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使得全球贸易总额大幅度下降,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基本方向和趋势没有改变,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节点位置没有削弱,相反会更加牢固。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二是中国内部出现了产业集聚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生产;三是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对外资有明显的吸引力,中国有14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
“在确保资本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心节点的背景下,应该优先发展数字导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的全球价值链;在稳外资方面,要抓好龙头企业;推进多种市场化改革,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市场竞争环境。”余淼杰说。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建议,数字化技术能够直接对接产需,降低协调成本,也能增加产业链的弹性,促进供应链快速恢复。因此,要提高数字化水平,尤其是要注重提高龙头企业或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借此调动整个供应链,提升供应链弹性。在逆全球化现象下,我国应积极推动构建新一轮全球化规则,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共同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这既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冲击后的恢复,又有利于供应链、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在未来全球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是回归内向化,其结果是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产业链集群要进一步升级,以过去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因此,我国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认为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营造专业化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手段,实现引资;第二,以强化专利为战略,密集研发投入为手段,实现技术赶超;第三,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市场强链,要把全球价值链跟国内价值链衔接起来,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集群成长;第四,加强产业链当中的并购重组,优化各省政府所搞的“链长制”的制度体系,实现组织固链。
“中国依旧是全球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非常大,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具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例如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它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国内产业链的竞争力,“这次疫情已经表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疫情抗击能力。所以,只要我们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就能对抗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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