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高度评价了中国经济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局面所取得的新进展，同时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长江产经圆桌讨论会第一时间学习会议精神，对新一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应对进行讨论，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经济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党中央、国务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做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优异成绩（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从经济增速看，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均出现经济增速下滑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背景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运行，是世界经济的亮点（叶明，OECD农业与贸易司；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在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一度跌到了6.0%，触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区间增速目标底线，但全年经济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而且由于经济结构持续服务化变化，还提前两月实现全年就业预期目标，“稳就业”交出高分成绩单（张月友，长江产经研究院）。从增长规模看，现在6%左右增速新增的GDP规模，比2007年最高13%左右增速新增的GDP规模还要大（唐成伟，人行南京分行），成绩来之不易（吴易中，无锡市发改委）。
在保持定力，坚定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正面临“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一些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1）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今年以来，虽然一系列通过减税降费向市场放权等供给侧改革政策红利释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企业经营困难继续增多，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仍然继续上升（张月友，长江产经研究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世界经济可能见顶回落，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增多，外部需求的增加空间有限，甚至会出现一定幅度下降，稳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然而，今年的社会零售额增速开始下滑（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2）物价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生产领域通货紧缩，消费领域通货膨胀，CPI和PPI分化严重，个别“菜篮子”产品出现“保供稳价”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张月友，长江产经研究院）。
（3）地方经济分化加大。全国财政收支总体平稳，但由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下滑，投资边际效率下降与债务不断累积（孙军，江苏海洋大学），地方经济分化加大，部分地方发展动力减弱，财政收支和保障民生压力较大，发展和安全矛盾突出（张月友，长江产经研究院）。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和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改革和开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都在减弱，全社会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在经济新增量出现的速度下降时，更是如此（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4）市场风险和技术卡脖子风险暴露。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获得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公司加大打压力度（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特别是美国对华技术制约，抑制我国技术攀升进程（孙军，江苏海洋大学）。从市场看，一年来，金融市场信用风险和波动风险上升，某些区域房地产市场风险有所显现（张月友，长江产经研究院）。
2020年经济走势及可能的风险隐患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及时止跌，加上转型升级缓慢，可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经济“断档”风险，即传统产业衰退过快，新的产业尚未成长，经济发展有“失速”可能，由此带来就业和收入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张二震，长江产经研究院；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
防范重大风险是最近三年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过去主要是针对分子端，遏制影子银行是主要手段。但针对分子端来防范风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关键在于做大分母端，把分母端做大做强才是防范重大风险的根本（姜丕军，中天嘉华金融集团）。
新的一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不确定，还存在诸如逆全球化风险、少数发达大国对中国围堵打压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面临的诸多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张二震，长江产经研究院）。虽然一些风险隐患是过去就有的，但会呈现不同的特点：一是风险的层级更高；二是风险的叠加效应明显；三是内外风险的交织与传递（申可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尤其是，包括经济下行风险、出口风险、就业风险、金融风险、与全球价值链“硬脱钩”风险，甚至国际环境因某些突发事件而急剧恶化等各种风险同频共振，导致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大幅度上升。
应对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推动经济减速治理。治理经济减速，关键在于坚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张二震，长江产经研究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大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把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政府年度工作核心任务（姜丕军，中天嘉华金融集团）。既要努力挖掘新动能和新增量，发挥“增量”带来“增量改革”以及“帕累托改进”的效能。又要继续坚定推进深化改革和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正面的舆论环境。特别是在一些领域，继续发挥通过国际分工推进国内分工的作用。比如近年来在服务外包领域出现的“离岸外包在岸化”现象，就是很好的例子（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然，政府和市场应各司其职，真正形成合力（陶纪明，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第二，降低社会分化和形成矛盾冲突诱因。一方面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定位东中西部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现代工商业、农业、自然环境能够协调发展，各自发挥价值定位，解决长期以来从事农业即代表低价值落后的状态，通过提高农业附加值，提升几亿农民的价值定位，进一步降低城乡差异。社会资源再分配上，能够结合市场规律，持续推动国企改革、增强市场活力，激活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投入，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加大调节能力，使得资源分配更加均衡合理。降低社会分化和形成矛盾冲突的诱因（刘昌伟，北京溯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积极引导正面预期。提振劳动人民尤其是企业家和科学家改变世界创新创造的信心，让他们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主力。企业家有信心了，企业发展好了，社会才发展，就业才有保障，社会才和谐。要注重将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
第三，稳外贸和扩内需双管齐下。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之前，还是要稳住外贸。要认识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非短时期内可以完成，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此之前，要充分重视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高度重视外资在我国出口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要给予不同所有制经济以充分的发展空间（陈东，安徽工业大学）。同时，必须实现从出口导向和模仿型发展模式切换到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新路径，必须更加依赖国内大市场和创新驱动，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内和对外开放（孙军，江苏海洋大学）。
第四，坚持用系统论办法化解风险。化解风险要做好系统性工作：一是研究制定化解风险的顶层设计；二是厘清风险产生、传递、扩张的路径和内在逻辑；三是风险化解要全面推进又要重点突破，区分源头性、引发性、中继性、次生性等不同类型，分类施策；三是将风险化解纳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围绕化解风险形成长效化的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安排；四是扩大开放，在更广视野、更多领域、更灵活布局等方面拓展化解风险的路径和可能选择（申可善，建设银行浙江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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