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供应链地理调整的战略方案，也是全球供应链地理重塑的题中要义。根据对供应链地理重塑理论蕴涵和实现供应链地理重塑可行路径及政策思路的分析，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供应链地理重塑的理论基础，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供应链地理重塑的核心环节的理论观点。利用空间压缩的技术进步，再造三类“自然”，并通过“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协同作用的发挥，最终突破“第一自然”的约束，实现“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功能地理”的跨越，促进生产活动的空间分拆和重组。在空间尺度范围上，重塑供应链地理，需要统筹国内和国外供应链地理两个大局。重塑中国供应链地理需要突破“胡焕庸线”，重塑世界供应链地理需要跨越政治地理。通过推行“五通”理念，利用开放合作的政策平台，培育优势要素集聚能力，注重供应链地理的分布式布局，是实现供应链地理重塑的战略思路。
关键词：供应链地理；全球价值链；空间压缩技术；“一带一路”；三类“自然”
一、提出问题
在一体化的世界中，供应链地理的演变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经济及产业版图。正如美国著名全球战略家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中所指出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正在“抹掉国界”，互联互通已取代区际阻隔而成为全球组织创新的新范式。与此同时，国际间地缘政治的较量，亦从领土之争转向互联互通之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拔河博弈”。这里的“全球供应链”，是指经济地理意义上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
从技术特性上讲，供应链地理问题本质上是空间可压缩技术在地理空间的自然延伸。比如，在经济地理学中，“第一自然”（First Nature）对生产力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作用则更加重要。然而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自然”（Third Nature）正日益上升为影响生产活动空间分拆与重组的重要因素。在三类“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要素跨区域、跨国界流动更加便利，国际分工模式转向全球要素分工和碎片化生产，最终产品几乎都打上了“全球制造”标签。当企业选择将其产品生产流程分解成若干阶段，并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组织和开展生产时，对这些生产活动按照地理边界进行整合，就形成了一系列脉络清晰的供应链。因而，生产活动在地理层面的分拆和整合的过程也就是供应链地理重塑的过程。
然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是以低端嵌入方式加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且长期被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故要想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成功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就需要主动参与和组织全球生产，重新塑造全球供应链体系。“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实现供应链地理重塑的核心环节之一。其作用机制在于，利用空间可压缩的技术进步，再造三类“自然”，并通过“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协同作用的发挥，最终突破“第一自然”的地理约束，实现生产活动空间分拆和重组。这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供应链地理重塑的战略构想，不仅包括重塑中国供应链地理问题，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供应链地理乃至世界供应链地理的整合问题。这一地理空间物质循环的逻辑构造，亦符合世界动力学模型的“反馈圈”机制。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推动供应链地理重塑，而供应链地理重塑可以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从而产生指数型或自我加强型的经济循环，形成有效的正反馈圈。因此，深入探讨供应链地理重塑的理论意涵，以及实现供应链地理重塑的可行路径和政策思路等问题，对于高质量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优化调整中国的全球供应链战略等，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供应链地理重塑的理论蕴涵
（一）国际分工体系变革下的供应链地理
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上，大致经历过四次大的全球制造中心转移：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制造业向美国转移；二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制造业向日本和欧洲大陆转移；三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四是20世纪末，前三波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四次全球制造中心转移，实际上奠定了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基础。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在技术、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速。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安排生产和贸易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也在急剧扩大，国际分工开始从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向以要素为界限的产品内贸易转变。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越来越趋向精细化和碎片化发展，标志着国际分工的基础、形式和性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具体表现在，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的基础，开始由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由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所决定的竞争优势，转变为以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分工的基础是可流动要素对不可流动要素或不完全流动要素的追逐。国际分工形式也从不同国家在不同产业之间，抑或是同一产业内部差异化最终产品的分工与贸易形式，向不同国家之间在同一产业内的中间品和服务贸易进行转变。在此背景下，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下的贸易性质，是为最终产品的价值实现而贸易。而在全球要素分工下的贸易性质，则是为确保全球生产正常进行并实现各中间品生产环节附加值攀升而展开贸易。尤其是在要素分工下，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品生产的各价值增值环节在空间上的分散与集中并存。突出表现在，不同特征的价值增值环节在空间上的分散性与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增值环节的地区集中。其中，价值增值环节的分散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逐步降低及消除，使得原有的产业集群均衡不断被打破，促进了价值增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分布。相反，那些价值增值环节的集中，使得相关产业或要素密集度特征相似的增值环节表现出更强的地域集中性。
正如洪银兴所指出的，产品内贸易产生了产业链，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中间品供应产生了供应链，产业链不同环节上附加值差异产生了价值链。因此，可以认为，供应链地理在本质上是价值链在物理层面的表征形态。而在要素分工形态下，全球价值链的精细化与碎片化程度越高，全球供应链的空间分布范围就越广泛。如果以国家作为整体考察对象，其供应链在国内外重新优化布局，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内向供应链上游的延伸与完善，就能进一步促进该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制造中心转移进程中——中国获得了培育全球供应链千载难逢的机遇，但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相比于英、美、日等曾经的全球制造中心而言，中国全球制造中心仍然是“弱中心”，而非“强中心”。为此，塑造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需要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重塑全球供应链地理，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二）理解供应链地理重塑：地理、时空与“流”
理论上讲，供应链地理的重塑遵循经济地理的3D框架。按照World Bank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重塑经济地理的3D框架主要是在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割（Division）三者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其中，密度反映要素空间集聚的丰裕程度以及产业的地理集中度，距离反映要素空间流动难易程度的物理约束，分割反映要素空间流动的制度约束。概括起来看，经济地理重塑的3D 框架内含了地理、时空和“流”三个基本分析单元。
首先，关于“地理”，杨吾扬、梁进社较早作了阐述。他们认为，“地理”主要是应具备“地”“理”“人”三个元素。其中，“地理”之“理”，核心是人地关系。夏添、孙久文等进一步指出，“地理”应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纯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要素的地表分布；其二是生产活动的空间集中以及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可见，经济地理之“地理”，至少是内含了自然、经济和人文等方面的内容与要义。
其次，关于“时空”。顾名思义，它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构件。其中，时间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动态属性，空间反映的是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相互关联。正如Perroux所言，空间首先可以理解为在地理或物理空间中的区位，其次可理解为在拓扑学意义上的空间网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在经济地理学中的表现，就是经济活动的时空联系。
最后，关于“流”。按照系统动力学的分类，系统中存在守恒流和非守恒流两种独立的流。其中，守恒流即为物质流，非守恒流即信息流。如果将其赋予经济学含义，则主要是指各类要素、产品的空间流动，包括经济活动中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文流等等。
以上三个基本单元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概念上，Coe等认为，“空间”由区位（Location）、领域（Territory）、地点（Place）和尺度（Scale）等四个地理基本概念所构成。其中，“区位”涉及人与物的相对地理位置，而区位间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格局如何配置。“领域”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国别地区范围，具有国家（地区）边界和政治权力上的内涵，即包含了地理的和政治的含义。“地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独特组合。“尺度”指组织“空间”和“地点”的地理范围。“时空”即是给“空间”附加了一个时间变量，使之内含了演化经济学意义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时空”是解释经济活动的地理格局空间演化的核心单元，而经济活动是由各种“空间流”（flows across space）塑造的。此外，正如Boschma和Martin所指出的，如果国家能从功能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去看待地理，那么关注的重点就必然是如何有效利用各种“空间流”，以及如何将其有机组织起来并与全球市场对接。
（三）供应链地理重塑的内涵：空间压缩技术与“自然”本性探源
从地理经济学意义上讲，重塑供应链地理要求整合和优化内外部资源要素，而实现这一要求的关键是技术革新。技术革新使得新产品和新结构、新的地理区位、新的供应来源，以及生产活动新的组织方式，日益成为可能。按照类型学二分法，技术可分为工艺流程技术和空间压缩技术。其中，工艺流程技术主导的是产品设计，关联的是产品的生产和组织方式；空间压缩技术关联的是生产活动在地理层面的分布。从供应链的含义上讲，供应链是上下游厂商生产流程耦合的链条，而供应链的地理重塑则主要依赖于空间压缩技术。揭示二者的深层次联系，需要回归到经济地理学中的“自然”本性。
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类认识和改造的自然界客体有两种：一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另一种是经过人类生产活动和实践、认知和改造的人化自然物。前者被称为“第一自然”，后者被称为“第二自然”。在经济地理学中，关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观点基本上沿袭了Krugman、Venables、Picard和Zeng等学者的界定，即“第一自然”通常被视为影响区位选择的先天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资源禀赋等；“第二自然”则是影响区位选择的后天特性。吴福象、段巍的研究认为，“第一自然”是自然地理范畴的概念，“第二自然”是经济地理范畴的概念，两类“自然”是影响地理与经济互动机制的两类因素。不过，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将“自然”在广义上的经济地理属性进一步进行了细分，进而又衍生出了“第三自然”的概念。比如，刘志彪认为，交通与人口—产业集聚，是克鲁格曼所谓的经济地理“第二地理本性”（第二自然），信息化条件是经济地理“第三地理本性”（第三自然），并且“第二地理本性”和“第三地理本性”是突破“第一地理本性”（第一自然）约束的根本。
事实上，以上所讲的“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所反映的正是本文所探讨的两种关键的通用性技术—空间压缩技术，即能够克服“第一自然”约束的交通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其中，交通技术实现了原材料、产品、人以及其他实物的地点转移，使时空距离第一次被压缩。而信息与通信技术，则进一步实现了思想、知识、指令、形象等形式的信息空间转移，使得时空距离得到了第二次被压缩。相关研究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比如，张学良、Zheng和Kahn、饶品贵等认为，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驱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再分布；何小钢等、荆林波和袁平红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够促进柔性生产和分工深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升级。两种空间压缩技术的发展，均节约了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通勤成本等），加快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文流等的空间互动和联系，促进了地理专业化和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的分拆与重组。
三、“一带一路”与供应链地理重塑
（一）“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功能地理”的跨越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供应链战略方案，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和空间布局主要体现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该框架是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内容，旨在改造三类“自然”，发挥“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的协同作用，突破国家和地区间的“第一自然”约束。其中，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的互联互通，能极大地压缩合作双方的时空距离，促进商流、物流、劳动力的空间转移；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有助于实现时空的进一步压缩，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文流的空间转移。“一带一路”倡议下供应链地理重塑，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桥梁，跨越“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重塑“功能地理”的全球化发展新思维。
从尺度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供应链地理应实现两个重塑：其一，重塑中国供应链地理，以实现国内供应链的空间优化；其二，重塑世界供应链地理，包括“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地理，以构建空间协调的“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以及具有空间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进而实现更高程度上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
（二）重塑中国供应链地理：突破“胡焕庸线”
吴福象、蔡悦的研究提出，中国产业空间格局存在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而“胡焕庸线”悖论，恰恰是被用来反映这种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区域格局。这种空间错位格局的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胡焕庸线”右侧的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和市场区位优势，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与生产规模，使得沿海地区具有更好的市场邻近（markets access）和供给邻近（suppliers access），不断地吸附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向“胡焕庸线”右侧集聚。即使右侧地区的生产成本高于左侧，而较好的市场邻近和供给邻近，决定了其较低的贸易成本足以冲抵两侧生产成本的差距，使得右侧仍然具有吸引产业集聚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地区是生态资源丰富和生态服务价值潜力非常大的区域，由于契合了中国长期以来区域发展所强调的基于区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和地域分工的基本原则与导向，导致“胡焕庸线”左侧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对生态资源开发的依赖。
伴随深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区域经济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间贸易的地域分工，以及基于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的地域分工。两种地域分工模式并存，为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伴随着“胡焕庸线”右侧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国内交通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胡焕庸线”两侧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间的均衡关系开始出现转折，这无疑又为国内生产活动空间分拆和重新整合提供了契机。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塑中国供应链地理，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充分发挥“胡焕庸线”两侧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胡焕庸线”左侧的广大西部地区，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国家精准脱贫的成果，以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改善的便利条件，加快以市民化为主体的城镇化发展，促进人口集中和产业配套条件的改善，培育后天性竞争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工厂经济”。“胡焕庸线”右侧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一方面须有序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某些供应链片段向中西部转移，另一方面须顺应新一代交通与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时代趋势，发展综合性、区域性和专业性等多种类型的“总部经济”。通过总部区域与工厂区域的联动，形成国内上下游供应链在地理空间上的强关联。
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利用由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国内段（陇海兰新线）所形成的“一纵两横”的“横Π”型格局，促进沿海经济带的传统优势产业以及“胡焕庸线”两侧各类“空间流”能够沿“两横”转移和流动，实质上就是要发挥长江经济带和陇海兰新线的“楔子”作用。首先将长江上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发展起来，形成具有地区竞争优势的“工厂经济”模式，然后利用“密度效应”，引导关联产业和人口集中，最终实现“胡焕庸线”的局部突破。
值得强调的是，在重塑中国供应链地理过程中，还应进行持续有效的区域行政体制和机制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制度红利。正如夏添、孙久文等研究所指出的，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此外，刘志彪认为，行政区经济是资源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边界，市场往往被行政权力严重分割，很难实现大国经济的区域联动和协调发展。因此，需要持续开展深层次的行政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区域分割。目前，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上已形成点线面相结合、沿海向沿边和内陆拓展的“1+3+7+1+6+3”的新格局。然而，现有的21个自贸试验区几乎全部分布在“胡焕庸线”右侧，如何将这些自贸实验区尽快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创新经验，并推广到“胡焕庸线”左侧地区，无疑是中国供应链地理重塑应考虑的迫切问题。
（三）重塑世界供应链地理：跨越“政治地理”
长期以来，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差异是造成南北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的制度根源。从地缘政治上讲，国界线作为主权国家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上的“分割”，也是地表空间的直观体现，必然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各种“空间流”产生阻尼作用。重塑世界供应链地理，就是要跨过国界线，跨越“政治地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依靠武力和霸权重新分割地球，而是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优势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从而有效利用地球上的资源。
事实上，推动世界供应链地理重塑的两个最为基本的因素，无非是对外开放的制度红利的释放和新一轮空间压缩技术的变革。其一，在全球化4.0背景下，国际标准规则替代了各国自主制定的规则，各国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正逐渐转向自由化。同时，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也在逐渐向合作共赢方向转变，从而自上而下地弱化了政治地理的影响。其二，伴随着以交通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空间压缩技术的提质增效，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和全球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主要城市和跨国企业的自主性及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能劳动力、知识、信息、创新、企业家精神等的国际流动显著增强，从而自下而上地弱化了政治地理的影响。
因此，重塑“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地理乃至世界供应链地理，一方面须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首先，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领头羊和主力军作用。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和贡献在于，承包“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工程，推进大型装备、工程技术和行业标准走出去，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同时，通过深化能源资源合作，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要素市场，拓展产业投资与经贸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间、产业内关联，为部署跨国供应链创造条件。
其次，国有企业要带动国内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参与并重新组织产业内分工，重塑“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地理。跨国公司作为要素分工模式下最核心的构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各环节的组织者。按照彼得·迪肯对跨国公司的广义标准，跨国公司必须能够对分布在多国的经营活动进行协调和控制。据此而言，跨国公司在参与中小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地理重塑过程中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挥协调和控制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功能；二是利用各种要素流和政策的国别差异，发挥生产要素的潜力功能；三是利用其地理上的灵活性，发挥其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区位间对资源要素与经营活动转换和再转换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部署研发中心和就地虹吸高级要素优势，将研发等服务中心留在国内总部，通过直接投资、生产许可转移、专利技术许可转移或国际分包等方式，灵活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一带一路”沿线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国内跨国公司对“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的控制力，为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区域部署供应链和创新链提供可能。
最后，重塑世界供应链地理，需要“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融入全球供应链，构建具有空间包容性的世界供应链体系。为此，一方面，中国应主动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开展经贸磋商，力邀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实践。比如，中国可以与发达经济体商讨共建类似深圳的经济特区，以期将部分供应链环节转移到发达经济体境内，以规避贸易壁垒或其他突发性风险。同时，有利于充分实现市场邻近效应和供给邻近效应的发挥。另一方面，中国要发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二传手”作用，通过中国企业集团双重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围绕全球价值链，搭建“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与发达经济体供应链间的桥梁，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和谐共生和包容性发展。
四、供应链地理重塑的主要思路
（一）推行“五通”理念，实现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构想，强化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的共同体理念。其中，政策沟通，其目的是弱化政治地理作用，释放对外开放制度红利的前提保障；设施联通，其目的是跨越自然地理，压缩国内外时空距离，为国家间、地区间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空间流”搭建流动的通道；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目的是通过商流、物流、资金流、人文流等“空间流”的具体实践，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其中，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特别强调交通系统、信息通信系统的完善，以发挥两类空间压缩技术在供应链地理重塑方面的关键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交通基础设施，有序拓展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物理系统等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输出国内优质过剩产能和工程技术标准，而且能够促进合作双方或多方长期分享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红利溢出，实现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附加值高的部门与区域延伸，摆脱陷入“多链”低端延伸、高端被压缩的陷阱。
（二）利用开放合作平台，统筹国内外供应链地理两个大局
中国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系列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示范区、国家级边境合作示范区等为主体的开放政策功能区。通过这些开放合作平台，使得沿海、沿边及内陆城市成为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融入全球经济格局。
一是发挥自贸试验区的窗口作用。自贸试验区是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实现内生发展的开放型经济的窗口。同时，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强化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为国内外企业建立产业关联。二是发挥沿海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桥头堡作用。一方面，中国沿海中心城市正在从传统的生产中心向综合服务型总部城市转变，有对外投资、转口贸易和服务输出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与“一带一路”境外港口城市合作共建产业基地，这为中国投资开发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境外飞地”，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产业关联提供了平台。三是发挥中西部核心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的节点作用。一方面，通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发展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工厂经济”；另一方面，通过串联“一带”沿线节点城市，对接边境口岸和境外合作园区，扩大向西对外开放范围，逐渐将通道经济发展成为区域经济。
（三）培育优势要素集聚能力，围绕供应链部署创新要素
与商品流动相比，要素流动通常会受到更多的约束。但伴随着“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协同作用的有效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文流等空间流正在国际范围重新优化配置，技术、知识、技能和信息等创新资源也在国际范围加速流动。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各类空间流如同“拔河博弈”的“绳索”，博弈各方的目的，就在于如何把各类要素和空间流“拔”向自己，并从要素重新优化配置和产品生产中获得最大收益。而在这些“拔河博弈”游戏中，各类创新资源必然是博弈各方为提升自身得益而争夺的关键。其中，培育母国优势要素集聚能力，无疑是吸引高级要素的最有效方法。在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虹吸高级要素，则是培育国内创新链的突破方向。
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有目共睹。在某些领域如高铁、5G通信技术、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大型装备等，中国已然居于世界前列。其中，中国在交通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等两类空间压缩技术的革命，不仅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还促进了生产技术革新。依托优势领域集聚国内外创新要素，不仅是中国集聚和创造生产力并在重塑国家及世界供应链地理过程中占据主动性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内价值链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创新链的关键。
（四）注重供应链地理的分布式重塑，防控突发性经济风险
供应链地理的分布式重塑，要求供应链上下游在地理上是分布而非集中的，各生产环节的上游供应商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供应链地理的分布式重塑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厂商独立决策能力，增强生产活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考虑到各生产环节工艺流程的耦合性，多元供应商能够使下游企业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此外，供应链地理的分布式重塑，也是有效防控区域突发性经济风险的有效措施。
近年来，世界经济“黑天鹅”事件频发。例如，美国狙击中兴、断供华为、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实施长臂管辖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了美国力图控制全球核心供应链的野心，也说明中国对某些高精尖零部件具有进口依赖性，映射了中国供应链体系脆弱的一面。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快速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然兴起了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波制造业回归思潮。面对疫情，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及时部署了严防严控疫情发展的系列政策，一方面试图最大程度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可能缩短疫情蔓延时间，缩小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应该承认，严防严控导致短期内各类要素空间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海上运输、航空运输、陆上交通均备受打击。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和全球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应的防控，势必会波及国内甚至全球供应链。而中国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和战略调整，必将成为后疫情危机时代中国应对突发性经济风险的重要决策变量。
当然，注重供应链上下游厂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分布式布局，或可有效应对突发性经济风险。不过，中国可以依托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部分制造业供应链片段，在东部沿海地区布局服务性企业总部和高精尖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避免对供应链上游单一外资供应商的高技术中间品的依赖。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产能合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国内优质过剩产能，不仅不会把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他国，而且通过跨国公司总部职能的发挥，控制和协调“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的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体系的“链主”作用，还可以通过深化国际产学研合作，在国际市场布局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部门，发挥“边干边学边应用”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让核心技术回流母国，以逐步提升中国对全球供应链上游关键技术的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