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刘志彪：要充分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3月22日到23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一万例，全部确诊病例达43214例，成为疫情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各界对世界经济衰退的严重担忧，美股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也持续震荡。

“美国等地股市动荡将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可能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供需出现收缩和阻断，从而冲击中国产业链。”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密切关注疫情冲击下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问题。一是进口产品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可能主要是日韩欧；二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受阻，主要是美欧；还要密切关注全球产业链重组变化，提早做好应对。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封城”“封区”乃至“封国”的政策以加强疫情防控。这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刘志彪建议，一方面要以制度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要紧抓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结合传统基建和“新消费”，发挥好“新基建”的引领作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再提升。

疫情冲击全球供需，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南方日报：您如何分析未来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形势？

刘志彪：经济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规律，往往是从股市危机到全面金融危机，到影响实体经济的危机，再到全面的经济危机。目前全球还处于第一阶段。

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股发生历史罕见的多次熔断，看起来很惨烈，可以说已经导致股市危机，但还没有真正引起银行破产，因此还不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更不是全面的经济危机。但股市如果继续暴跌，将可能引爆银行债务，使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毫无疑问，这些动荡正在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未来还可能引起部分债务率过高新兴市场的区域性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将使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更大，但断言会引起世界性经济衰退为时尚早。

南方日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封城”“封国”，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您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挑战，要如何应对？

刘志彪：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担心中国的供给跟不上将影响出口，会使得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链受波及而停摆。

如今，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力，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各地得以全面复工复产。但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形势却越来越严重，导致新的问题开始出现：

一方面，是来自全球的需求在下降。随着疫情的蔓延，欧美多国开始“封城”，少数国家和地区正陷入经济动荡，居民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市场需求将被压缩，中国的出口订单就随之减少。

另一方面，来自全球的供应可能被阻断。中国的庞大产业链需要的原材料很多依赖进口，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国家间交通的中断，国内相关产业的原料和中间品供应也会受到影响。

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看，今年中国外贸将受到全球市场动荡的严重影响，广东作为外贸大省，也必然会受到冲击。

短期应对方法有：第一，针对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现实情况，加紧生产具有市场优势且需求大的健康医药产品等，这可以弥补部分出口损失；第二，企业要利用国内全面复工复产的局面，善用扩大内需等各种政策机遇，开拓国内市场。

南方日报：在开拓国内市场方面，您有何具体建议？

刘志彪：疫情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更加凸显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性。

利用和培育好我国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要以制度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体有三个方面：

其一，强化竞争和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要坚决拆除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动机而建构的各种行政壁垒，逐步减少其经济职能，鼓励企业充分竞争，逐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

其二，以收入分配制度创新和改革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此一是迫切需要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使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二是确立建设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特别是实现经济主体间的平等竞争。三是要重点建设资本市场强国，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扭转资本市场仅为企业融资的功能，以增加人民财产收入为中心改革其内在功能。

其三，以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为重点，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具体来说，一要打破行政权力通过国有资本进行的行政垄断行为，让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平等竞争；二是注重强化资产管理，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概念，扩展到包含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的管理方面，通过加大资产供应，平抑社会对资产的旺盛需求。

部分产业可能“回迁”，但全球经济离不开中国

南方日报：从中长期看，此次疫情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造成怎样的影响？

刘志彪：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会非常大，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各个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特别是从产业自主、安全、可控的角度考虑其分工格局是否符合该国最大利益。

例如有些国家发现：特定产业所需的零部件或原材料延伸到其他国家，一旦发生严重疫情就会受制于人。相关政府可能会考虑让部分产业回归本国，或者在国境线周边国家建设新的供应链，或者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样的话，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会受到挑战。

南方日报：您认为这将对中国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危中寻机？

刘志彪：在受到影响的国家中，中国首当其冲。这是因为，其一，中国产业规模大，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占比高；其二，总体来说，中国仍主要处于全球产业的中低端部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产业替代性较强。

不过，从长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要大部分乃至全部替代中国产业链，甚至与中国经济脱钩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各国的生活水准不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进而导致产业结构不一样，违反经济原则的产业回流，也就必然无法长久。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引导产业回归，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

从这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

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降低营商成本，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在这其中，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具有巨大的发展机会。

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

南方日报：最近，各省公布了总投资额达数十万亿元的重点项目建设清单，5G基站等新基建引人关注。应如何看待新一轮的重点项目建设，应如何发挥新基建在提升发展质量上的作用？

刘志彪：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瞄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短板，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事业、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对增加未来产业结构的弹性，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些投资更多的着眼长远，短期作用可能有限，单纯依靠投资来抗击全球经济风暴和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很难。

为了提升“新基建”带来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应注意两点：

第一，新基建要配合传统基建发挥作用。传统基建主要针对城市化短板，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度，涉及大中城市改造、城市群建设等，加上5G等新基建，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第二，“新基建”要配合新消费。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会有所下降，单位投资对GDP、就业的拉动作用都在下降。因此，要结合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新消费。消费跟上去，新基建才能有持久性，不然可能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南方日报：从产业升级和经济潜力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如何抢抓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刘志彪：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尤其应紧紧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如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频会议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尤其是这三个方面：

一是用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经过现代信息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同样是可以创造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大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这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

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升级。此次疫情在客观上将成为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的重要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轻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

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我国各种体量巨大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如阿里系、腾讯系、用友系等，都可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纵向通过IoT技术，通过人、工厂、设备的互联，建成全程智慧化的工厂，横向与产业链伙伴无缝连接实现信息共享，从而进一步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

【记者】王彪 实习生 黄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