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
“这是建党一百周年后，针对特定区域发布的首个国家级文件，意义重大。”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
两年前的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提出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两个重要文件各有怎样的侧重，未来两地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又将如何协同共进？为此，粤评君连线数位专家学者。
◎一个区的引领，一座城的先行示范
从范围来看，浦东新区是一个区，而深圳是一个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两者在发展定位和探索、引领的具体内容上有所区别。
《意见》对浦东新区提出的五个战略定位分别是：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文件中同样提出五个战略定位，分别是：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教授踪家峰认为，浦东新区的“引领”更侧重把握大方向；深圳市的“示范”更有强调“试”，更强调“闯”，着重于先行先试。
白明则认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功能定位丰富，关键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形成“双区驱动”效应；浦东新区更强调在全国对外开放中走在前列，并引领其他区域跟上。
“深圳更偏向城市文明和城市治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浦东则从现代化建设角度侧重在全球经济中功能的塑造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认为，上海在自主创新发展、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突破将依托浦东新区这一国家级平台实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深圳和浦东都是在面向全球的竞争中发展，也同样承担着链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节点功能和枢纽功能，二者还有一个共同的战略任务，就是加速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链接世界、辐射内陆，成为新时期国家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创新试验场”。
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到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近年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变得更加精准、聚焦。
“确实存在这个趋势，从宏观普适到更加‘定制化’政策，可以与每个区域的现实特点紧密结合，发挥更大效果。” 邓智团说。
踪家峰认为，一方面是从区域政策向城市政策，体现了政策由大水普灌到精准滴灌，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沿海地区发展对全国的带动、引领作用。
在夜间卫星地图上，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璀璨灯火，在中国经济地理版图上最为闪耀。
粤评君认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浦东新区引领区，背后分别是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两大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这两个特殊区域赋予新的发展使命，其意义更在于辐射、引领和带动至全国。
◎一种能力的跃升，更多创新模式的探索
科技创新、扩大开放、市场准入……这是两个文件共有的关键词，但在具体内容上又各有特色。
在开放上，《意见》提出，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在浦东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为全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经验。
白明认为，“压力测试”主要着眼于在重要领域扩大开放后，对带来的冲击、机遇和压力进行深入探索，包括各种要素能否如预期畅通，已经推进的“放管服”能否满足开放后市场主体的需求。“以前开放着眼于给各种优惠条件，吸引要素集聚，制度性开放就是将以往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总结成一套公开的规矩，所有市场主体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可以提升发展信心。”
从开放的领域看，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更加宽泛，不仅有市场开放，还有文化开放、对外交往开放等，提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持深圳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两者都提出加强金融领域的开放。其中，《意见》第五部分的“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是聚焦金融开放，提出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
粤评君注意到，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近年多份规划文件中屡屡提及。此次《意见》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作为战略定位之一，提出，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
资源配置究竟是怎样一种能力，为何如此重要？
“我们研究发现，全球性城市都经历了功能迭代的过程，每次迭代都会带来资源配置能力和层次的提升，从而巩固其全球性城市的定位。”邓智团告诉粤评君，资源要素的流动是全球化的，一个城市的发展能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能调配、控制多大区域、多高层级的要素资源，“以前很多城市都是做加工制造，属于其他城市的外围区域，发展到今天，必须要以自身为中心提升区域乃至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邓智团认为，要实现这一点，不仅要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硬件设施，还要构建信息流动、人才吸引、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体系。“这次《意见》提出，扩大境外人民币境内投资金融产品范围，进一步便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等等，都是在补上此前的短板。”
在各种要素中，创新要素尤为引人关注。
对此，《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探索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资金、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投入机制。
“上海和深圳都是富有创新的城市，但是创新基因有所不同。”邓智团认为，深圳的优势在于激发市场的力量推动创新，在中下游应用领域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上海则在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和国企的创新投入上有优势，“上海和深圳，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在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上高效联动，在新型举国体制上互补长短，共同承担起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