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产业与市场，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源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即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背后有几个关键原因，也包含了我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机遇的一些思考，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在“2025第十二届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主题论坛”作主题演讲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意义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利用自身市场推动全球化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依赖西方市场，中国主要扮演生产加工基地的角色。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曾高达67%，这意味着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通过进出口来实现。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甚至超过100%，极端年份可能达到两倍之多。
然而，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组，我们是否还能继续沿用这种依赖外部市场的发展战略？答案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尽管当前中美贸易战在会谈期间有所缓解，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贸易战已经结束。未来，这一问题仍会以更严峻的形式摆在我们企业家面前，对于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来发展显然是不可行的。
因此，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以自身市场推动全球化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部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壮大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新的动力。过去，生产和投资是供给的主要推动力，而现在，这种动力已经转向了市场需求。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也是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关键因素。
重新审视传统供求理论
要真正推进强大国内市场的构建，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形成清晰认知。当前，我们在政策制定和经济实践中，仍在沿用一些旧的理论，我们的一些政策行动，包括社会的一致共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理论上尚未明确。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观念以及经济政策中，长期流行着一个核心观点：供给创造需求，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这一理论也称为萨伊定律，一直是经济教科书中经典的理论，是经济政策坚持的核心原则，在经济决策者心中，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
但实际上，这一理论仅适用于工业化初期的特定经济状况，通常在三种情况下成立：
第一种情况是物物交换经济。在没有货币参与流通的情况下，物物交换需要先自行生产出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剩余部分才会进行交换。因此，在没有供给和生产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交换和需求。这与凯恩斯所描述的没有货币作中介的经济运行的情况是一致的。
第二种情况是工业化初期的短缺经济时期。在短缺经济年代，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销售出去，因此市场并不是主要问题，而生产能力才是关键。如果无法生产出产品，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此时，经济活动总量并不取决于需求，而是由供给决定。现实经济规模等同于供给规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种情况是技术创新主导供给和需求的阶段。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手机。如果没有新技术的发明，我们就不会意识到需要这种产品。许多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在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对它们的需求。因此，在这个阶段，技术通过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
但是我们还看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经济处于过剩状态，即买方市场而非卖方市场，经济规模不再取决于供给，而是取决于需求，因此，需求量就等于实际的经济规模。
第二种情况，虽然我们之前提到技术创新主导供给并决定需求，但在这些特定情况下，技术创新也受到总需求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遵循短板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木桶效应。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尽管新技术和新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但总体上，这种新需求增加，必然意味着老产品需求的相应减少。
此外，由于总量是固定的，除非实现了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否则即使存在技术创新，国民经济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增长，这是因为总需求限制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因此，技术创新虽能促进需求扩张，但它始终受限于总需求的扩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是：需求是快速变化的变量，供给是缓慢变化的变量。在宏观经济学中，调节需求的政策被定义为短期政策，扩大总供给的政策则被视为中长期政策。这种观点对中国人的影响尤为深远，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一看法，因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再通过商业银行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发放工资、政府借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快速作用于经济。但观察当前实际情况，我们会发现：
第一，银行出于风险考量，并不愿意轻易提供贷款，企业出于风险考虑，也不肯轻易贷款。因此大量资金无法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二，过去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启动几个大型项目往往能够起到提振作用。但如今，我国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建设，可供选择的优质项目越来越少。
因此，认为需求扩张能够迅速形成总需求的观点，在当前并不成立。相反，从供给端来看，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风能等新兴产业，供给都远远大于需求。可以说从传统产品到新兴产业的产品，几乎全部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供给扩大是快变量，这与我们通常的认识相反，也与教科书中的观点相悖。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扩大内需就必须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中长期政策，而不仅仅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临时调节措施。
国内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
关于国内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我认为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是税制问题。中国主要实行的是增值税而非消费税，这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地方政府通过增加产能，可以获得增值税收入，但发展市场无法带来直接的消费税收益，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追求产能扩张，对市场建设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第二个原因是考核机制。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主要依据数量指标，如产值、税收和进出口等。这种以数量为导向的考核方式，必然促使他们追求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进出口额的提升。
第三个原因是出口导向模式的局限性。正如我一开始所提到的，中国是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市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并未培养出自身的市场能力，而只是增强了其生产能力。
第四个原因是收入分配政策。总体而言，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更倾向于资本而非劳动，这一点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低就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政策并未明显向劳动者倾斜，这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时购买力却相对萎缩。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路径与机遇
当前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仅依靠“反内卷”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不够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也相对有限，需要加强对需求端的调控，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经济面临进一步下滑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考虑直接向中低收入居民和中小企业注入流动性。
中国拥有巨大的产能，因此不会立即出现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我们还有大量的未消化产能。只有当这些产能被消耗掉后，才会出现通胀，之后才需要采取反通胀措施，目前无需担心这一点。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将通胀传递给全球，而中国没有这个条件。然而，中国有一个美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即拥有巨大的产能可以防止通胀的发生。因此，在这个时候应该加强针对需求端的政策调控。
另一个方面是微观经济政策，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基础在于调整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如果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增加，新的发展格局将无法形成。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通过产业政策来调节供求问题。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放松政府管制力度，给予企业充分的自由。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给企业带来四大机遇。首先，这将拓展市场空间，并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其次，供应链会得到优化，要素流动将更加高效；第三，强大的国内市场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创新的动力就会不足；最后，还可以降低要素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因为大规模市场可以促进分工，而分工有助于降低成本并实现规模经济。
我认为，在中国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我们的家族企业必将抓住巨大机遇，并取得显著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