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这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和落实。
一、市场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关键的新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的动力机制。过去在全民奔小康的过程中，这个动力机制主要是投资，是生产能力，是供给水平，而现在主要应该是市场需求，是市场的发展规模与功能水平。“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习近平，2023）。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部可循环意味着国内形成了独立自主、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其中，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可以让产业体系提供的供给在内部循环中顺利实现，而且可以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交易制度支持和空间载体。站在更高些的视域来看，中国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既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又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平稳成长作出自己的贡献，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是说，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要为中国经济成长提供动力，而且也可以据此虹吸全球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同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新轮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引擎。
应该说，把市场建设提高到这么高的地位，是与传统经济理论的认知不同的。过去的经济理论认为，只有供给才能创造需求，在供求关系上供给是第一位的。其实，这个结论的成立是有条件的，般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物物交换经济。这比较好理解，生产出来满足自身需求之后，才可以有用于交换的余量。二是短缺经济。在那个时代，现实的经济总量不是取决于需求，而是约束于供给，一般来说“供给总量=实际的经济规模”。但在进入买方市场总态势后，根据短边规则原理，在过剩经济中现实的经济总量不是约束于供给，而是取决于需求，是“需求总量=现实的经济规模”。当然，这种判断并不意味着供给不能创造需求。这就与第三种情况有直接的关系：技术创新主导的经济。因为，第一，新技术主导的新产品创新活动主导或引领社会需求。如果没有来自基于新技术的新产品的供给端创新，社会需求根本就不会产生，甚至不可能出现“需要”的欲望。第二，供给面的创新往往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其需求弹性也非常大，创造的是增量需求，相应地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也很大。第三，对缺少创新的老产品而言，过度的生产或供给不仅不能创造增量需求，还会导致严重的过剩与浪费。因此一般来说，供给面的创新是新增社会需求的主导力量或基础。
但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技术创新主导的经济体系中，供给创造需求是结构性的，总体上还是受到总需求的约束。在短边规则制约下，从总量上看，第一，只要社会总需求维持不变或者不扩张，一个社会中由新产品创造的增量需求，就大约等于老产品所减少的需求。第二，如果总需求的扩张量等于由新产品创造的增量需求，那么老产品的增量需求就是零。第三，如果总需求的扩张量大于由新产品创造的增量需求，那么老产品的增量需求就等于总需求的扩张量与由新产品创造的增量需求的差额。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除非实现了社会总需求的扩张或实质性增加，否则国民经济整体不会有实质性增长。这时“国民经济的现实规模=新产品创造的增量需求+老产品的需求量”。从这个简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买方市场中来自需求端的决定性作用。
二、忽视全国统一大市场需求端扩张的主要原因
对市场需求的忽视不仅是传统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可能的重要缺陷之一，而且对市场供给与需求特性的界定，也可能难以成为制定与时俱进的有效经济政策的依据。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央行货币发行速度快，以及财政支出政策可以通过发工资、搞建设等渠道，迅速形成对供给端的市场需求，因此总需求是一个快变量，适用于短期政策调节；而因为需要通过较长周期的实物投资过程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和实际的产出量，因此供给是一个有较长时滞的慢变量，属于中长期政策的范畴。由此，宏观经济政策经常关注供给端的缺口，注重抑制需求并保持与总供给的平衡。其实，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只有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是适用的，而在普遍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和不足。中国的实践证明，这种对供求关系特性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起码不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的实践。实际的情况是，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早已摆脱短缺经济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习近平，2020）。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度发展阶段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就是生产中的“有没有”“有多少”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而“好不好”“质量如何”才是主要问题。当新发展阶段中消费者需求与选择成为主导供求关系特性的决定性因素之后，需求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慢变量，而供给才是一个真正的快变量。从卖方或生产者角度看，在中国现实经济运行中，只要中国企业掌握了相应的生产技术和工艺，那么只要市场有订单，商品与服务很快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而且始终是供给大于需求，需求长期低于供给，往往只能借助于国际市场需求才可以实现产供之间的基本平衡。这种情况既存在于传统产业，也出现在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过去恶性竞争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轻工产品等传统产业不同，当前一个突出现象是，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也深陷其中。由上述分析可知，需求调节、扩大内需在中国现阶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坚持的中长期战略（郭克莎，202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可能与创新和产业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或规律性有关，也有可能与中国长期在赶超战略下实施的体制机制有关，由此导致对市场需求端的长期忽视现象。
一是中国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体制，使地方政府只关心能产生税收利益的产能端，扩大产能意味着就能收到增值税，而扩大消费的努力由于既收不到消费税也收不到增值税，因此努力与利益激励不相容。因此，就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为何会把工作努力放在增加投资、搞大项目、扩大产能上，而不太关注市场建设。
二是我国赶超型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干部考核制度、晋升制度、统计制度等，驱使地方政府官员偏爱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人等总量性、数量型增长指标。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惯性、行为模式和工作目标，迄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并没有真正进入地方政府努力工作的目标函数。
三是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车间，并不是世界办公室或世界市场。生产制造加工在国内，但是投入端和产出端这两端的技术、资源市场和客户都主要在国外。因此在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具有巨大的受世界市场需求刺激的生产能力，能提供质优价廉的制造产品，但国内的市场并没有随着经济成长而大规模地发育起来。虽然国内市场的加总规模并不小，但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容量一直处于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中，它经常并不能让企业在这个市场中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四是在过去的赶超经济中，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总体上并不倾斜于劳动，经济增长成果并不同步主要用于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而是在赶超战略的驱使下主张积累先行，以投资驱动发展，解决供给短缺问题，因此分配主要是倾向于资本方的。实践中经常通过压低或扭曲劳动要素价格的方式，争取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此以往，中国消费者因低收入水平而难以形成与供给能力相匹配的消费能力，难以支撑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
党中央关于尽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与政策的优先地位。原因很简单，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直接决定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目标能否实现。“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当然要处理好很多矛盾与问题，例如，如何抓住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调整、提升发展质量，等等。但笔者认为，壮大市场规模与容量无疑是处于第一性的重大问题。市场高于技术与管理，只有具备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完善的市场功能，才可以有效配置资源要素，激励技术创新，促进劳动分工，强化企业竞争，支撑经济增长。壮大市场规模与容量，要遵循的基本的政策原则，是“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习近平，2023）。在实践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两大政策，因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时期面临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以需要确认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次要矛盾，要以哪一类政策为主线？从经济理论看，这主要应该看我国价格总水平的走势。2014—2022年间，各种价格指数存在结构性波动，而价格总水平是温和上涨的，因此这个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要矛盾，而扩大内需是次要矛盾。从2023年到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9个季度为负，整体经济的价格水平在持续下滑；同时工业品出厂价PPI已经连续33个月下降，企业销售越多，利润空间越被挤压，有些企业不得不亏本销售；另外物价不涨，收人不涨，大家不敢消费、不敢投资，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已经从结构性问题转化为总量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重心也应该转向扩大内需。因此，“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习近平，2025）。
三、壮大市场规模要做好三方面的机制改革与政策调整
中国扩大内需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后，又因为上述的扩大内需问题的中长期性特性，使建设超大规模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但是应该看到，当前实践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重心，在于“市场规则统一”，而不是“市场规模壮大”。其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并不在“统一”，统一只是第一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市场规模要“大”，只有规模大，才能与大国经济运行的特点相适应，才能体现和实现市场应有的功能。过去说我们有十几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其实这个市场是潜在的大，而不是现实的优势；是加总的市场规模大，而不是功能化的市场大，如中国市场上各行业中真正能达到最小最佳规模（MES）的企业并不多，这既与市场处于分割和地方政府保护的状态有关，也与收入水平较低所决定的内需规模相对小有关。因此，现阶段做大市场规模，除了要继续推进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调取向的改革，破除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外，在壮大市场规模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以下三个方面的机制改革与政策调整（刘志彪和孔令池，2025）：
一是要继续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修复经济周期因素的作用。实践中，通过传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制来扩大内需，实际显示的效果并不佳，主要是央行放出去的流动性，在经济趋于紧缩时期因市场主体的不乐观预期的作用，并不容易真正进入实体经济或居民消费领域，而往往是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导致“流动性陷阱”现象发生。为此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通过政府支出如发工资、搞大基建特别是新基建项目等迅速转化为总需求。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直接给居民和中小企业注入流动性。这种应急措施目前并不会马上导致通胀出现，因为中国具有巨大的、可以抗通胀的过剩产能。美国疫情期间这样做是成功的，但中国与其国情不同。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它可以把国内通胀转嫁给全球，而人民币并没有这种条件。但应该看到，中国拥有的巨大产能优势和供给能力，也是抑制或反制通胀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工具。
二是要深入实施微观经济政策的改革，把它作为配合宏观上扩大内需的基础性的制度创新行动。扩大内需、分配改革与提高居民收入，不能仅对再分配领域进行干预，还要加强对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创新。政府仅仅对再分配领域用税收、信贷、价格、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干预，并不容易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初次分配领域发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等到进入再分配领域再进行强力干预，不仅浪费政府资源而且效率较低，还容易出现政府官员被俘获等腐败现象。纠正“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传统分配路径，重点是要对劳动/资本比率进行调整，要以劳动者收入、消费、福利、保障等为中心，摆正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经济成长进入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所要求的轨道。可以这样说，来自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资本比率的调整与改革，将成为中国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与支撑条件。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供需在结构上的适配性矛盾，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首先，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原则，放松市场管制，鼓励企业增加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让供给方的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结构升级的信号而进行自动的调整。深化市场取向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是建设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政策选择之一。其次，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既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实现新技术主导新产品供给、让新供给创造和激发新需求。最后，要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需要积极地运用产业政策去主动调整优化供给结构，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发挥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作用。总的来看，调整优化供给结构，使其最大限度地适配需求结构，在买方经济条件下必然起到优化资源配置、壮大市场规模的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