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等联合举办。南方经济智库受邀列席活动，现精选23位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以期引发对新发展格局的更多思考和讨论。
洪银兴（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内需导向的开放是创新导向的开放
对一个快速增长型的经济体来说，以最终消费带动的需求对供给有显著的牵引作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很大程度上是指畅通市场流通，这就不仅仅需要推动消费升级，还要建设现代市场，发展多层次市场，来畅通市场流通。
消费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支付能力取决于分配。现阶段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要对分配关系的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一个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提高；第二是要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仅要增加居民收入，还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尤其是公共卫生支出。
转向内循环为主体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外开放。内需导向的开放，实质上就是创新导向的开放，这涉及三大问题：一个是出口和进口并重，较过去的出口导向更为重视进口，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促出；第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第三是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引进的外资要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尤其要注意引进高端的科技技术和人才。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从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转变
过去的双循环对于中国来说是客场的全球化，主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只是生产能力的提供者，世界加工厂并非世界市场。两头在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等，这些非常好地描述了客场全球化。
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工具、资源和手段。我们可以利用内需来开放市场，成为拉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场全球化下，中国市场就是全球市场，中国既是世界的供给中心，也是需求和市场中心。在过去客场全球化下，我们加入全球化的方式实际是切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就可以，未来要逐步转向用自己的市场构建自己的国际化和全球价值链。
中国企业将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链主”。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导下，中国将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经济，最终是在市场驱动型价值链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以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这时中国才可能站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陈诗一（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把绿色发展内嵌于区域发展战略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两碳战略对于绿色发展在这样一个转换的时点，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迈向经济社会现代化新征程，这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关键维度。
我们聚焦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具体的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环境改善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西部地区的企业增加值有促进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要素投入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十一五”规划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总体有促减的作用，但是对西部特定地区环境保护的强度还不够。
未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在设计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经济赶超的效应、经济收敛的效应，同时还要考虑绿色发展的效应，要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内嵌于区域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新发展格局才可进行，才能保持高质量发展。
范从来（南京大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应该通过共生共荣来加以推进。金融本身也创造价值，但是通过利息来参与实体经济利润的分享而实现的，而且直接影响着实体经济的成本，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利润和未来的研发能力。
一个国家需要金融的发展，但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强国，靠的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上市公司在总利润里面美国达到了70%，中国只达到了40%，中国金融行业目前的高盈利，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结构调整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是降低金融行业服务价值占经济比重；第二个是通过竞争来提高金融行业效率。可以探索把减费让利机制化，纳入监管体系。
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企业，也不管是新金融还是老金融，只要有垄断行为就必须反，来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利益结构，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
沈坤荣（国务院学科评组成员、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规范地方政府博弈方式，探索跨区域治理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体现为市场的互补功能，总体而言是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恰恰由于市场存在种种不足，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比方说地方政府为吸引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展开税收竞争，虽然短期内牺牲了税率，但是长期来看扩大了税基，带来了中国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长期的高速增长。
随着中国逐步迈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区域竞争愈演愈烈，合理的约束机制被不断突破，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呈现异样化的态势，对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第一是在环境治理方面，地区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愈发困难。第二是在金融资源争夺方面，隐性债务巨大。第三是土地功能的异化、土地出让的竞争异常激烈。
如何矫正地方政府异样化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实际上，这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央政府的治理已经看到了效果，比如河长制、湖长制的推出等等。我们需要也必须直面这些现实紧迫的问题，来推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臧旭恒（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消费与发展研究所和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让低收入人口“十四五”期间收入倍增
“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的时候，我提出六亿人口收入倍增规划，能不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使他们收入翻一番，从1000元达到2000元以上。
第一是进一步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第二是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第三是提高法定工资水平。最近美国准备把最低工资由每小时7.2美元提高到15美元。第四是更大幅度提高向6亿人转移支付的比例。途径是向低收入家庭定期发放食品券，发放多子女补贴，低收入子女上学补贴，住房补贴，就医补贴。第五是开征相关税收，推广上海房产税试点，对第2套房产开征房产税。
杨蕙馨（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两业”融合推动制造业转型
“两业”融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产业经济学有一个产业融合的概念。制造业企业怎么样提升附加值和竞争力的问题，那就是向服务化转型，也需要数字化的技术，这都是无法分离的。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涵。“两业”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算一个系统工程的话，重点是在“两业”融合这个子系统。
山东省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青岛有制衣企业转型服务型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智能技术、数字技术在传统制造业当中的融合。这种融合传导过来，在制造业的产业当中都有带头企业或者头部企业，引领的是整个产业的升级，这种产业的升级如果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产业都能够达到这么一种状态的话，我们实现的就是一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黄德春（河海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建立相对完整的水-能-粮产业链
建议国家在双循环背景下，尽快推动建立相对完整的水-能-粮产业链，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风险，国家要建立一个相对的水-能-粮产业链，源头是的水资源管理，通过以水定产来促进产业绿色发展，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逐步构建水-能-粮产业链国内循环以及国际间循环相促进，国际循环主要是通过贸易的方式。
第二个是加快完善具有韧性的水-能-粮供应，增强应对冲击能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农业和能源转型，降低单位与水资源消耗强度，打造水-能-粮新型业态，提升水-能-粮供应链的韧性，增强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三因地制宜推动我国水-能-粮功能区建设，加强水-能-粮安全保障能力。
我们要以不同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设定相应的发展，从资源类型、开发强度、利用效率等方面开展区域合作，差异化管控三个方面的开发，从国家整体层面上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实现我国水-能-粮长效发展机制，保障水-能-粮的安全。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主任）
开展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大有可为
开展中日两国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比较研究工作大有可为。最重要的是利用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开展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工作大有可为。它主要以交通要道为主干，对周围的商品生产、运输及费用、工商组织、商事习惯等进行调查。讨论的问题是三个，政府和国家的能力研究，第二是在华外资企业的先发引导与本土企业后发优势的体现，再就是商业观念的变化和人力资源发展。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用经济学逻辑阐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的民族过程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民族认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源于民族间的交往，其中经济交往，无疑是最重要的交往形式。我们需要基于本土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积累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建设和促进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族经济学是中华民族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作出的理论回应，运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贺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应加快启动产业链安全体系建设
中国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领先国家在战略层面合作框架基本稳定前提下的局部打压，还可能是破坏了总体合作框架的全局性遏制和极端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强国建设不仅要推进战略性领域的领先，而且同时要保证战略性产业、甚至整体制造业经济体系的运行安全。
为提升我国的产业链安全管理能力，必须根据我国产业链安全管理的任务需求建立全新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从根本上保证未来我国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对此，应加快启动我国产业链安全管理的政策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明确产业链安全管理作为我国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项微观经济政策制定、实施的前置性工作。
石奇（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创新试点可提升地区人均GDP水平
中国的创新试点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地区人均GDP水平。创新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生产性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覆盖了被挤出的生产性资本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后得到的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总的效果是正向的，是提高了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城市的人均GDP水平的。
我们国家现在仍然处在工业化进城当中，但是属于面向质量提升的工业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仍然是资本偏向的，一定会带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挤占。但是新发展阶段本身又要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因此，要继续推动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鼓励技能型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在劳动份额中提升高技能就业人口的收入比重。
陶锋（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大湾区产业高级化
现代区位理论认为，企业选址行为与企业自身的异质性密切关联，不同产业的企业总是在不同环节开展选址决策。区域产业发展背后的机理是企业区域选址。
区域现代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提升既要依赖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又要依赖于产业布局一体化，在产业层面理解区域结构，一个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包括不同部门之间和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高级化，同时还有产业布局的一体化。
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全球产业链结构重组和跨国公司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高度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第二个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区域。第三个是维护和增强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具有关键支撑作用。粤港澳大湾区现行产业体系还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风险，如何跨越风险？关键在于推动科技创新，创新主要还是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
文传浩（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重庆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推动三峡库区打造战略性生态环保产业
因三峡工程修建而产生的三峡库区，地跨湖北省西部和重庆市中东部，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是长江流域的“咽喉”所在、是中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库和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应从流域视角调整三峡生态新区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区范围，构建以生态保护为首要功能的新体制，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抓手，致力三峡生态新区的移民致富。综合运用财税政策保障战略性生态环保产业的资金运作；促进战略性新兴环保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完善战略性新兴环保产业上中下游业态，打造一条环保产业“投资—技术研发—咨询设计—装备生产—运营管理服务”完整绿色生态产业链；利用“一带一路”、中欧班列（渝新欧）推进库区成为战略性环保新型产业的国际交流和贸易平台地。
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改革”下功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主线，必须紧紧扭住这条主线，在创造有效供给的同时拓展需求，以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要素市场深入推进。第二，激励市场拓展型创新。一方面增加高端产品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以吸纳低收入阶层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扩大内需。第三，投资新基建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老基建。第四，把建构国内大循环与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结合起来，使西部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枢纽。第五，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企业内培训，一方面，为产业升级培育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激活并满足居民对教育等发展型需求，促进需求结构升级。
最后，“十四五”期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真正在“改革”二字下功夫，让市场激发主体潜能，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俞荣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从五个方面加快形成产业链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面向产业和企业的相关政策门类齐全，但是缺少专门面向产业链的政策门类。
不论是于危机中育先机，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还是变局中开新局，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都迫切需要加快形成体系完备、前瞻性强、精准实施、专门的产业链政策体系。根据理论和实践研究结论，可以从“保安全、促创新、提效率、扩开放、优治理”五个方面，加快形成我国产业链政策体系，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推动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路径。
杜传忠（南开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要素生产率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体效率，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作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性目的技术，其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包括通过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促进广泛的商业应用；通过加强互补式创新，建立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需要加大互补式投资，重构企业生产流程等。为此，必须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产业生态系统，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强化制度、规则和标准创新与重建，为人工智能促进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良好的环境。
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经济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制度创新分工”是经济增长重要动力
中国特色政策试点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成功的独特法宝，主要是具备了如下几个基础。
一是大国基础，主要体现在大国背景下的区域差异和风险分担机制。二是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使中央政府牢牢把控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在体制内部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推动政策的推进和落实。三是组织基础，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的M型组织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四是治理基础，主要体现在科层体制下的分工与互动。一方面，中央政府将那些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度创新工作放权给地方，使对基层具体情况更为了解的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试点等方式大展手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保持着对改革总方向的把握，根据改革需要不断调整基本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进行了事实上的“制度创新分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将试点作为改革的任务和方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推进全局改革和长远发展。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
进口是连接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纽带
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不仅仅是贸易政策表现形式的简单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理念、路径、制度的变化。
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键纽带，积极扩大进口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程度的提高，将吸引更多的研发人员、工程师、高级管理者等各类国际人才到中国来工作，带动更多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大量先进机器设备的进口会产生外溢效应、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生产率效应等。
为了更好地积极扩大进口，今后，我国要动态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策，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积极吸引各类国际人才到中国来工作。另外，要进一步加快建设各类进口促进平台，继续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国际物流畅通，清理规范口岸收费，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采取适宜性环境目标约束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重工业先行的战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我国重工业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高污染和粗放式的特点，环境问题随着重工业发展被迅速放大。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十一五”规划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在原有的经济目标考核体系中，加入环境目标强约束，使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转变，必然会对辖区内不同类型的微观企业产生冲击，造成政策偏袒从而影响辖区内不同类型的微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地方政府在面临环境目标约束时，会通过调整资源配置和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研究认为，以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与环境目标管理视角，采取适宜性环境目标约束管理的思路是实现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
韩剑（南京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
吸引外资外智参与高端产业大循环
区域经济一体化跟全球化之间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关系上的改变，中国入世20年，是WTO最大的受益者。2010年我们的GDP是美国的9%，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们的GDP反而缩小了之前放大的差距，我们GDP是美国的将近70%。但现在WTO很难适应全球贸易发展的新需要，包括WTO的机制存在了很大的问题。
从2001年的全球贸易网络到2018年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当中有三足鼎立的作用，更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我们围绕东亚的网络在不断形成。
从新一轮的开放继续倒逼国内改革，包括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提出来打造竞争中性的示范区、先行区，另外是吸引外资外智参与高端产业大循环。我们在自贸区的谈判方面要关注这些国家，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
郑江淮（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人才流动是新技术革命分布的重要参照
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方面非常活跃，从数据来看我们仅次于美国，和日、美、欧盟几个区域相比，技术活跃度非常高，但在技术竞争力、人才竞争力上面仍有很大的差距，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还是相对较低。从机构的竞争力来看，我们的机构比较少，质量比较一般。
从1980年到2008年，各国有比较优势的人才流动在各行业分布上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从2008年以后迅速下降。这些人才流动机制比较普遍的就是跨国投资，另外某个国家有新的获利机会，创新比较活跃，同样也可以吸引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到这个国家来求学和就业。新一代革命性的技术处在产业化的发展时期、上升时期，有很多获利机会，有很多创新创业的机会，人才流动就非常活跃。科技人才一旦流动的话，这个套利就实现了，在各个国家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就把新技术进行了快速的扩散，然后获利机会就均等化，达到了一种新的产业均衡。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伴随着产业化的过程，如果人才跨国流动是必然发生的，下一波流动在哪些国家产生，哪些国家吸引的人才最多，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当中的最大受益国。我们的总体思路是，人才的国际化或者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到中国进行创业就业或者企业进行投资。
魏建（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
北海银行探索低利贷款的历史经验
1938年12月北海银行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占领的掖县县城（今莱州）正式成立，1939年8月在胶东莱阳重建。1949年11月北海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海银行将贷款的目标对象确定为具备生产能力但缺少生产资本的贫雇农。对于每个农户和农民的生产能力情况，在村内百姓间基本上是公共信息。经过民主讨论、相互比较、公开论证，就能够将最需要贷款改变生活状况，同时又具备改善能力的贫雇农筛选出来。
北海银行先后发展出了一些制度来确保贷款的正确使用：一是要求贷款者制定生产计划，说明贷款的具体使用去向；二是贷款者组成生产小组、合作社等合作组织，合作生产相互监督；三是一些地区还发展出了贷户家庭会议制度，激发了全家的生产激情；四是采取民主方式检查贷款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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