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终于成型。看似鲁莽的特朗普2.0新政代表了近十年来美对华遏制政策的一个顶峰，当然，在特朗普2.0的孤立主义体系当中，对华经贸的战略性脱钩只是其中的重点而非全部。从特朗普首个任期开始，美国对华打压策略可以看作是从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科技打压，始于对中兴、华为的“卡脖子”零部件禁运。以“涉军、涉俄、涉疆”等多种借口对我国产业限制和制裁，实质是打击我国高科技产业链。不管以何种名义纳入美方“实体清单”，大多数涉及的中国企业都聚焦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技术领域。在拜登政府时期，美方进而形成了“小院高墙”的政策工具，将半导体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层和基础技术，始终围绕半导体产业链挥舞制裁大棒，试图以此为切入点获得限制我国整个数字科技产业的主动权。一条则是市场打压，始于特朗普1.0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最初关税政策精心设计了各类商品从7.5%~25%不等的额度，拜登时期美国国内通胀严重，但选择延续而没有回应市场呼声取消对华部分关税，更多的采取了友岸外包的政策，让意识形态更接近的国家产品替代中国制造。在美方看来，美国科技水平和市场规模上占据绝对实力地位，中国则在这两方面对美国存在依赖。
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的应对政策取向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更多资源向科技创新和制造强国倾斜，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年初在美国遏制最集中的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的横空出世极大地增强了全世界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一个从事股票量化交易的创业公司，依靠资本市场积累的资金和技术，生长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灿烂之花。这种突破不是自我宣传就能让世人承认的，而是国际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得出的事实证明。Deepseek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土壤上能够生长出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二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然而，虽然我国出口伙伴排名发生变化，东盟超过美国，但仍没有摆脱美西方主导的市场体系。重要融合模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迂回进入美欧市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主要将组装环节转向东盟和墨西哥等美国的友岸国家，核心中间品环节留在国内。“走出去”没有削弱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地位，实现了全球出口贸易份额的总体稳定，却也没有改变美欧作为全球最终品市场的地位。典型的案例是越南，它的主要顺差来自于美国，同时与中国又存在较大规模中间品逆差。
特朗普2.0阶段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世界各国面临的形势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的实质，是将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最终品消费市场对世界封锁。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过谈判和利益交换，特朗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部分国家的关税，但主要生产国的谈判空间将很有限，中国产品迂回进入美国的空间将大大压缩。因为特朗普若不坚持这一点，其全球关税政策将事实提前瓦解，同时，不能排除其他国家为了缓解自身压力而甩锅中国。评估形势，当前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力度不亚于当初中兴、华为被禁运，中国制造业的能力和产能真正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来消化。实践表明，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竞争力充满信心，在世界面临特朗普进行这场历史罕见的全球经济实验，实现市场自主应当更加上升到国家自主发展的高度。
市场自主的主要路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不只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改革问题。过去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储蓄和外汇的资本双缺口，国民经济循环要增加国内储蓄积累、增加出口创汇，重投资、轻消费长期成为我们工业化历程中重要指导思想。国家的发展理念也深刻地影响居民行为，突出表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家庭过度房地产投资而不愿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消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借鉴的是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其实，中国作为大国到崛起阶段，如果像日韩一样主要依靠别国市场，我们面对的压力显然要比日韩大得多。我的一个观察是：以发展地区不平衡为特征的大国经济，客观上为我国谱系广泛的产业实现全球竞争力提供了条件。因为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国土面积、人口的同时大量存在，当中国高科技产品逐步占据增加市场份额时，内部产业链转移协调使得传统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并没有丢失，这形成了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中全面顺差的事实。
从充实城乡居民社保、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国有资产收益分配等领域方面发力，向改革要动力来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分工体系并不利于内需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我国经济体制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作为“公司化”竞争主体，有极强的动力改善营商环境、大力招商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因为这些努力都将转化为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政绩。现在要让地方政府的资源转向激励居民消费，难以体现为本地经济总量、财税乃至政绩考核的直接受益，这就涉及到现有体制下的激励相容问题。因此，扩大内需的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就尤显重要，这更多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
应该看到，特朗普是出于国内政治和选票的需要，要用极端关税的手段强力地扭曲国际分工，不惜以经济效率为代价达到美国产业重组和收入再分配，实现他对“红脖子”群体的承诺。同时，这也将是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角色再平衡的过程。然而，中国补消费短板是提高居民福利，是由俭入奢；美国补生产的短板是增加制造业劳动，是由奢入俭。哪个更难，不言而喻。用当前的流行的话，其实我们手中有更好打的“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