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局势动荡加剧、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复杂背景下，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政府工作任务之首，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位居“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之首，凸显其重要地位。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从规模之“大”向注重效率、质量之“强”转变，使改革发展与民生需求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从而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坚实支撑，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全局。
从“立柱架梁”到“精耕细作”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且工业门类齐全，经济版图纵深广阔，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多次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系统性部署。就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完善统计、财税、考核等制度”。在政策方面，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为统领，陆续配套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成形。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撰文指出，聚焦“纵”与“深”双重维度，既有对存量政策的优化升级，也有对增量政策的系统设计与制度供给，重在深入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根基、拓展市场空间、激发内生动力，标志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立柱架梁”迈入“精耕细作”的新阶段。
随着上述一系列战略部署的持续扎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据国务院的相关信息，2025年，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收入的比重达41.1%，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有跨省异地销售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占有销售行为户数的比重已达57.6%；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率为13.9%，首次降至14%以下，创有统计以来历史最低水平；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超16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全国共登记技术合同99.4万项，合同成交额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这些数据反映了跨地区市场交易成本在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优化配置。
长三角的紫金山实验室、苏州实验室与上海张江科学城、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大平台的科研团队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协同攻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一条条跨省产业链……各地通过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逐步形成更加高效、协调的市场环境，共同支撑起更具韧性与活力的中国经济新格局。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志彪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全球产业链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需加快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只有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把握好未来不确定世界中的发展主动权，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产业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聚焦堵点、卡点，精准发力
“十四五”期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各种显性阻碍已大大减少，如基本清理了各种明显违反“五统一、一开放”的地方和部门性文件，禁止以土地、税收优惠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招商引资方式等，但要素流动、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领域隐性壁垒依然较多，且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5年12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超列举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的“问题单”：在市场准入方面，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区域壁垒屡禁未绝；在要素配置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各类要素协同配置效能还有待提高；在地方政府行为尺度方面，部分地方仍然存在招商引资行为不规范问题；在监管执法方面，各地有关处罚事项的规定、标准仍然存在差异，“同案不同罚”现象依然存在。
在制度机制层面，刘志彪指出：“立破并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机制衔接不够。过去一些年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处于‘破’的攻坚阶段，各方面都在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地方过去习惯使用的财税补贴、招商优惠等政策逐步退出，但各种替代性的政策工具并没有随之出现，中央主导的产业政策工具如全国性的创新基金、普惠型支持工具等尚未形成基本的规模，由此直接削弱了市场主体对建设成效的获得感。”
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部分地区长期形成的“大而全”或产业发展同质化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傅晋华认为，其根源大多来自“唯GDP”的政绩观、发展观以及不当的考核评价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为争夺发展资源和机会急功近利。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持久战，更是攻坚战。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需要区分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同时更不能忽视现实性因素和历史性因素。在新发展格局下，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着力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同质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程相对滞后、新要素流通规则尚不完善，这些新老问题相互叠加，凸显了改革攻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重点是“统一”，关键在“纵深推进”
“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遵循“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以统一的制度、开放的规则和高效的流通，不断激活经济的集聚效应与创新潜能。
针对要素市场化配置中权属确认、利益分配等现存梗阻，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关键抓手是“以制度型开放和规则统一为牵引，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的全国复制与长效机制落地”；“可加快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将‘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上升为更高层级、刚性更强的法律规范，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底座，压缩地方‘弹性操作’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依绍华认为，数实融合有利于破除信息壁垒，实现规则统一与要素高效配置。充分发挥数实融合对产业融合、资源配置、空间关联网络和市场主体活力的积极影响，是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实堵点的有效手段。
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是引导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关键激励约束机制。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院院长周文撰文指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增加优化营商环境、合理布局产业等侧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指标考核权重，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官员致力于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并基于地方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长远谋划产业发展，助力跨地区的产业合作和梯度转移。比如，上海和云南结对共建园区，推行“上海企业+云南资源”“上海研发+云南制造”协作模式，在机制共建、产业共兴上同向发力。通过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多赢。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最大的制度障碍是财税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这需要中央层面建立更明确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共享比例调整、建立区域协调发展补偿基金等手段破解深层次障碍，实现从“竞争”走向“竞合”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中国疆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均衡。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杜维强调，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对于中西部等后发地区，关键是成本对冲与硬件支撑，通过设立中央财政引导的跨区域合作成本补贴基金等，并优先规划建设连接国内核心市场的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降低其融入全国大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物理阻隔；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新动能，依据其独特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集中资源确立1-2个具备全国竞争力的特色主导赛道，避免与东部地区进行同质化竞争。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长三角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跨境信用报告标准互认、质量认证规则衔接，川渝搭建从订购到交货的国际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标准制度与国际接轨，才能使统一大市场不断向深层次挺进，在国际竞争合作中取得新优势。
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重塑区域间生产关系、打通发展要素循环、重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缩小发展差距、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实现全民共享繁荣的关键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我们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