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7日是联合国规定“国际消除贫困日”。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学奖三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而获奖，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更为巨大世界成就。1978年至2018年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扶贫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那么，中国为何取得如此大的减贫成就呢？2020年全面脱贫后，如何巩固减贫成就、防止出现新的贫困问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研讨。
一、中国减贫取得世界成就的重要经验是什么？
第一方面：发展理念
1.共同富裕是党执政的重要理念，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持续到今天，保障了减贫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中国走的是一条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道路，保证了我国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持续受关注和资源供给强度与效率。
2.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理念，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面融入全球化发展中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
第二方面：改革开放
改革促发展、开放促发展是中国减贫获得世界性成就的根本原因。通过改革开放进入全球大市场，使得中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变成了竞争优势，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尤其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贫困人口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90年代以来，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融入全球价值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与外资的技术、资本优势结合，把丰富的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经济改革政策对减贫的重大影响至少包括：
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和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
2.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流转改革，促进农业增产。
3.发展乡镇企业等农村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增加农民就业。
经济改革对减贫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仍然是提高就业能力、提供就业机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工资上涨，这是大规模减少贫困的经济基础。
第三方面：协调发展
中国贫困既是发展的问题，更是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对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需要实现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弱势群体（连片特困区以及因病致贫等）的贫困问题不是依靠市场机制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政策。主要经验包括：
1.精准扶贫。实行“一票否决”首长负责制，通过建档立卡识别等，实现了对具体贫困户个体的保护性政策倾斜和分类施策。对精准扶贫实行地方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贫困县不脱贫党政一把手不得调离等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把扶贫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2.财政政策导向。2000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根本上减轻了中国农村居民负担，近些年的农村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及国家定点扶贫的专项财政支出，构成了财政体制扶贫的重要成就。
3.重大国家战略。通过扶贫开发计划、乡村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缩小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
4.农村制度安排。中国土地制度安排，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情况下，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良好的市场激励、相对较低的税费等制度，在相对低成本基础上给农民提供社会保障。
5.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价格总体促进农民增收，政府一直重视农业科技研发、农业推广制度，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谷物基本自给，对于扶贫作用巨大。
第四方面：广泛动员
消除贫困是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政府的梦想，但没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治理能力，脱贫是不可能实现的。非洲和南亚脱贫脚步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够。
在参与方式上，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以国家的力量，调动更多的资源，集中解决问题，在短期内、超常规地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强大的动员能力，是短期内快速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人的内生发展的重要前置条件。
“强政府”与“强市场”的相辅相成、各尽其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动中国从短缺型社会向丰裕型社会的伟大转变，释放了生产力，解决了总体性贫困问题；以人民为本位的革命承诺，赋予了政府的人民性底色，始终坚守共同富裕的方向底线，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全面攻坚，为解决结构性贫困展示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同时，中国发挥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把精准扶贫作为全国一号工程和中心工作任务来抓，作为一把手工程，调动了大量资源来解决贫困问题。动员了国企民企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并由各单位企业部门对口帮扶等中国特色举措，效果明显。
第五方面：公共服务
1.基础教育和高考制度。1949-2010年，中国文盲人口由80%减少到4.08%，到2015年，这个数字继续降低到3.6%。普及阅读和基本算数技能，使得贫困人口有机会被纳入各产业从而摆脱贫困。同样作为人口大国，印度迄今仍有超过30%文盲人口。毫无疑问，中国是在脱盲教育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此外，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是改变贫穷代际传承的有效手段。
2.基础医疗。乡村医疗卫生水平持续提高，赤脚医生、乡村医生等基层卫生人员筑起了基层卫生的第一道防线，提高了基层群众身体素质的同时，减少了因病返贫和封建迷信现象。
3.农村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交通和通讯设施覆盖面越来越广，带来了劳动力流动、信息互通、产品流通等致富减贫机会的大幅度增加。
二、2020年全面脱贫后，如何巩固减贫成就、防止出现新的贫困问题？
2020年的贫困标准仍然是较低水平的，一方面，要巩固减贫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应对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在打好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加快构建针对不同贫困成因、由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分工协作的贫困分类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加强欠发达地区或相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
1.持续加大全社会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培养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未来劳动力是斩穷根的根本之策。如果农村仍然停留义务教育的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新的贫困。建议在现在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城镇为中心，根据各地产业特点设计广泛的线上线下实用课程，甚至从初中开始就提供职业教育的内容选择。学生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后，给予提供实习机会的企业一定政策或减税补贴，帮助产学衔接。这样不仅能让我们的产业有长久竞争力，更能巩固减贫成就，防止出现新的贫困。
2.扶贫要“扶志”。帮扶式脱贫是必要的，但不能让“懒汉”等救济，只有充分调动贫困地区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贫困地区干部的干预和决心，变“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3.要在继续经济增长过程中提升城镇就业。通过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就近吸纳更多的人口就业。要继续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将更多人纳入到城镇产业和保障体系中。
4.增强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医疗水平的提升、群众卫生意识的增强、医疗保险政策的完善，减少因病返贫。后脱贫时期，既要坚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的经验，更要研究如何提高欠发达地区或相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减少“悬崖现象”。
5.从财政面对脱贫县要以稳为主，尽量维持一定数量的财政转移支付。
6.优化城市布局，加强对中心-卫星城市格局的培育，打造更多的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簇，让更多的资源、人口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更优的配置，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同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切实促进人的观念的提升和改进。
7.政策兜底人群（无劳动能力）的政策延续。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要继续追踪，尤其是要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孤残病老等社会弱势群体继续关注，继续保证他们的“两不愁，三保障”。
8.扩大扶贫减贫的人群覆盖面，特别是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以及因病致贫这部分人口纳入大数据监测评估范围，通过建立分类扶贫减贫机制，为这部分群体发展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创业发展扶持等服务。
9.提高社会力量减贫的作用。更多发挥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参与人员专业化水平，让专业组织去识别（易）贫困群体，让媒体加强监督，提升整体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人性关怀。
10.深化城市改革。提高城市化水平，在部分地区试点取消户籍制度，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通过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
11.要加大城乡融合发展力度。统筹推进城市化、信息化、产业化三位一体建设，跳出“农村看农村”，不断降低农村人口比重，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领域“剪刀差”，不断提升农村环境保护水平，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12.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业强目标。为此要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健全农业全产业链、价值链水平，协调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13.要推行营养健康、教育、培训等发展性福利政策，注重政策的有效性，致力于提高贫困人口或潜在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
14.做好相对贫困认定工作和深度贫困地区返贫监测工作。当前贫困认定是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与贫困线的比较。在全面脱贫后，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可将收入水平最低百分十的农户纳入到贫困人口群体，并且实行动态变动。做好在一些边、少、山区的贫困户和城市特困户的脱贫任务艰巨，并且脱贫后容易返贫，在全面脱贫后，需做好这部分人群的贫困返贫监测工作。
15.加大对新时期贫困原因的科学研究和减贫政策的科学评估。中国即将进入一个稳态社会，快速增长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那种依赖发展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也已过去。在稳态社会里，应当对致贫原因和扶贫政策的评估应建立在科学依据的基础上，要防止阶层固化，提高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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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整理：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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