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作为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空间组织形态，一直是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也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素材与分析空间。自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至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其理论基础不断被夯实和完善，并日益成为跨学科的研究主题之一，相关研究逐步呈现出多视角观察、多领域重叠、多学科交叉、多方法并用等特征。显而易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阶段后，产业集聚现象不仅发生在制造业内部，还大量发生在制造业和作为其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尤其是在信息化、服务化、融合化等大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越发明显。这就产生了“如何在原有集聚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两大关联产业集聚之间关系”即协同集聚（Co-agglom-eration）这一重大命题，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区域产业分工与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研究视角，也可避免以完全专业化集聚或多样化集聚为基本逻辑的集聚经济研究所存在的较多分歧，从而促使各界的关注焦点从单一地注重提升产业集聚规模，追求专业化或多样化集聚效应迁移到对关联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产业与制度抉择上来，也将为制定更精准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体系提供一个新选项。
进入 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并逐步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战略构想，中国制造业已有的成本优势及市场基础正被逐渐削弱，许多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进入低谷期和调整期。事实上，中国制造业（集群）要想突破长期面临的“大而不强”困境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陷阱，不仅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还亟须沿着协同集聚的思路，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维度和集聚方式上，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功能环节与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优化匹配。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均呈现出较强的集聚态势，但在价值链整合层面，关联产业间价值创造及创新机制的协同效应并不显著，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产业集聚竞争力及其升级空间，也对区域间产业协同集聚乃至城市间分工协作机制的运行形成阻滞。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尝试，但客观而言，相关研究尚有诸多理论盲点与模糊地带，且缺少足够的定量依据与区域特色分析。最近，笔者阅读了南通大学陈晓峰教授的新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机理及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年版），该书立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和长三角产业发展的基本实践，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进行了精准理论建构和系统实证考察，是近年来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研究领域中兼具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一部精品力作。在这里，结合对区域产业经济问题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笔者想在推介该书的同时也简要探讨一下在全球竞争和产业分工新形势下产业集聚（群）的理论及实践创新问题。
一、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与实践亟须深化拓展
协同集聚这一话题最早可溯源至马歇尔对产业杂居问题的讨论，其隐约分辨出群居和杂居两种不同类型，而后者则涉及不同产业因相互关联而产生的协同集聚，但直到新经济地理学兴起之后才得到了规范的讨论。相比于集聚概念，协同集聚强调异质性多产业在同一城市地域靠近，更侧重于关联产业在产业与空间两大层面的双向动态协调过程。与协同集聚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共同集聚、协同定位、协同地方化等。现实中，产业协同集聚作为一种介于多样化与专业化之间的集聚经济形态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普遍存在。总体来看，就产业协同集聚的各参与主体而言，大体上包含同类产业间（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异质性产业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这两大层面。毋庸置疑，研究具有前后向关联和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更具实际意义，而恰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而特有的时空异质性，进而无法直接套用比较成熟的关于制造业（工业）集聚的相关理论模型及分析范式。现有的一些零星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现象的描述，比较笼统和宽泛。尤其是基于协同集聚生成条件对两大关联产业间协同集聚效应及其动态演进规律进行规范分析的仍较为鲜见。此外，已有研究基本都是按产业联动、空间协同定位两大主线分别展开的，而对于产业互动与空间协同之间的传导机制与转换路径始终未能被很好地解构。
有鉴于此，该书摆脱了以“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和“互动融合论”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几种理论观点，将“协同集聚”视作一种高水平、高效率，并兼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异质性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更是一种具备产业／空间双重属性的增长要素，两种属性既可以在水平与结构、体量与质量、内在与外在、等级与次序等不同视域下独自展开，又可以在“融合共生”的耦合机制下达到辩证统一，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而且，作为协同集聚的双重属性，产业联动和空间集聚联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传导的，这一传导过程中制度优劣及其匹配程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打破集聚外部性的“行业锁定”与“地区锁定”）。因此，该书在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演化）的特征及进程进行整体把握与综合评判的基础上，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产业—空间—制度），并多维度经验求证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双向传导及其动态演进规律，这构成了该书的理论线索与逻辑起点，也为相关实证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很好的战略指引与方法论借鉴。
二、全球价值链重组趋势下寻求产业集聚最佳方式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对于国际产业分工问题的研究已经从要不要加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争议，朝着两个方向深化发展：一是以什么样的途径加入 GVC有利于处于该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家的产业升级，即 Gereffi（1999）、 Humphre & Sehmitz（2002）等学者提出的 GVC升级的四种模式；二是基于绝大部分加入 GVC的企业同时也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的事实（即构建国内价值链，NVC），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克服地方性产业集群低端同构与逐底竞争的格局，如何利用产业集群支持相关产业（企业）不断向 GVC高端攀升。但在这过程中，由于缺少高级生产者服务（ASP）嵌入制造业的实现机制，因而可能难以克服基于“要素禀赋”所形成的种种陷阱，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相关产业政策调整，尤其是加快集群中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机制建设（刘志彪，2008）。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的扩张逐步出现收敛性变化，尤其是在面对新冠疫情、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产业挤压等各种风险挑战时，全球产业链正面临着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的重大的重组趋势。如果把全球供应链分工纵向缩短、横向集聚的趋势综合考察，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为了在产业链内向化演变中获得分工的利益，纵向分工也可以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中，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的工序和环节交给不同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空间进行，从而避免全球供应链在回缩中可能损害经济效率的情况出现。如果上述趋势成立，那么这一产业链演化倾向与加入 WTO之后的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就出现了高度的相似性。这意味着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态势，将会从过去跨国公司总部面对无数分散供应商（工厂）的格局，转化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的现实，未来中国政府怎么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下寻求产业集聚的最佳方式？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主动地推进上述那种既加入全球价值链又嵌入产业集群的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建设步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机理及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一书指出，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以“分离式集聚”为特征的传统市场分工所带来的“外部性”绩效日渐式微，迫切需要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且空间相对集聚、功能深度耦合的全球产业链集群。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制造”的重要地标，在诸多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世界级产能和集聚优势，是最有条件建设这种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地区之一。尤其在全球供应链松动以及回撤的趋势下，这应成为一种普遍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形成重要的产业发展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黏合剂”与“助推器”作用发挥，并赋予价值链更多核心技术与服务，促进价值链的整体升级。同时，考虑到产业协同集聚呈现出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从无序到有序的嬗变过程，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因素和多尺度等权变特征的复杂系统，这也使得相关研究很难纵深推进。在此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指出，协同集聚不是同步集聚、对称集聚（对等集聚），地方政府应切忌陷入“为集聚而集聚”的怪圈中，应注重行业、区域异质性因素，强调整体联动与相互赋能，充分发挥产业、空间和市场“三位一体”的链式协同效应和涓滴效应。这些认识和思路富有启迪意义，是对传统价值链分工、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三、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动态演进与系统解构
集聚效应（经济）是产业集聚外部性的主要表现，也是“现象 →机理 →效应”这一产业集聚研究链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总体而言，集聚效应是一个复合变量，它包括集聚的经济效应、就业效应、学习效应、创新效应和社会效应等。但无论是已有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集聚经济效应仍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学界普遍的共识是：集聚总体上可看作是一种增长要素，表现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两种具体形式。集聚效应犹如“一枚银币的两面”，当超过一定的载荷（阈值）时，产业集聚就会出现拥挤效应。由于产业集聚存在一定的产业与空间边界（边界内成长、边界外衰落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使得集聚效应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差异化影响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兴奋点所在。而且，由于行业、空间异质性及资源稀缺性的作用，就使得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内这种协同集聚效应的生成、释放及传导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互补效应与挤出效应的交互迭代过程，至于何种效应占主导以及能否实现长期动态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为产业协同集聚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该书参照“经济-环境”耦合模型和相对多样化指数来刻画城市内双重集聚效应的协调度，并尝试以此为中介变量从产业链、城市空间和制度环境三大维度对影响协调度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检验。
协同集聚过程虽然没有改变两大产业间最为基本的投入产出关系，但相互作用强度与幅度一定会发生变化。由此是否可以推断，既然两大产业集聚因空间维度的差异而表现出不相兼容的“互补效应”和“挤出效应”，那么是否存在最优的城市能级使得集聚净效应最大呢?或者说多大的城市规模与协同集聚双重效应的协调度相匹配呢？已有针对省级、地市层面的相关研究都证实了城市规模对双重集聚效应协调度的“倒 U”型趋势（存在临界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跨越这个临界点。但问题是在城市规模继续扩大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保持这种净效应的最大化呢？该书在进行机制分析与计量检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既有研究中是将城市规模（人口、经济）静态化了，但只要激活这一变量，城市最优规模也是可以往后延伸。与此同时，正是基于对协同集聚互补效应的追求，也使得在广域空间上的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与空间功能分工成为可能，迄今为止，关于如何实现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局限在诸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向性的问题上。尽管由于产业价值链的多元交织以及城市空间（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的异质性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实证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但毫无疑问，该书吸收了多学科理论知识和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其整合到“产业—空间—制度”这一综合性分析框架中既深化了我们对区域内产业互动融合与协调发展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判此前备受指责的长三角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等问题。
四、城市群驱动产业整合与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城市群经济既是现代城市和产业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十分突出的地区经济，其本质上则是一个超级产业集聚区。现阶段，中国几大城市群内各次级区域都面临着较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进而出现了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绝对产业支柱，抛弃原有制造业优势的“错觉”，在城市群建设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甚至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悖论。而产业转型升级要与城市群建设相一致，其关键在于通过智能化、服务化等进行升级改造的同时，更应通过区域合作，整合产业链，规避产业和区域的双重衰退，并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陈建军等，2019）。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两业互动融合的重要平台载体能否真正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及价值链整合？通过哪些渠道来改善？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检验和回答，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意义重大。已有研究在分析产业集聚理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往往过于重视产业集聚（集群）的竞争意义而忽视了产业集聚的协同问题，或者多数从单一方面或狭义角度来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或作用强度。而基于全国样本的研究由于空间跨度过大、协调机制复杂，也使得相关研究无法精准理论建构和系统实证分析，政策建议同质性过强导致理论建构、政策含义与产业实践相去甚远。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及其经济增长表现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毋庸置疑，这些骄人业绩的取得与该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集聚现象高度相关。长三角地相依、业相近、人相亲，经济一体化发展较为典型、产业互动实践较为普遍，研究这一特定区域的产业协同集聚问题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战略必要性。当前，长三角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与协同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也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突破口和根本落脚点。该书突破了封闭的城市概念，将产业协同集聚拓展到更加开放的城市群空间范畴，以协同集聚效应的空间边界为切入点，借鉴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模型来分析集聚效应传导与空间功能分工之间的互动机制，探索产业协同集聚驱动广域空间价值链整合与升级，进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结构升级、绿色发展这三个维度勾勒出产业协同集聚的动态演化路径与空间溢出特征，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这为我们从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效应的释放、传导来研究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根据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目标，长三角城市群肩负着建设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和“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的重要使命，其有条件也有责任在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先行探路、率先突破。因此，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与国际经贸关系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抓住中国新一轮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政策红利，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为突破口，培育形成一批产业关联性强、空间协同性好的产业集聚区，并在重点领域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链，这是畅通大国经济中区域“小循环”的关键所在。陈晓峰教授的这本著作立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基本实践，对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测度、检验与解读，避免了对产业集聚单一视角研究的种种局限，上述成果拓宽和深化了产业集聚（分工）的理论研究空间，丰富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研究素材，为纵深推进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方法体系，值得借鉴和参考。当然，区域产业协同集聚问题是一个宏大精深而又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该著作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尚有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希望作者保持旺盛的学术探索精神，克服困难，继续深挖细掘，在该研究领域中不断创造新思想和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