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总体部署，也为各地区、各部门编制“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总体方向。在此背景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结合前期实地调研与专题研究，就“十五五”规划的编制思路提出若干建议，旨在启迪思考，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本期推出的是《以“四维升级”促进“十五五”期间我国高质量民间“新投资”》。
当前我国民间投资下滑，从表面上看受经济不振因素影响较大，但深层次来看，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民间投资的角色和内涵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以扩大规模、复制产能为目标的“铺摊式”旧投资模式难以为继，当前的“内卷”导致收益率严重下滑；而面向未来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育种式”新投资却方兴未艾，应该成为“十五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的趋势与方向。
从特征上看，“老投资”依赖于既有产业，由土地、劳动等传统要素驱动，表现为产能和固定资产增加，边际投资收益呈现递减态势；“新投资”则不再执着于物理扩张，更聚焦价值形态的跃升，更看重知识、技术、人才、数据等无形资产，更着眼于未来潜在的突破性收益。因此，促进我国高质量民间“新投资”，应当树立一盘棋的系统性思维，围绕政策、服务、资金、场景综合式发力，以“四维升级”创造良好投资生态。
一、政策升级：从“撒胡椒面”到“智能导航”
当前我国针对新经济形态虽出台了不少政策，但都分散在发改、科技、工信、财政、金融等多个部门，“天女散花”般的碎片化政策看似热闹，却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协同。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创新链产业链各环节更为复杂，需要全方位政策支持，而了解并申请这些政策费时费力，导致政策的“到达率”和“获得感”大打折扣。
以一家具身智能民营初创公司为例，技术研发需要科技部门的“前沿技术攻关”资金支持、核心零部件攻关需要工信部门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支持、软件算法需要软件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向市场需要发改委将其纳入“首台套”推广目录、融资发展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为其“投贷联动”开绿灯，而现实中这五项政策申请流程、评审标准、支持周期各不相同，企业为了拿到这些“政策碎片”，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部钱进”，甚至很多政策彼此互为前置条件，形成“政策死循环”。这种典型的用服务“老投资”的线性思维，去应对“新投资”的网状需求，导致政策效能大打折扣。
为此，应当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将碎片化的“政策地图”整合成一个服务于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导航系统”，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根本转变。一是建设“政策导航地图”：整合发改、科技、工信、金融等所有相关部门的政策，形成一个统一入口、统一标准、智能检索的线上平台。企业只需输入自身的技术领域、发展阶段等关键词，平台就能像GPS一样，为它规划出最适合的政策申请路径。二是推广“政策免申即享”：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企业的公开数据（如工商、税务、专利等）与政策条件进行智能匹配。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平台主动推送“政策红包”，对一些普惠性政策甚至可以实现“免于申报、直接享受”。
二、服务升级：从“马拉车夫”到“赛车工程师”
当前，面对“新投资”的新需求，传统的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仍停留在服务“老投资”的时代，犹如一群技艺精湛的“马拉车夫”，虽精通钉马掌、修木车轮等，但如今面对的则是一辆“F1方程式赛车”，需要懂得空气动力学、电子系统等全新知识，显得束手无策。未来“新投资”的核心服务是围绕技术、人才、数据等“软资产”开展的，要求高度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商提供支撑。
例如，对于一家人工智能民企，其核心诉求是围绕技术研发服务、数据合规、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尤其当企业需要将服务卖向国际市场时，跨国跨文化的法律服务（如符合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加州的《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等）便显得尤为重要；再比如，一家研发周期较长的生物医药企业，非常需要概念验证中心、共性技术实验室、小式中试平台等方面的服务支撑，而当前我国刚刚开始发展这些类别的服务业体系，“昨日的旧鞋”还未能紧跟上“明日的步伐”。
为此，应当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聚焦科技研发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现代法律与会计服务等，构建一个专业化、市场化、高端化的服务生态。具体来说，一是大力发展“技术经纪”服务体系，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长三角国创中心的经验向全国各地推广，同时大力发展中小型“技商”，依托自身专业和产业背景，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二是设立“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港”，政府可以引导设立专门的“IP金融服务试验区”，鼓励和支持一批新型服务机构在创新活跃的区域集聚，如专业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公司、科技保险公司、IP证券化服务商等，并为其提供租金减免、人才补贴等支持。
三、资金升级：从“运河漫灌”到“集成滴灌”
当前我国资金供给来源过于单一，融资体系仍然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这种“运河漫灌”式的资金适合大规模种植的“农田”，并不适合初期较为娇弱的“兰花型”创新企业。由于新投资的“不确定性”本质，需要更多能够容忍高风险、长周期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VC）等直接融资体系，且来自于地方政府、市场机构等主体，对“温室兰花”提供“集成滴灌”式的资金支持。
例如，科研机构创新核心团队创办的基于科技成果孵化的企业，在产业化阶段需要数百万资金搭建中试线。然后，对这样正处于典型“死亡谷”的企业，银行会认为他们没有销售记录和抵押物，风险过高，而大型PE/VC机构会觉得投资规模太小，尽调成本不划算。此时他们最需要的是天使投资人或种子基金，但这个生态体系在我国还不够发达，信息不对称严重，团队很难找到合适的“水源”。据统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徘徊在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优秀的早期技术项目，因为得不到适配的金融“滴灌”而枯萎在了实验室里。
由此，我们要推动“耐心资本”扩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科技金融体系。一要改革政府引导基金模式：政府引导基金应更多地扮演“种子捕手”和“天使投资的天使”，加大对早期、硬科技项目的投资容忍度。可以设立“概念验证”专项基金，并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深度绑定，在实验室阶段就介入。二要推广“投贷联动”2.0模式：鼓励银行与头部的VC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对于VC已投的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银行可以基于VC机构的专业判断，提供“信用贷款+股权认购期权”的组合产品。这样既解决了银行“看不懂”技术的问题，也为银行开辟了分享企业成长的通道。三是发展“投保联动”新模式：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研发失败险”“关键人才流失险”等新型保险产品，为高风险的“新投资”项目提供风险缓释。
四、打通场景：从“笼中之鸟”到“自由翱翔”
新投资聚焦于知识、技术、人才、数据等无形资产，以价值形态跃升为目标，需要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的场景，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需求。传统场景服务主要围绕物理扩张和固定资产增加，缺乏对新技术应用场景的构建和拓展，无法满足新投资对创新生态系统的需求，使新投资如同“笼中之鸟”难以自由翱翔。
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为例。传统场景服务主要关注充电桩的物理布局和数量增加，以满足传统燃油汽车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充电需求。根据中国能源网消息，截至2024年11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235.2万台，同比上升49.5%。但部分地区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协调，导致布局不合理，地区过剩与不足并存。另外，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无线充电技术、快速充电技术等的出现，传统场景服务未能及时跟上，不仅影响了充电桩建设企业的投资效益，也限制了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市场上缺乏权威评估无线充电技术价值的专业评估机构，也缺少敢于承销这类新型资产的金融机构，这使得充电桩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难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由此，我们建议：一要构建创新场景生态系统。政府应牵头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创新场景协调机制，整合城市规划、交通、能源、科技等部门资源，为新投资提供全方位的场景支持。可设立专门的创新场景协调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各类新投资项目的场景需求，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二要推动场景服务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数字化场景服务平台，为新投资提供精准的场景匹配和优化服务。通过收集和分析各类新投资项目的场景需求数据，平台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定制化的场景解决方案，提高场景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三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场景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投资场景的建设和运营。有条件的城市设立场景建设专项基金，对参与场景建设的社会资本给予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以及建立场景建设风险补偿机制，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风险，提高其参与积极性。
徐宁 长江产发院副院长
陈东 长江产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