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总体部署，也为各地区、各部门编制“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总体方向。在此背景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结合前期实地调研与专题研究，就“十五五”规划的编制思路提出若干建议，旨在启迪思考，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本期推出的是《“十五五”时期加快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的政策建议》。
摘要：密集地含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十五五”规划应把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未来支柱产业发展的重大任务抓好抓实，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
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不大，行业的现代性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十五五”时期应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部署推进各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第一，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发展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2023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均达80%以上，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高达55%。结构上，美国的专业及商业服务业约占13%，批发和零售业约占12%，房地产及租赁业约占12%，金融保险业约占8%，信息产业约占6%，运输及仓储约占4%。
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2%，占服务业比重不足60%，若剔除面向消费者的一部分内容，如零售和消费者金融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则更小，仅占GDP的15%-20%。结构上，2021年我国GDP中占比最高的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约10%）、金融业（约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约4%），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约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约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约2.5%）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小。从GDP增长的贡献看，2001—2019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8.99%，生产性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达29.4%，占第三产业总体贡献的59.9%；2015—2019年，GDP年均增长率约达6.8%，生产性服务业对GDP年均增长的贡献约占37%，贡献最大的三类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约占10%）、金融业（约占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约占7%），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较小。
比较而言，美国的专业与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现代金融是其“长板”领域，而我国风投创投类现代金融服务业、法律、会计、评估评级、咨询等专业与商务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等科技服务业，在行业结构规模占比、行业的现代性、对增长的行业贡献上均比较落后。对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尤其是CAD、CAE、CAM、EDA等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行业，我国国产化率仅为5%，且主要应用于工业机理简单、系统功能单一、行业复杂度低的领域，而法国达索、德国西门子、美国Autodesk等国际厂商在我国的市占率达90%以上。
政策建议：“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各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密集的新质生产力，一是应先行先试探索对民间风投创投机构给予更多税收优惠，释放民间过剩资本投资潜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长期“耐心资本”力量；二是加快发展以新一代数字信息传输服务、电信和互联网增值服务、空间地理信息服务等为主的现代信息服务业，压缩时空距离；三是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大模型、物联网、区块链、未来网络、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服务于制造端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业，赋能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网联”，打造从销售端转向制造端上下游闭环的信息网络平台；四是加快发展以法律、咨询、评估评级等信用服务体系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等第三方为代表的现代专业与商务服务业，协调降低制度性和生产性交易成本；五是加快发展以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小试中试平台等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服务业，为跨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障碍提供平台支撑；六是紧扣“需求对接”和“应用牵引”，将工业产业基础优势转化为工业软件创新优势，“以硬生软”发展以数字化工业技术设计、智能制造整体方案、人机工程设计、系统仿真等为主的现代工业（软件）设计服务业，打造“工业数据+工业软件底层技术+行业机理”驱动的智能制造数字底座系统，以平台型、通用型系统软件解决行业共性问题，以服务型、定制型工业APP解决企业个性问题。
二、当前全球生产性服务业FDI总体上呈波动式下降，但在信息与通信服务业领域FDI规模突出。“十五五”时期应抢抓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数智化助力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步部门
第一，全球专业技术服务业、金融与保险服务业、贸易服务业、运输与仓储服务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逐渐收缩，甚至被挤出全球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规模前十大产业行列。UNCTAD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前十大产业中，五大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达5430亿美元，相较于2021年下降0.5%，但降幅远低于全球FDI的下降幅度（12%）；2023年，仅信息与通信服务业、运输和仓储服务业两类生产性服务业进入绿地投资规模前十大产业，运输与仓储服务业则被挤出跨境并购规模前十大产业行列，导致全球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规模前十大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FDI相较于2022年下降约43.8%。
第二，信息与通信服务业稳居全球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规模前十大产业首位，其中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服务业跨境并购流入和流出规模均较大。美国这一“短板”领域未受其对外投资“外松内紧”政策约束，这或与其谋划6G通信技术弯道超车相关。2022年，流入美国的FDI下降26%，发生在美国境内的跨境并购规模减少了约50%，然而美国接受跨境并购规模最大的信息与通信服务业增长达到21%；同时，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逆势增长7%，其中来自美国的跨境并购交易增长21%，增加最多的同样是信息和通信服务业。
第三，全球对数字产业的绿地投资持续攀升，逐渐成为生产性服务业FDI的主要构成之一。2020—2022年间，全球对数字产业的绿地投资金额从2020年的212亿美元持续攀升至2022年的321亿美元，2022年相较2021年增长3%。其中，数字产业绿地投资主要发生在电子商务服务、互联网平台、数字解决方案和数字内容服务等项目，电子商务服务项目投资规模约占数字产业投资规模的70%以上。
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全球布局多元化。支持跨国企业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开展全球技术能力布局、市场布局和生产布局。二是防范美西方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全球FDI，在通信技术领域构建排除中国的规则和标准联盟。加快我国5G通信技术优势向人工智能（AI）发展优势转化，并通过AI领域的技术迭代进一步转化为6G通信技术先发优势，以防范美西方利用AI技术领先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同时深化国际双、多边合作，积极参与6G全球技术治理。三是抢抓全球数字产业、现代信息与通信服务业发展的先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平台，撮合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多元产业的“数智集聚”，开展多场景、全链条、多层次的“数实融合”实践探索，围绕产供链、创新链各环节布局“数字链”，推动产业互联网的融通应用，提升三次产业的“数字渗透率”。
三、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与深化不足、组织内部化、政策支持欠缺等短板弱项。“十五五”时期应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纳入发展新质生产力范畴加以考量，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人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第一，从要素条件上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速较高，但数字经济类和创新驱动类新型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2001—2019年间，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投入增速普遍较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速约为18%，金融业增速约为1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约为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约为11%，批发和零售业增速约为1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约为10%；在劳动投入增速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速约为1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约为1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约为10%，其他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劳动投入增速较小。在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构成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设备、计算机软件两类数字经济类资产和R&D创新驱动类资产形成的新型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1%，占比份额为12%。其中，R&D贡献仅为2.1%、ICT设备贡献仅为3.4%、计算机软件的贡献为6.5%，这说明新型资产物化过程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和深化不足。
第二，我国生产者服务部门长期内部化于制造业企业中，外部化不充分。众多制造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根深蒂固的“大而全、小而全”思想，固化了制造企业自我服务的产业链模式，同时造成了外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不充分，且提供的服务在信用、成本、效率、质量和类型等方面，难以满足市场上潜在规模巨大的高质量生产性服务需求。譬如，我们在调研工业软件国产替代问题时发现，很多企业并不愿意用国产工业软件，宁愿不要国家补贴，也要高价使用国外成熟的软件，主要的原因就是国产工业软件难以基于企业非标需求进行更新迭代，工业软件企业只有依托项目进行技术迭代、经验数据沉淀和积累才能做出产品，这也是大型工业软件公司只做项目软件的原因。
第三，对比欧美国家，我国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近年来，美国持续强化理工类人才吸引、放宽职业移民申请条件和标准、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STEM）人才保留率；欧洲34个成员国联合创建STEM教育共同体；英国通过开展创纪录的R&D公共投资、通过地方实力基金（SPF）拨款支持英国各地研发能力提升、通过向联通能力基金（CCF）投资促进校企联合、通过开辟“高潜力人才”和“企业增长”两种新的签证路径打造特色项目以吸引高级管理人员和创新人才等措施，持续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积极开展“沉睡专利”唤醒计划等。美西方这些举措直戳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和痛处，但也应承认这些举措同样适用于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实践。
政策建议：一是重新认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新质生产力属性，以知识价值论指导解决高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及所有权激励问题，促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消除对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政策性歧视，比如在调研中有企业反映，在财税补贴、贷款利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资金扶持政策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工业设计软件等行业在企业量级、固定资产投入、营收规模等方面设有不合理的门槛限制；创新财税制度、所有权制度和激励分配制度，允许服务企业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进行市场价值评估、记入资产负债表、提足进入成本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各种培训费用，使收入和激励分配上向知识劳动倾斜。二是加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培育和壮大适应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大市场。充分利用设备更新改造的契机，配合“智改数转网联”行动，开展高技术设备质量投资、更新和改造，创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物化和应用场景；深化产教融合，构建适应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人才培养生态体系，比如依托高校开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STEM等通识核心课程体系；优化公共部门的冗余机构，鼓励高端专业性人才从公共部门向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流动和集聚。三是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市场化、专业化、开放化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制造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开展大规模专业化改组和改革，促成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加快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优化服务业外资参股项目的指导规定，对原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外资参股准入管制严苛的领域，试点扩大市场开放政策；为民间资本打开“进”的大门，提高“投”的质量，保障“在”的权益。
刘志彪 长江产发院常务院长
王兵 长江产发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