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冲击，其催生的破坏性在一波又一波反复无常的变化中被不断扩大。
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巨大的市场容量优势，转化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外交政治经济武器之一，认为对商品贸易加征关税，不仅能够促使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平衡贸易和减少预算赤字，而且可以抑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然而，对商品加征关税，不一定能使那些低利润的制造业很快回归美国，却能令美国的服务业很快遭受到巨大损失。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大约占据GDP和总就业的80%；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
与货物贸易相反，美国的服务贸易长期顺差且持续增长。2024年全年，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增加至2933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5%，比2022年增长25%。
随着商品“对等关税”的升温，危害将进一步蔓延至自身的服务贸易领域。美国的诸多高利润的服务业将遭受重创：一方面，关税战贸易战下，对各种服务的直接间接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各国可能从服务业入手对美国施加报复。
经济不确定性压缩服务需求
“对等关税”直接影响了美国服务出口的第一大支柱：生产性服务。
2023年，各种生产性服务是美国服务出口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以2023年为例，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使用费、信息通信、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64%。
实施“对等关税”期间，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和不确定性加剧，全球投资者和企业担心投资后面临的政策风险，无法做出长期投资和战略规划，跨境投资活动随之减少，从而减少对美国的金融、咨询、法律、专业技术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相关机构的国际业务量大幅下降。
例如，一家美国银行的贸易融资部门为全球进出口企业提供服务。在美国对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后，其客户的跨境贸易活动显著减少，导致该银行的贸易融资、信用证开立和票据贴现等业务量随之下降，直接影响其相关收入。高盛财报显示，目前客户大型并购和融资交易的意愿明显降低，导致高盛今年第一季度投资银行收入同比下降8.1%。
更进一步看，“对等关税”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这将减少全球对包括美国服务在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对等关税”也抑制了赴美旅行和教育的需求。旅行和教育是美国服务出口占比排名第二的领域。贸易争端引发了紧张的政治局势，影响人们赴美出行意愿，导致与之相关的住宿、餐饮、航空、运输、教育等服务的需求下降。
本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撤销签证和加强入境限制等，直接劝退外国游客，导致3月赴美外国游客数量同比下降近12%，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大降幅。
由于游客数量减少，美国旅游协会预测，2025年美国旅游业收入或将损失720亿美元。教育是美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旅行直接相关。特朗普政府3月以来撤销了千余名国际学生的合法签证，让外国学生对赴美留学产生担忧。此举将不仅使美国大学损失了大量学费和相关住房消费收入，还会使美国对全球高级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削弱自身科技创新的力量。
制造业受损波及服务业
物流运输是商品贸易的必要载体。一旦商品贸易中断或受阻，物流运输行业就会面临成本上升和业务量减少的巨大压力。
根据货运数据公司Vizion报告，4月起，全部货柜订舱量较上月大幅下跌49%，美国整体进口量较上季度下跌64%。全球最大货运公司DHL因海关新规，不得不暂停收货，表明全球物流运输链接近停摆。
洛杉矶港约有40%的货物与中国有关。港口官员预测，由于贸易壁垒，今年下半年的货物量将下降10%。货运量减少必然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当地的卸货工人、铁路和卡车司机以及仓库工人也面临大规模失业风险。
除物流运输外，其他依附制造业的一系生产性服务（如研究、设计、金融、咨询、营销等）也会受到间接影响。这类服务在服务贸易中增长较快，利润较高，很大一部分以服务贸易中“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形式存在。
根据作者计算，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制造业引进国外技术的美国含量为30%左右，高于其他任何国家。2023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有31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差额就占据23%。如果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某产品加征关税，随着该产品出口量的下降，与该产品相关的美国专利、设计或商标的海外使用费也会随之下降。
此外，因加征关税受损的美国制造业，主要波及本土服务业。美国高端制造的出口强项，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等行业，表面看是制造业，但其核心在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高知识含量的产业结构，因此服务环节的价值和就业占比约为60%以上。这些制造业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市场，不仅更容易被关税冲击，冲击后其背后的服务业体系受到的损失也更大。
飞机制造是一个典型。一架飞机集成数百万零配件，涉及上千家产品和服务供应商。飞机零部件生产需要多次跨境流动，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
一架波音737 Max飞机原市场价约为5500万美元，加征关税后，综合税率可能升至126%至130%，成本将超过1.35 亿美元。如再叠加多国多重关税，实际增加的成本会更多。
加征关税直接导致美国航空业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链受阻、成本飙升，不仅削弱美国航空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支持其设计、生产到交付和售后支持的服务业体系造成了广泛的压力。
报复性措施限制服务出口
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的国家通常会通过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对美国都是逆差，对于美国服务业的可报复种类多、报复空间大。
以欧盟为例，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3年，欧盟相对于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1988亿欧元。欧洲如在货物贸易领域进行展开关税反击，自己的损失较多；服务贸易领域的情况则不同，欧盟对美国的服务贸易赤字约为1080亿欧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赤字为1250亿欧元，其中四分之三是欧盟的子公司向其美国母公司支付的款项。欧盟如在服务业方面反制，美国会承受较多的损失。
服务无形，难以征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反制措施一般不体现在关税上，而是体现在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加强对美国服务企业监管上。近年欧盟多次以反垄断为由，对美国科技巨头持续施压。
例如，欧盟过去十年间对谷歌多次处以巨额罚款，总计超过80亿欧元，指控其滥用在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在特朗普发出报复警告后，4月23日，欧盟分别对苹果公司和Meta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的罚款。
这是欧盟根据《数字市场法》开出的首张罚单。根据该法案，监管机构有权对一家公司处以高达其全球年收入10%的罚款。同样，对于谷歌、Amazon、X等巨头，欧盟也在调查它们是否违反《数字市场法》。这些调查虽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为名，但普遍被认为是贸易摩擦背景下的服务业报复手段。
有一些言论认为，只有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才能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其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并促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
此外，尽管目前欧盟的反制措施尚未从商品升级到服务，但欧盟保留了扩大反制的空间，如启动“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服务贸易、限制美国企业参加欧盟公共采购、限制知识产权、限制银行金融业等等。
最后，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关税，表明美国正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和国际合作体系，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软实力，加速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主导地位的丧失。
服务贸易比商品贸易更依赖制度、市场、品牌、声誉等软实力，在全球对美国普遍不满的态度之下，外国客户往往会寻求更稳定的替代服务提供者，美国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竞争时将面临更多阻力。
关税可以很快撤销，但修复世界信任需要更长的时间。
文｜刘丹鹭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