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举世瞩目的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数据显示，虽然2019年“稳增长”政策选择更加注重激发微观主体本身的活力新思路，但我国第三季度GDP增长还是超预期下降为6.0%，创了1992年有纪录以来季度GDP增长新低。这样的经济增速意味着什么？下阶段我国经济增速有没有“破6”风险？根据财政部税收收入数据，今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效果明显，但似乎稳增长效应不彰？未来如何发挥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稳增长效应？围绕这些问题，本院特邀请专家展开了讨论。
本期讨论嘉宾：
叶明 OECD农业与贸易司
官方人士1 国务院参事室
官方人士2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吴意中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处处长
唐成伟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货币信贷管理处主任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导
倪红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姚志勇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叶林祥 南京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导
罗立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
王修志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建青 河北联宇集团公司
王辉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郭进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叶茂升 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徐天舒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孙国民 东南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员、南华大学硕导
主持人、观点整理：
张月友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保持定力，坚定做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主持人：2016年5月份，《人民日报》刊登权威人士访谈，说今后中国经济将呈现“L”形走势。此后一直到去年三季度，我国季度经济增速都维持在6.7%以上，我们认为经济的“L”形走势“一横”大概就在6.7%附近。即使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了6.4%，也距离6.7%不远，还可以算围绕6.7%震荡。但现在第三季度数据出来了，经济增速跌到了6.0%，触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区间增速目标底线，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经济的“L”形走势要再下一个台阶到第二个“一竖”上去了？怎么看这个“6.0%”？
叶茂升：创新低，但还没有见底，稳增长压力进一步增大。
张斌：这个增速确实偏低，也出乎我预料。
官方人士2：还可以，在我预期之中。但不能进一步下滑。
王建青：符合经济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后经济体成长放缓的一般规律性。
倪红福：增速放缓，符合预期。表明即使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运行。
叶明：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其他主要经济体在第三季度均出现增速下滑，这么来看中国6%的经济增速并不意外。
王修志：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速和总量扩张阶段的增速并不具备单纯的数据对比意义，需要考量投入—产出的效率和效益。从就业状态、居民收入、生态环境、能源耗费等配套指标看，6%增速的效率并不低。总之，要更多聚焦增长质量。
唐成伟：不能只看增速，也要看增长规模。现在6%增速新增的GDP规模，比2007年最高13%增速新增的GDP规模还要大。
孙国民：这个速度既是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也是中国经济主动调整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使然，还是主动挤出水分的担当作为，此6%比彼6.5%更好。
姚志勇 ：6%的增速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及约束下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吴意中：仍在合理区间，有此成绩已不容易。
王辉：放出6%的增速，说明中央对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较有信心。
郭进：不一定是坏事。经济发展有其正常的运行周期，低谷期企业的破产兼并是消除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有益机制。建议在经济下行周期，实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放弃”唯GDP论”，真正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官方人士1：平常心看待。保持定力，坚定做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二、保持适度增速很重要，让大众有更多获得感更重要
主持人：现在还是2019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按照去年到今年的增长趋势，四季度经济会不会继续下行？如果继续下行，那就破“6”进入“5”时代，会有什么影响？
张斌：明年有这个风险。
倪红福：短期内难以破6，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速会破6。
吴意中：可能性小于50%。现在我们要引导形成积极的社会心理预期。
王辉：政府可用的稳增长手段较为充裕，预计短期内破6概率相对较小，但也需关注中美贸易进展。
叶明：简单从历史的表现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总体上未来两年复合经济增长还是会超过6%。
唐成伟：增速放缓最大危害是失业增多，影响稳定。
叶林祥：下阶段经济增速有“破6”风险。经济增速下降，可能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罗立彬：是的，更加重要的指标是就业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数据，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从数据上看，我们似乎看不到经济有什么大的问题。
王建青：短期看，随着多个逆周期调节工具的综合生效，经济失速的风险降低了；中长期看，中国经济会进入低于6%的区间。快速破6的危害是，经济会发生各个关联因素的连锁负效应，特别是影响就业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王修志：高质量发展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动能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存在增长的“J曲线”效应。因此，下阶段经济增速有“破6”风险。其主要危害在于对政府和市场的心理冲击，进而“病急投医”诱发系统风险，干扰既定的转型战略逻辑，“四万亿”是前车之鉴。
孙国民：下阶段有破6的风险，但现阶段的可接受度和预期承受度还不够。一是，本年度不会破6，全年保持6%及以上的增幅是底线；二是，明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保持6%及以上增幅，也是实现“十三五”既定增长目标的需要；三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有破6的概率，但只要坚定不移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5%左右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依然能够消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困难和风险挑战。
徐天舒：破6风险是存在的。最大的危害在于影响我囯既定的经济改革进程。所有改革都有赖于一个稳定增长的宏观环境。
叶茂升：可能性很大。出口导向转为内需驱动换挡不顺，在外需不足情况下，经济增速下降，经济进入螺旋式收缩循环周期。
官方人士2：速度慢，可能社会矛盾更进一步暴露，集中爆发，解决难度大。要防止经济失速。
官方人士1：即使到5也没关系。保持6是为了实现党对人民的承诺。切实改善民生，让大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更重要。
三、减税降费扩内需有争议，但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交给市场是明智之举
主持人：从近两年逆周期宏观调控看，我们对使用减税应对经济下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寄予厚望。例如，去年关于积极财政是否真积极的争论之后，今年中央就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减费。而货币政策总体保持稳健，不仅没有跟随美国降息，反而对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打击炒作和收紧信贷。问题是，从季度数据看，减税降费降成本后，微观主体主动发挥稳增长的积极作用似乎并不突出？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
张斌：总需求不足。
官方人士1：微观主体投资谨慎很正常，我国发展已经过了容易赚钱的阶段了。
官方人士2：企业负担中，排名靠前的是人工成本，租金成本，利息成本，水电气运成本等（主要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运行成本高企相关）。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边际效应递减，同时，政策变化过快，预期不够稳。
罗立彬：减税降费之后，企业和个人有可能增加支出，但也可能增加储蓄。只有当人们增加支出时，才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人们只增加收入却不增加支出，加之财政收入下降又导致政府购买下降，那反而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最关键的是得把人们支出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使得减税降费之后，个人支出的增加超过由于财政收入下降导致的政府购买下降，才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
倪红福：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长期趋势，我国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最高速度之一了。导致当前经济压力持续加大的主要短期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
徐天舒：逻辑上讲，若没有减税降费的实施，可能增长速度更低。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主要因素是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期恶化。
王修志：减税降费初期的作用，应更多观察企业和居民家庭的税费负担，其增长和转型效应则存在滞后性。从微观主体的整体税费负担看，政策红利是实实在在的。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主要因素是，产能扩张型投资、货物出口等传统动能的增长效应加速递减，同时也与政策不够稳定、外部形势复杂导致预期不稳密切相关。
王建青：长期以来，我国微观主体，在经营理念上存在问题，存在赚快钱和套利的思想，在技术研发与企业精细化管理上欠账较多，在国际国内经贸大环境不确定增加的情况下，企业家投资意愿不强，有静等过苦日子的保守思想，单靠减税降费单项措施并不能激活企业活力。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有，我国大部分企业技术积累不深厚，核心技术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较大欠账。
叶茂升：大规模减税减费受制于地方财政，执行过程中会打折扣，再加之成本推动性通胀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减税效果。
孙国民：减税降费对微观主体还难见明显作用的原因，一是，政策具有时滞效应以及政策执行方面可能存在一定折扣；二是，经济下行期，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回报率低，企业投资意愿和风险偏好不高；三是，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
王辉：一是前期去杠杆、去产能、环保等政策用力过猛，导致企业元气大伤，发展能力和信心受到影响；二是近年来出现的去民营化论调，一定程度干扰了私营部门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产权保护有待制度化、稳定化；三是国家对传统产业如房地产进行打压，使得内需不振，加上出口因贸易摩擦受限，经济增长动能有限。
唐成伟：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需要良好预期和制度环境保障。减税费政策短期局部有效，长期不可持续且边际效果递减。
叶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可能高估了当前减税减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企业由于对未来前景比较悲观，投资行为减少。第二，政策的时滞性原因，效果可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第二点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叶林祥：减税对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以及扩大需求的激励还是非常有限的。中美贸易战是最大的不利影响因素。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存在权衡取舍问题，要追求高质量发展，追求美好环境，经济有阵痛应该要接受。
吴意中：因为企业资金成本太高。国际宏观环境趋紧，企业竞争力不够，对未来信心不足。
四、完善市场机制，落实税收法定促融资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三五的GDP增速底线是6.5%。今明两年的GDP复合增速底线大概也不能低于6.1%。也即理论上，虽然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经济增速回落也不是完全没有底线要求。那么，未来如何发挥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稳增长效应？
官方人士1：如何有效降低贷款真实利率水平应该是重中之重。中国的银行是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强的。在实体经济如此困难情形下，也是不正常的。
王辉：一是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府服务效率；二是通过税费政策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新兴领域，加快培养发展新动能；三是减税降费应侧重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适当倾斜，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优势，激发中小和民营企业积极性，营造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罗立彬：一句话就是，完善市场机制。以前收入在政府，决策很集中，决策主体也相对较少，大规模基建项目集中支出就可以了，比较简单。但是减税降费后，决策主体数量大大增加，决策和支出也更加分散，需要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提供信号引导消费和投资。
王建青：一是确保现有减税降费措施落地生效；二是推进费税征收和财政支出的法治化；三是对优质企业与劣质企业(僵尸企业)釆取差异化征税措施，鼓励优质企业发展，加快清除僵尸企业。
吴意中：在融资难和融资贵上采取有效措施。
官方人士2：50%企业几乎不纳税，20%的企业缴纳了90%的税费，这部分企业主要是大企业和较大的中型企业，目前日子相对还算好过。要在减税降费之外寻求稳增长之策。
叶茂升：要巩固减税降费成果。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征税和收费标准，在企业和个人部门实质性减负，特别是针对核心支柱产业部门，政府财政补贴要及时到位，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企业经营提供低成本的制度环境。
叶林祥：最重要的是要改善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搞好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稳定企业的预期，调动市场的活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徐天舒 ：在调研基础上实施更大规模的精准减税降费。
孙国民：大规模减税降费不可持续，必须配套一揽子综合性改革，一是切实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二是精准推进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实行免税费或零税费，对中大型企业重点支持创新能力提升，对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源培训、科技研发人员等实行研发设备购买投入减免税、研发人员工资减免税等；三是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权。
倪红福：减税降费需要在促消费方面着力。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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