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终于成型。看似鲁莽的特朗普2.0新政代表了近十年来美对华遏制政策的一个顶峰,当然,在特朗普2.0的孤立主义体系当中,对华经贸的战略性脱钩只是其中的重点而非全部。从特朗普首个任期开始,美国对华打压策略可以看作是从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科技打压,始于对中兴、华为的“卡脖子”零部件禁运。以“涉军、涉俄、涉疆”等多种借口对我国产业限制和制裁,实质是打击我国高科技产业链。不管以何种名义纳入美方“实体清单”,大多数涉及的中国企业都聚焦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技术领域。在拜登政府时期,美方进而形成了“小院高墙”的政策工具,将半导体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层和基础技术,始终围绕半导体产业链挥舞制裁大棒,试图以此为切入点获得限制我国整个数字科技产业的主动权。一条则是市场打压,始于特朗普1.0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最初关税政策精心设计了各类商品从7.5%~25%不等的额度,拜登时期美国国内通胀严重,但选择延续而没有回应市场呼声取消对华部分关税,更多的采取了友岸外包的政策,让意识形态更接近的国家产品替代中国制造。在美方看来,美国科技水平和市场规模上占据绝对实力地位,中国则在这两方面对美国存在依赖。
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的应对政策取向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更多资源向科技创新和制造强国倾斜,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年初在美国遏制最集中的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的横空出世极大地增强了全世界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一个从事股票量化交易的创业公司,依靠资本市场积累的资金和技术,生长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灿烂之花。这种突破不是自我宣传就能让世人承认的,而是国际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得出的事实证明。Deepseek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土壤上能够生长出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二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然而,虽然我国出口伙伴排名发生变化,东盟超过美国,但仍没有摆脱美西方主导的市场体系。重要融合模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迂回进入美欧市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主要将组装环节转向东盟和墨西哥等美国的友岸国家,核心中间品环节留在国内。“走出去”没有削弱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地位,实现了全球出口贸易份额的总体稳定,却也没有改变美欧作为全球最终品市场的地位。典型的案例是越南,它的主要顺差来自于美国,同时与中国又存在较大规模中间品逆差。
特朗普2.0阶段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世界各国面临的形势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的实质,是将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最终品消费市场对世界封锁。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过谈判和利益交换,特朗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部分国家的关税,但主要生产国的谈判空间将很有限,中国产品迂回进入美国的空间将大大压缩。因为特朗普若不坚持这一点,其全球关税政策将事实提前瓦解,同时,不能排除其他国家为了缓解自身压力而甩锅中国。评估形势,当前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力度不亚于当初中兴、华为被禁运,中国制造业的能力和产能真正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来消化。实践表明,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竞争力充满信心,在世界面临特朗普进行这场历史罕见的全球经济实验,实现市场自主应当更加上升到国家自主发展的高度。
市场自主的主要路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不只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改革问题。过去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储蓄和外汇的资本双缺口,国民经济循环要增加国内储蓄积累、增加出口创汇,重投资、轻消费长期成为我们工业化历程中重要指导思想。国家的发展理念也深刻地影响居民行为,突出表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家庭过度房地产投资而不愿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消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借鉴的是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其实,中国作为大国到崛起阶段,如果像日韩一样主要依靠别国市场,我们面对的压力显然要比日韩大得多。我的一个观察是:以发展地区不平衡为特征的大国经济,客观上为我国谱系广泛的产业实现全球竞争力提供了条件。因为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国土面积、人口的同时大量存在,当中国高科技产品逐步占据增加市场份额时,内部产业链转移协调使得传统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并没有丢失,这形成了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中全面顺差的事实。
从充实城乡居民社保、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国有资产收益分配等领域方面发力,向改革要动力来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分工体系并不利于内需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我国经济体制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作为“公司化”竞争主体,有极强的动力改善营商环境、大力招商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因为这些努力都将转化为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政绩。现在要让地方政府的资源转向激励居民消费,难以体现为本地经济总量、财税乃至政绩考核的直接受益,这就涉及到现有体制下的激励相容问题。因此,扩大内需的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就尤显重要,这更多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
应该看到,特朗普是出于国内政治和选票的需要,要用极端关税的手段强力地扭曲国际分工,不惜以经济效率为代价达到美国产业重组和收入再分配,实现他对“红脖子”群体的承诺。同时,这也将是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角色再平衡的过程。然而,中国补消费短板是提高居民福利,是由俭入奢;美国补生产的短板是增加制造业劳动,是由奢入俭。哪个更难,不言而喻。用当前的流行的话,其实我们手中有更好打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