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于线上举办“中国式现代化下营商环境与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会上，刘志彪教授团队孔令池助理研究员、王兵助理研究员共同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以下简称《报告》）。研讨会还邀请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赵伟、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吴福象等知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探讨。
会议由江南大学商学院院长、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研究中心主任浦徐进教授主持。
刘志彪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地区间产业政策趋于公平，过去靠创造政策洼地来吸引外资、吸引投资的方法，可能会受到抑制，因此优化投资营商环境将成为产业转移、区域协调的关键。
随后，孔令池助理研究员、王兵助理研究员代表课题组介绍了《报告》主要内容：《报告》对我国地区发展失衡和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进行了刻画，对产业转移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投资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的决定论，并对我国省域投资营商环境水平进行评估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报告》指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的鲜明特征；这一阶段，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给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阶段，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拔河博弈”局面日趋激烈，拜登政府致力于推行“友岸外包”，试图通过“俱乐部治理”模式，构筑“小院高墙”，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并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全球产业链安全体系，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造成严峻的挑战。为此，要高度重视优化投资营商环境，缓解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趋势，推进省域间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重构国内价值链循环体系。
《报告》指出，我国地区总体经济差距呈现下降态势，但这一趋势在减缓。同时，我国地区分化打破了过去的三大板块限制，呈现出南北差异的新特点。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落后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谋求跨越式发展，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产业转移呈现出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中国产业转移正同时遭遇发达国家“高端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两头”在外企业转移意向加强，且逐渐从短链条、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长链条、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蔓延。第二，产业转移存在“区位粘性”，制造业依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产业对东部地区的综合优势存在路径依赖、向中西部转移有阻力。第三，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层次由低变高，中西部地区有望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升级同步，产业空间转移的层次逐渐提升。第四，产业转移已经由单个企业或独立生产环节转移，转向链条式和集群式转移。
《报告》指出，当前跨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重组，采用“中国+1”的选择策略。企业的产业转移是选择国内转移还是国际转移，除了要考虑生产成本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国内外和省域间投资营商环境优劣的比较。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是应对产业外迁的主要拉力，一流的国内营商环境是促进各区域市场主体开展效率竞争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在营商环境方面，与印度及越南等大多数东盟国家相比，仍然具有较大优势。同时，过去通过 “给政策优惠”推动产业转移的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各地区应该转向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主，促进市场主体开展效率竞争。
《报告》构建了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开放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产业环境、宏观环境8个维度的我国省域投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我国省域营商环境的评估结果，从市场环境看，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相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资金融通困难较大，且信贷资金分配更偏重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市场创新活力更强，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瓶颈。从政务环境看，中国政商关系总体呈现“胡焕庸线”的分布特点，中西部地区重视企业发展，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力量较大，行政服务效率偏低。从商务环境看，中西部地区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相对滞后。从开放环境看，对外开放集聚特征明显，呈现“东高西低”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更应重视“对内开放”，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从法治环境看，我国各地司法文明指数得分距离“良好”水平还有一定空间，司法文明建设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公共服务看，中西部地区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明显。
《报告》指出，在全球价值链重组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快推进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尤其要高度重视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让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站到前台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要改变过去以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洼地参与区域竞争的方式，转变为创造更优的投资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地区经济发展会出现“极化—扩散”效应，为此中央主导的产业政策要做好充分的区域调节准备。当政策和规则趋向统一时，地区间的竞争将不再是“给优惠政策”的竞争，而是效率竞争。如果不高度重视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营商环境，中西部的产业不仅可能留不住，反而会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东部进一步虹吸并加剧区域失衡现象。最后，《报告》针对全球价值链重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代背景特征，提出了优化投资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建议。
最后，四位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魏加宁教授从五个方面发表了对营商环境的看法。第一，随着经济现代化从工业化进入数字化阶段，投资的一个变化趋势是从过去的价值投资转向了价值观投资。第二，对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评估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视角，他们关注的重点首先是：有没有人性？懂不懂常识？知不知历史？讲不讲逻辑？守不守信用？就国内而言，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法治！因此应当提升法治化因素在营商环境评估中的权重和位置，增加对当地媒体自由度的评估。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此，就国际而言，最大的营商环境是和平！第四，营商环境的评估应当增加对社会舆论氛围，商务语言环境，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内容。第五，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所以，在法律上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在制度上要实施竞争中性原则，在理论上要实现思想解放，为投资和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杨开忠院长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基于区域经济布局核心—边缘分析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核心—边缘结构从二元到三元格局的历史转变及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路径：第一，人口经济向东南而非西北突破，也不是在沿胡焕庸线集聚，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分享现代化主要之路在次核心带内陆地区。第二，适应国民经济区域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优化国家经济区划：一是按照匀质性原则，以三元核心—边缘结构为基础修正四大板块划分，二是把城市经济功能地域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等多中心化结合起来，以城市群为核心，建设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相对完整的自立型经济大区。第三，发挥核心区稳增长极作用。
赵伟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区域协调发展”为论题延伸讲述三个观点。第一，区域协调须顺应中国式区域架构变局。自十八大以来，国家级区域流域战略正在推动区域架构变局，形成沿海三区和内地两流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形成立体式与平面式交错架构特点。目前的区域协调主基调也从过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变成现在东与西两大区域之间、东五大城市群之间、各城市群内部之间的多个层面的多重协调。第二，营商环境须关注中国式区域差异。他从河西走廊风电产业初创和西北某省份人才引进两个案例折射出中国式营商环境必须注意行政与权力因素以及区域间差异。第三，产业转移须贴近中国式共富。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应注重两个思路并重：既吸纳发达地区淘汰产业，也积极发展高效率产业，以更快速度提升要素报酬尤其是劳动者收入。
吴福象教授从空间经济的维度对《报告》提出建设性意见。第一，拓展理论框架和理论范畴，考虑增加外商和民间投资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数据、各类要素流动和分布情况，在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等大的维度上细化分析。第二，适当增加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这三个地区和新加坡、丹麦等国外发达地区的对标比较。第三，传统产业和新技术产业当中不仅要考虑产业转移，还要考虑在区域网络协调治理中利用科技元素，加强对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的研究。第四，在空间尺度上考虑产业转移是否符合梯度原理，是否有组团性的现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