要对这种资源错配机制进行改革，需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体改革思路的指引下进行改革。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有部分涉及“结构性改革”，但并不完全重合。美国对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指政权对经济活动干预、妨碍自由竞争的部分。涵盖国企补贴、市场准入、强制转让技术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企和民企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农民拥有更多财产权；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简政放权”、“权力清单”等事实上推动市场自由竞争的指向。
史先诚（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全面改革，好的经验发扬光大，不足的加快完善，不好的坚决改革，涵盖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不是要齐头并进，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改。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不仅仅包含了“结构性改革”，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很大区别。（1）所谓“结构性改革”是上世纪50-7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国际收支的解决方案，他们把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不平衡归结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引起的，必须通过长期“结构性改革”来解决。（2）引起结构性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缺乏竞争机制和过多的不必要的政府干预保护了落后产能，使得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或资本市场融资才能维持生存的企业长期不能退出市场；同时受资源自由流动的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健全，阻碍了技术和生产条件的变革，供给结构长期不能得到调整。（3）结构性失衡根本原因在于顽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变的瓶颈。因此，实施“结构性改革”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解决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有其合理性一面。（4）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包括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若干重大领域。
陈柳（长江产经研究院）：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诸多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都是强调市场化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结构性改革与美方所述仍有很大不同，我们是希望以市场化的方式理顺资源配置的方式，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是赶超发达国家，并不否认部分有效的赶超型产业政策。而美国要求的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要市场化一步到位，全面否认后发国家的赶超政策。
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应重点加快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当务之急是按照平等竞争的要求，推进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府职能改革，确立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踪家峰（南开大学）：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垄断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孙国民（东南大学）：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用人、用什么样的人、用到什么程度以及与人有关的权力运营机制，需要一个健全的、健康的、良性的、正向回环的全社会激励相融的制度机制，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合力，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久发展。
汤秀平：系统性改革方面，改革的顶层设计、程序性和制度化；整体性改革方面，平衡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地区之间协调问题。
翟太煌（山西证券）：各项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在改革开放创新的过程中，防范风险，国内的、国际的、内政外交，实体经济金融领域。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政府行为的负面清单、市场化深度推进、法制化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精兵简政，减税民企，激活活力。
徐延安（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杂志）：加快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首先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尽快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1）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供给侧方面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要在自主创新、集成创新、提高供给效能方面下功夫。（2）党政军建设方面深化改革。（3）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改革。（4）深度开放方面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处理好与欧美发达经济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延伸国家贸易投资合作的关系，提高深度开放的效率改善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政府（党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宋凌炎（江苏精诚纺织有限公司）：重点推进体制改革，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改革，如何从政府干部一步一步监督检查工作改革发展到一步一步为企业排忧解难。
翟仁祥（淮海工学院）：国有金融企业改革、股市改革、国有经济利益人民分享改革、民营经济支持改革、住房改革(切实改变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和贫富效应）、科教改革(让更多劳动者受教育，提高实体经济科研支持)。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近年来，重大制度安排已经定型，但在实践中还面临尺度问题。其中，市场化与法治化是重中之重。就市场化看，主要问题在于政企关系问题，虽有“亲清”之分，但却在“分”与“合”上陷入困境。就法治化看，主要问题在于法治的独立性缺位，无法保持法治的一致性、稳定性与全面性。
邵 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政府作用好与不好，检验的标准是：能否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重点是政府的改革。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加强政府的职能优化，提高效率和效能，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陈 东（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1）大力宣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发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稳定市场预期。（2）切实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要专门成立相关机构来监督这一规则的实施。（3）加大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开放。（4）要素领域的开放要切实加快加大，要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设时间表。（5）深化政府职能改革，从简化审批手续到尽可能取消审批，缩减负面清单长度，转到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强化监管。（6）把振兴资本市场上升到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
申可善（浙江建行）：权益性方面的改革，如产权制度、经济调控的事权与财权、民主决策权、公民权利等，这是本，这种改革具有革命性，也是难点。
高传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改革所有阻碍社会财富创造、影响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进一步解放、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增进的体制性因素与不合时宜的思想桎梏。
杨 锐（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加快推进政府权力运行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横向侧重于如何保障和约束政府权力服务于民、服务于企；（2）纵向侧重于把促进经济发展的纵向权力聚焦于城市层面。城市是国家经济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在当前政府权力运行体系里，城市层面官员是嵌入微观主体经济活动最直接的权力主体，如果不改变政府权力体系里纵向权力的运行机制，城市官员与上一级官员的距离倾向于近，而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距离倾向于远。如果这样，指向“政府-市场关系”处理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力量就很难切实落地生根发芽。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城市落户，把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落到实处，取消户籍限制，把进城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保障系统，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汤 凯（意昂船舶设备）：巩固和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成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1）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不能依靠行政权力或者市场垄断等非市场化手段，而是要与其他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2）中央和地方税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在的税基分配结构，调动地方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3）资本市场改革，加强监管，对市场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建立投资人追索赔偿机制，建立投资者保障基金，重塑资本市场信心。（4）破除农村转移人口的各种体质机制障碍，加速人口城镇化，形成强大内需市场。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首先，要重点建设和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利用市场有效地利用资源，特别是要规范股市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使其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有效融资渠道。其次，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将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依法行政，遵循法治原则。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推进经济所有制结构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创新土地制度红利，激活现代农业的规模经济价值，着力解决“三农”问题；（3）推进人力资源主体分配结构改革，激发人力资源三创动力。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体包括：（1）科学设计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做好分类分层改革，避免国企改革“一刀切”；（2）科学界定国有企业党组织作用，厘清党组织与“新三会”之间边界与职责权限，保证国企党组织“参与而不干预”；（3）科学认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弱化“产权身份”认识，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4）科学评价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效果，涉及国企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科学评价体系设计，以及国企高管人员及其制度的执行效果评价。
郭 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涉及到既有的利益面前，至今没有形成社会大众、群体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权益维护机制，现有的信访制度和反腐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制度性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认真研究党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权力和治理方式，在继续有效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有力的法治保障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有顶层设计等相关的改革，建立适应信息化社会、全球化社会和网络化社会的运行模式。
李 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人民群众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司法系统的透明公开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尤其重要。
李绍明（南京市商务局）：（1）民生改革，如医疗，教育，养老。有关国企的改革，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长期可持续发屉。（2）法治改革，让老百姓更加感受到公平正义。（3）政府职能改革。提高服务水平，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要加快社会民生方面的改革步伐，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医药卫生、药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组织改革、教育系统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执政党自身组织系统改革。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商品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完全市场化，但在生产要素领域市场化进程还非常慢，远远滞后商品领域。加快生产要素改革，不仅使得生产要素高效率配置，也会使得中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对于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效益，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都存在着重大意义。
黄志军（江苏农行）：（1）从政治层面来讲，现在很多基层治理决策还是老思路，不能适应我们国家改革大势，不能适应世界格局变化，与人民的预期还有落差。这个需要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推进更为透明、公正、公开、和谐的基层社会治理。（2）在经济层面，经济层面还是要放权搞活，让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目标函数，选择自己的最优发展路径，进而实现整体最优。（3）在文化层面，考虑制度软环境的培育。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因为社会文化的涵养，决定了思维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发展的方式。我们还是要启迪，用更理性的思考，更科学从事生产劳动，包括对一些社会公共问题的思考方式。这些都很关键，也是下一步需要推进的。（4）适当提升媒体监督，特别是对基层的自动纠偏，对他们社会治理的监督。（5）一定要用好人、培养好、教育好人，真正提高社会的这个人力资本水平。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1）加快国企改革，国企推出竞争性领域；（2）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乡城流动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化的确认，提振内需，释放城镇化红利；（3）降税降费，减轻企业税费和社会开支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4）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和信息公开透明披露，培育做大做强债券市场需要的制度环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民企融资通扫除制度性障碍。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1）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重点解决好党政不分、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问题。（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各级政府对属地的老龄化情况应该心中有数，切实把养老服务体系及产业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包括采取必要的扶持和补贴措施。
张远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1）在对外资开放之前市场要对民营企业开放，起码要同时开放；（2）建立真正的统一全国大市场，破除比如兼并收购壁垒；（3）界定负面清单政府的界限。
杨向阳（南京财经大学）：（1）市场对内开放，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公平市场准入机会；（2）政府调控经济的领域、方式和手段优化和调整，甚至是根本性改革，减少直接干预；（3）城乡基础教育改革，农村重点是增加公共服务和保障，城市主要是切实减负，按照成长规律办教育；（4）市场化改革和有效运行的制度体系调整、优化与重构，真正让各类主体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违规违法成本与收益相匹配。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1）市场化，让市场来淘汰无效率的企业/产业，消除不公平的竞争，避免补贴，也不要扶持特定的产业，造成不公平。（2）法治化，让企业与企业的事务，企业与政府的纷争，透过司法体系来解决，逐步建立我国的法制体系治理，减少行政指导。
史先诚（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1）重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管结合，提高市场监管和调控能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和违纪行为。（2）依法治国，尽快补法治短板，引导各方依法拥有权力，依法维护权利，依法承担责任，切实提高社会治理能力。（3）改善民生，有效解决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扶贫、教育、医疗、卫生、防疫、住房、安全等现实问题。
四、其他建议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落实人大对财政预算的批准权。
徐延安（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杂志）：法治中国的核心是法治政府，只有实现法治政府，才能实现公开、公正、公平，才能实现自由竞争，才能实现有效的民主监督，才能实现企业与企业家财产权保护，才能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发展。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为了避免反复，改革需要尊重专业规律，决策中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需要充分研判。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医务人员，我觉得医疗服务已经全面落后于世界，应该由国家层面进行深化改革，比如对于民营医疗和公立医院进行公平竞争的政策要出台，对于医保基金的细致合理的管理。。
孙华平（江苏大学财经学院/产业经济研究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在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机制设计：在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基础上，需要实时研判推出碳税的时机和具体步骤。
周 建（南开大学）：切实在经济组织决策中倡导以人为本和规则导向的制度设计，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进而在降低经济组织治理成本基础上提升战略决策水平。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中国必须保持中高速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美国的增长速度是底线。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改革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是释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深化改革的关键的是科学认识改革、厘清改革路线、评价改革落实、检查改革执行、奖惩改革主体、优化改革进程，并且改革相关方对改革发展多一些信心、耐心和信心，进一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稳定政策和市场预期，更好发挥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李 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在保证政治安全基础上，向国际社会开放互联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让中国人在国际互联网络平台找到新的创业机会，改变国际互联网版图的力量对比。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削冗去繁，精减机构，特别要淡化官本位，大力减缩官员公务福利，收敛退休高官的财政供给度。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2019年是建立信心之年，无论是对于国内民间资本，还是对于全球市场，党和政府需要拿出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决心，这一点非常关键。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进一步调动基层改革探索的积极性，在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方面，允许和鼓励各地放下思想包袱，结合实际先行先试，并为高层决策提供经验。
2019年1月23日的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在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和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期，这一评价释放了什么新的信号？这一改革与以往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未来应重点加快推进什么方面的改革？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对于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讨论。
一、这一评价释放了什么新的信号？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这一评价释放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内容和举措等，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基准，重启全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过去一段时期，社会上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多有非议，这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这一评价有助于缓和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在内外环境出现不确定变化的压力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是能担当经济发展重任和防范各类风险的。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希望再次激活改革与开放的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高质量，开拓新局面。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体现了对从十一届三中会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动摇，排除了一些社会舆论的错误干扰。
申可善（浙江建行）：（1）宣示将改革进行到底决心，澄清一些误判；（2）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道路、理论、框架设计的自信；（3）彰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突破的方位，展现党领导驾驭市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实践，在系统性、有机性顶层设计方面已经突破了单项突破、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性自发改革，转向主动设计、全盘谋划的自觉改革，开辟新境界；（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阻力、误区、推进方式、外部环境等诸多扰动因素，有偏离改革初衷的风险，必须正视听、明方向、举旗帜。
巫 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号召全党和全国真正落实这次全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尤其是在中美贸易磋商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继续推动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可以认为是加速进入改革开放的2.0时代。改革开放1.0时代还遗留下很多“深水区”，还有很多制度层面上的空白需要填补，体制障碍需要去打破。
杨 锐（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拐点，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的评价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仍将继续推进，而且将由重点领域的改革向全方位领域改革推进。
唐 龙（重庆科技学院）：着力于新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去思考发展理念、模式、方法、政策，摒弃过去的惯性发展思维，在思想上要有新解放、在模式上有新创新、在方法上有新办法。
汤 凯（意昂船舶设备）：（1）进一步贯彻了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党中央果断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2）应对中美贸易谈判，对或许即将作出的符合我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妥协作一下政策政治上的技术性预处理。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既强调中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和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传承，又表明中央对时代变局、时代使命的战略把握和统筹谋划，向市场和全世界传递出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确立这个总目标，深刻表明了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为什么此时此刻，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可能释放了以下信号：（1）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的“深化”要求。例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足，而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却没有发挥的更好。（2）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的“全面”要求，改革涉及的面、关联性和系统性还有待提高。（3）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的“一致”要求。改革的预期效果可能还未及人民、市场主体和世界主要利益关联方等利益相关方的预期，各方正通过各种渠道或方式表达改革诉求。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最近几年，政府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取向，尤其是2018年开始的经济去杠杆，“一刀切”的政策举措严重打击了民营经济的信心，加之最近半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涉及的“结构性”问题，无不跟政府直接干预有关。因此，重新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地位已经是大势所趋，站在下一个40年的起点，进一步树立“市场导向”的旗帜是英明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黄志军（江苏农行）：这一评价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政策连贯性，总的思路是明确的，结构性改革，破除路径依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在更高层次上深化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更是长治久安、实现党的永续执政的重要前提，体现了立足经济格局和国际走势变化，是对共产党人改革精神的深刻传承和创新。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既表明中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中央对《决定》的高度评价与重申，体现了中央对推进《决定》落实的坚强决心。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应对美国贸易战，释放加速改革的信息，市场化，法治化，深化改革的决心。
二、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不是“结构性改革”？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有330多项具体内容，要比结构性改革范围更大。总的要求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要求中国贯彻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内容只是有利于美方谈判而设计的，它很具体也很明确：就是三个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两个停止（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停止强制技术转让）+一个允许（允许外资控股）+可检查可监督。这些内容既有市场结构方面的要求，如零壁垒，零关税；也有市场行为方面的要求，如零补贴、两个停止；有些还与市场绩效改进有关，如要求中方缩小对美贸易顺差。
孙国民（东南大学）：结构性改革和非结构性改革并存，同时也要看到一些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体系迈进，而不是远离这个体系。因此，结构性改革应该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坚持中国实践、中国情境、中国案例、中国故事的情况下下，兼顾国情与国际并重、理论与实践齐飞，最终最大化无限逼近市场经济。
董梅生（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是基于“383方案”设计的路线图，是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随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主要是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
所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与“结构性”改革有区别，侧重点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牛鼻子”，现在的结构性改革注重用政府手段达到改革目的，诸如激发消费潜力、治理脱实向虚问题、支持民企发展问题，等等。当然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系，现在的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未完成的改革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延伸和拓展。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超越了“结构性改革”范畴，具有“结构性革命”的色彩。“四个全面”是此次改革的总框架。目前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在咫尺。另外三个“全面”，在过去的6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方向与制度安排上的再定向。
杨 锐（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但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主要是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围绕制度供给、竞争环境和行为监管三大方面进行了上千项的变革措施，以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然而，结构性改革仍需要继续向政府本身的权力运行体制推进，才能让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变成切实的持续的国强民富。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应该是未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原则和基本方向。重点推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性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在竞争性领域过度干预，并补齐在公共服务以及民生保障领域的短板。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结构性改革，即破除现有经济结构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水平。
王相林（福建海峡银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不能等同于结构性改革。自从启动改革开放以来，过程虽然有反复，但总体上是沿着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运行的。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市场和法治已经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识。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育。在精神层面，传统文化在复苏，文化的多元化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背景下，依据市场和法治的原则对改革思路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的全面的经济社会治理论纲，意义非常重大，不是修修补补式的操作层面上的结构性改革所能概括的。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本质上是结构性改革方略，但又有别于西方主流的结构性改革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大致表现在：（1）全面深化改革对应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2）决议的精髓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契合了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化特征。（3）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针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矛盾做出的全面改革决议，即“五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结构性改革论述。（4）全面深化改革决议在明确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的同时，还强调了党对改革开放的统一领导，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5）针对高速增长过程中积聚的结构性矛盾特征，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主线，并明确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囊括了结构性改革的部分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强调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强调了市场的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是其他领域进行改革的总纲；除此之外还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方针，改革的领域更深入、更全面。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解决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总纲，结构性改革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应该不完全是“结构性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内涵很丰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国内外复杂多变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协调程度、现代化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导能力等因素高度关联。（2）“结构性改革”内涵主要包括，经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贸易结构、供给侧结构、消费侧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治理结构、市场主体结构、分配结构等。（3）中央提出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高屋建瓴地总领。（4）结构性改革的分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动共生的。
梁俊伟（山东大学）：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经济体制中市场与政府角色的结构，具体包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地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利公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的改革为重点，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生态文明体制服务服务或辅助经济体制改革。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改良性措施，是在维持既定制度和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结构、比例、顺序的调整。结构性改革方案可以看做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题的具体化和细化。
郭 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这是哈佛学派SCP范式的经典理论，但之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SCP范式并非完全正确。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的市场化改革路线，与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所提的“结构性改革”，两者虽有大部分的重合，但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301报告”、贸易谈判清单及其加征关税措施，本质上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对中国高科技发展战略和中国大国崛起的全面遏制，其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世界老大为维护其地位而给其他国家吃下的药丸。而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自动提出的改革目标、领域和举措是对自身发展定位、问题和改革路线的自觉行为，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并不能因为形似而错误地判断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中国经济走向新时代的进程中，经济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当前，供给侧层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存在非常严重资源错配问题，资本配置遭到扭曲，一些效率低下、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银行信贷，即便已经成为“僵尸企业”，仍然是银行眼里的“香饽饽”，反而，一些效率高企、没有任何财务风险的民企却被银行阻挡在门外；再比如，一些人口集聚、需求庞大的大城市严重缺少用地指标，而一些缺乏人口流入和产业集聚的中小城市却有着大量的用地指标，土地使用效率非常低。总之，资本的结构性错配对中国经济供给侧产生严重的打击，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效率。结构性改革就需要对这种资源错配机制进行改革，需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体改革思路的指引下进行改革。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有部分涉及“结构性改革”，但并不完全重合。美国对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指政权对经济活动干预、妨碍自由竞争的部分。涵盖国企补贴、市场准入、强制转让技术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企和民企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农民拥有更多财产权；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简政放权”、“权力清单”等事实上推动市场自由竞争的指向。
史先诚（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全面改革，好的经验发扬光大，不足的加快完善，不好的坚决改革，涵盖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不是要齐头并进，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改。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不仅仅包含了“结构性改革”，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很大区别。（1）所谓“结构性改革”是上世纪50-7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国际收支的解决方案，他们把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不平衡归结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引起的，必须通过长期“结构性改革”来解决。（2）引起结构性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缺乏竞争机制和过多的不必要的政府干预保护了落后产能，使得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或资本市场融资才能维持生存的企业长期不能退出市场；同时受资源自由流动的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健全，阻碍了技术和生产条件的变革，供给结构长期不能得到调整。（3）结构性失衡根本原因在于顽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变的瓶颈。因此，实施“结构性改革”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解决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有其合理性一面。（4）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包括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若干重大领域。
陈柳（长江产经研究院）：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诸多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都是强调市场化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结构性改革与美方所述仍有很大不同，我们是希望以市场化的方式理顺资源配置的方式，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是赶超发达国家，并不否认部分有效的赶超型产业政策。而美国要求的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要市场化一步到位，全面否认后发国家的赶超政策。
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应重点加快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当务之急是按照平等竞争的要求，推进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府职能改革，确立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踪家峰（南开大学）：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垄断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孙国民（东南大学）：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用人、用什么样的人、用到什么程度以及与人有关的权力运营机制，需要一个健全的、健康的、良性的、正向回环的全社会激励相融的制度机制，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合力，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久发展。
汤秀平：系统性改革方面，改革的顶层设计、程序性和制度化；整体性改革方面，平衡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地区之间协调问题。
翟太煌（山西证券）：各项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在改革开放创新的过程中，防范风险，国内的、国际的、内政外交，实体经济金融领域。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政府行为的负面清单、市场化深度推进、法制化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精兵简政，减税民企，激活活力。
徐延安（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杂志）：加快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首先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尽快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1）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供给侧方面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要在自主创新、集成创新、提高供给效能方面下功夫。（2）党政军建设方面深化改革。（3）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改革。（4）深度开放方面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处理好与欧美发达经济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延伸国家贸易投资合作的关系，提高深度开放的效率改善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政府（党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宋凌炎（江苏精诚纺织有限公司）：重点推进体制改革，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改革，如何从政府干部一步一步监督检查工作改革发展到一步一步为企业排忧解难。
翟仁祥（淮海工学院）：国有金融企业改革、股市改革、国有经济利益人民分享改革、民营经济支持改革、住房改革(切实改变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和贫富效应）、科教改革(让更多劳动者受教育，提高实体经济科研支持)。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近年来，重大制度安排已经定型，但在实践中还面临尺度问题。其中，市场化与法治化是重中之重。就市场化看，主要问题在于政企关系问题，虽有“亲清”之分，但却在“分”与“合”上陷入困境。就法治化看，主要问题在于法治的独立性缺位，无法保持法治的一致性、稳定性与全面性。
邵 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政府作用好与不好，检验的标准是：能否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重点是政府的改革。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加强政府的职能优化，提高效率和效能，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陈 东（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1）大力宣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发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稳定市场预期。（2）切实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要专门成立相关机构来监督这一规则的实施。（3）加大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开放。（4）要素领域的开放要切实加快加大，要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设时间表。（5）深化政府职能改革，从简化审批手续到尽可能取消审批，缩减负面清单长度，转到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强化监管。（6）把振兴资本市场上升到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
申可善（浙江建行）：权益性方面的改革，如产权制度、经济调控的事权与财权、民主决策权、公民权利等，这是本，这种改革具有革命性，也是难点。
高传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改革所有阻碍社会财富创造、影响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进一步解放、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增进的体制性因素与不合时宜的思想桎梏。
杨 锐（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加快推进政府权力运行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横向侧重于如何保障和约束政府权力服务于民、服务于企；（2）纵向侧重于把促进经济发展的纵向权力聚焦于城市层面。城市是国家经济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在当前政府权力运行体系里，城市层面官员是嵌入微观主体经济活动最直接的权力主体，如果不改变政府权力体系里纵向权力的运行机制，城市官员与上一级官员的距离倾向于近，而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距离倾向于远。如果这样，指向“政府-市场关系”处理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力量就很难切实落地生根发芽。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城市落户，把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落到实处，取消户籍限制，把进城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保障系统，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汤 凯（意昂船舶设备）：巩固和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成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1）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不能依靠行政权力或者市场垄断等非市场化手段，而是要与其他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2）中央和地方税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在的税基分配结构，调动地方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3）资本市场改革，加强监管，对市场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建立投资人追索赔偿机制，建立投资者保障基金，重塑资本市场信心。（4）破除农村转移人口的各种体质机制障碍，加速人口城镇化，形成强大内需市场。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首先，要重点建设和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利用市场有效地利用资源，特别是要规范股市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使其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有效融资渠道。其次，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将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依法行政，遵循法治原则。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1）推进经济所有制结构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创新土地制度红利，激活现代农业的规模经济价值，着力解决“三农”问题；（3）推进人力资源主体分配结构改革，激发人力资源三创动力。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体包括：（1）科学设计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做好分类分层改革，避免国企改革“一刀切”；（2）科学界定国有企业党组织作用，厘清党组织与“新三会”之间边界与职责权限，保证国企党组织“参与而不干预”；（3）科学认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弱化“产权身份”认识，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4）科学评价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效果，涉及国企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科学评价体系设计，以及国企高管人员及其制度的执行效果评价。
郭 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涉及到既有的利益面前，至今没有形成社会大众、群体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权益维护机制，现有的信访制度和反腐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制度性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认真研究党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权力和治理方式，在继续有效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有力的法治保障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有顶层设计等相关的改革，建立适应信息化社会、全球化社会和网络化社会的运行模式。
李 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人民群众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司法系统的透明公开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尤其重要。
李绍明（南京市商务局）：（1）民生改革，如医疗，教育，养老。有关国企的改革，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长期可持续发屉。（2）法治改革，让老百姓更加感受到公平正义。（3）政府职能改革。提高服务水平，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要加快社会民生方面的改革步伐，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医药卫生、药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组织改革、教育系统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执政党自身组织系统改革。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商品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完全市场化，但在生产要素领域市场化进程还非常慢，远远滞后商品领域。加快生产要素改革，不仅使得生产要素高效率配置，也会使得中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对于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效益，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都存在着重大意义。
黄志军（江苏农行）：（1）从政治层面来讲，现在很多基层治理决策还是老思路，不能适应我们国家改革大势，不能适应世界格局变化，与人民的预期还有落差。这个需要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推进更为透明、公正、公开、和谐的基层社会治理。（2）在经济层面，经济层面还是要放权搞活，让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目标函数，选择自己的最优发展路径，进而实现整体最优。（3）在文化层面，考虑制度软环境的培育。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因为社会文化的涵养，决定了思维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发展的方式。我们还是要启迪，用更理性的思考，更科学从事生产劳动，包括对一些社会公共问题的思考方式。这些都很关键，也是下一步需要推进的。（4）适当提升媒体监督，特别是对基层的自动纠偏，对他们社会治理的监督。（5）一定要用好人、培养好、教育好人，真正提高社会的这个人力资本水平。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1）加快国企改革，国企推出竞争性领域；（2）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乡城流动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化的确认，提振内需，释放城镇化红利；（3）降税降费，减轻企业税费和社会开支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4）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和信息公开透明披露，培育做大做强债券市场需要的制度环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民企融资通扫除制度性障碍。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1）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重点解决好党政不分、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问题。（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各级政府对属地的老龄化情况应该心中有数，切实把养老服务体系及产业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包括采取必要的扶持和补贴措施。
张远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1）在对外资开放之前市场要对民营企业开放，起码要同时开放；（2）建立真正的统一全国大市场，破除比如兼并收购壁垒；（3）界定负面清单政府的界限。
杨向阳（南京财经大学）：（1）市场对内开放，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公平市场准入机会；（2）政府调控经济的领域、方式和手段优化和调整，甚至是根本性改革，减少直接干预；（3）城乡基础教育改革，农村重点是增加公共服务和保障，城市主要是切实减负，按照成长规律办教育；（4）市场化改革和有效运行的制度体系调整、优化与重构，真正让各类主体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违规违法成本与收益相匹配。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1）市场化，让市场来淘汰无效率的企业/产业，消除不公平的竞争，避免补贴，也不要扶持特定的产业，造成不公平。（2）法治化，让企业与企业的事务，企业与政府的纷争，透过司法体系来解决，逐步建立我国的法制体系治理，减少行政指导。
史先诚（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1）重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管结合，提高市场监管和调控能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和违纪行为。（2）依法治国，尽快补法治短板，引导各方依法拥有权力，依法维护权利，依法承担责任，切实提高社会治理能力。（3）改善民生，有效解决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扶贫、教育、医疗、卫生、防疫、住房、安全等现实问题。
四、其他建议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落实人大对财政预算的批准权。
徐延安（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杂志）：法治中国的核心是法治政府，只有实现法治政府，才能实现公开、公正、公平，才能实现自由竞争，才能实现有效的民主监督，才能实现企业与企业家财产权保护，才能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发展。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为了避免反复，改革需要尊重专业规律，决策中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需要充分研判。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医务人员，我觉得医疗服务已经全面落后于世界，应该由国家层面进行深化改革，比如对于民营医疗和公立医院进行公平竞争的政策要出台，对于医保基金的细致合理的管理。。
孙华平（江苏大学财经学院/产业经济研究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在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机制设计：在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基础上，需要实时研判推出碳税的时机和具体步骤。
周 建（南开大学）：切实在经济组织决策中倡导以人为本和规则导向的制度设计，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进而在降低经济组织治理成本基础上提升战略决策水平。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中国必须保持中高速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美国的增长速度是底线。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改革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是释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深化改革的关键的是科学认识改革、厘清改革路线、评价改革落实、检查改革执行、奖惩改革主体、优化改革进程，并且改革相关方对改革发展多一些信心、耐心和信心，进一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稳定政策和市场预期，更好发挥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李 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在保证政治安全基础上，向国际社会开放互联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让中国人在国际互联网络平台找到新的创业机会，改变国际互联网版图的力量对比。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削冗去繁，精减机构，特别要淡化官本位，大力减缩官员公务福利，收敛退休高官的财政供给度。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2019年是建立信心之年，无论是对于国内民间资本，还是对于全球市场，党和政府需要拿出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决心，这一点非常关键。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进一步调动基层改革探索的积极性，在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方面，允许和鼓励各地放下思想包袱，结合实际先行先试，并为高层决策提供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