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部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长江产发智库学者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分享了学习三中全会《决定》的心得体会。本期我们推出上篇。
加快改革产业政策实施方式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新型的产业政策体系，是实现这一要求、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与举措之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一，产业政策的支持位置要前移，重点支持处于产业链前端的科技创新环节，减少对产业链后端的、单纯的产能扩张环节的支持。过去地方政府主导实施的产业政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往往上级党委政府号召发展某个新兴产业，那么基层政府都会统一号令把资源指向这个产业，企业家会全力跟进，金融机构也会全力以赴给予贷款。这很容易造成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过度集中与产能过剩。如果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下，把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支持科技创新的突破上，而不是简单的产能复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产业政策要能帮助行业解决关键技术的瓶颈问题，而不是帮助特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当新兴领域的技术完成了突破，相关企业获得了定期垄断的专利权、已经可以正常生产了，产业政策就要及时退出，不能无限制地补贴；金融机构也不能拿着政府的产业政策目录去发放贷款，而是要算经济账。这样，一方面可以适度地集中创新的资源，以更大的几率获得创新环节的突破；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降低产能严重过剩的不良现象，提高发展效率与质量。
第二，运用产业政策的主体地位要上移，从地方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政策，要转变为中央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政策，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现在产业政策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参与区域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工具。这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竞争的强度，但是也导致行政区割据、产能过剩、过度投资、过度负债、房价高企等问题。尤其是通过各种明补或暗补的方式，奋力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竞相拼比优惠政策的力度，形成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壁垒。另外还以保护本地企业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外地企业竞争。显然，这些现象严重地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成长，限制了中央政府在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节的能力。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让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站到前台来。过去鼓励地方政府分散竞争，产业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现在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逻辑必然是倾向于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让位于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语境下，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应该集中于少数关键的、最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一体化算力体系、突破少数“卡脖子”的技术瓶颈环节等。
第三，产业政策实施的方法要转型，从挑选输家赢家，转向全面强化产业链，以此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去产业政策直接干预资源分配，不经过市场公平竞争就决定企业的生死选择。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下，为了更好地发展以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产业政策必须竞争化地使用，如用其去扶持某条产业链上某个潜在或在位的相对弱小的竞争者，以形成与链上垄断势力强大的在位者之间的对抗效应。
产业政策转向全面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过去那种以行政打压、强制拆分、巨额罚款等为代表性手段的反垄断政策，虽然对垄断行为具有强大的威慑、抑制作用，但是往往容易伤害产业链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企业。目前国内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平台型科技企业，正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摧毁旧的产业体系中的各种市场壁垒，推动形成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市场结构，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革命性意义。为了避免这种平台可能的垄断效应，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更多的科技平台企业进入，通过平台企业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竞争，打破现有的市场分割与地方政府保护。
第四，产业政策支持的对象要转向，从主要补贴供给方，转变为主要补贴用户或消费者，以市场需求拉动技术创新。我国产业政策普遍采取对生产者提供直接补贴的方式，这是赶超经济体系旧特征在产业政策方面的延续，它的副作用是容易助长产能过剩、企业的寻租行为，引起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当今国际游戏规则，不是不让采取政府补贴方式，而是要在明确补贴规则的基础上，加强补贴的公开化与透明度，我国产业政策的扶持方式，除了需要进行公开化、透明化改革外，主要是可以从生产者这一方的补贴，转化为对使用者、消费者或用户这一方的补贴。这一方面可以刺激新兴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生产者竞争消费者的过程中，遴选出消费者心目中真正优秀的企业，同时也有利于铲除这方面的腐败土壤。另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今天，还可以考虑通过强化“科创板”的功能，让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以体现产业政策对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主体——风险型科技企业的特殊支持。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新部署
陈柳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中央关于产业链供应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不断递进，三中全会《决定》聚焦改革，进一步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对加快构建适应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
《决定》特别提出的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这些产业链的共性特点是属于基础性、底座性产业链。我国的优势产业总体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位置，产业应用端较强、但产业基础高级化相对薄弱，产业基础不牢，应用端环节的产业优势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反复证明这一点。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是通讯和数字经济的底层和基础技术，美国始终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挥舞制裁大棒，针对性打压我国崭露头角的企业，试图以此为切入点获得限制我国整个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主动权。ChatGPT模型诞生之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更加成为焦点，美国政府多次颁布限制令，持续限制英伟达的A100、A800、H100、H800以及L40S等型号的GPU芯片对华出口，甚至还开始限制对中东出口此类产品流入我国。更关键的是，这类新规定将“至少每年”一次调整，以堵住管制措施可能有的漏洞。所以说，要做到基础性、底座性产业链的固本培元，才有可能做到整个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
《决定》提出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点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来自于能否在技术革命浪潮中勇立潮头，也来自于地缘政治的风险。数字技术正在得到加速广泛应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和赋能，发达国家发展制造业的高成本由此得到部分缓解，高端制造业回流变得更为现实。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共识下，企业的环境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会大幅度提升，各国产业比较优势因而发生相对变化，从而对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影响。从外部环境看，我国重要产业链尤其是高科技产业链，受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连续打压，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将长期化。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对华遏制的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只在于到底是采取直接的、还是迂回的遏制方式更为有效。需要审慎评估这些风险，采取经济、外交、政治、法律等多维措施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对我不利的一面，尽可能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对冲各类外部风险，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放到突出位置，将我国主导或参与的“一带一路”、RCEP等政策做深做实，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作为拉紧我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深化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有力依托。
紧随改革战略布局 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陈东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总书记讲话为指引，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先后联合出台《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就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出系列改革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让统筹协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有了机制保障。在机制和政策之外，法治建设也加快速度，2019年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0年国务院发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1年《民法典》中涉及大量民营企业条文，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对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都将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民营经济发展已具备“56789”特征，部分地方如温州已经达到“99999”的特征。经济体量和市场主体数量屡创新高，在重大科技创新、发展“专精特新”、承担社会责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经济增长之源、创新突破之源、社会稳定之源。但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仍存在大量痛点难点堵点，国务院2024年6月25日对全国人大的报告指出：市场准入和要素获取等方面矛盾仍较突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还不充分，政策落实和服务供给还存在短板，有的地方政务诚信建设有待加强，企业账款“连环欠”问题尚需解决，造谣抹黑民营企业的个案仍然存在。加之全球产业链不断脱钩断链，国际环境趋于恶化，不少民营企业家对未来信心不足，民间投资持续下滑，企业家精神有沉沦之势。因此，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当前非常紧迫的战略性问题。
同时，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国内外宏观环境在变化，企业在发展，旧问题解决与新问题呈现是同步的。如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企业比较弱小，发展环境优化更多是对发展机会的松绑。而新发展阶段，大量链主型企业和专精特型企业涌现，发展环境需要在创新和产业链上予以支持，还要兼顾大量传统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央文件也立足社会的趋势性变化、阶段性特征，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新期待，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因此，民营经济所承担的使命具有战略性、持续性、使命性，优化发展环境也需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紧跟改革步伐，承担历史责任。伴随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做到战略规划、常抓不懈、持续推进，让民营经济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让民营企业家精神始终激扬澎湃，凝心聚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营经济力量的信念、决心与担当。
深化服务业改革：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
张月友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服务业改革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的引领下，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性成就。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的发布，服务业改革的重要性被重新定义，其在整体改革计划中占据了60条措施之一的显著位置。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对服务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也标志着服务业战略地位的提升。
一、服务业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决定》1为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强调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提出了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完善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十余年来，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显著降低，价格机制更加市场化，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升，金融改革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成就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市场活力的有效激发，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服务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服务业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服务业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一方面，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明显下行，导致其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波动加剧，甚至出现逆转，倒退到2000年初服务业产值比重刚刚超过40%时期的水平。服务业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增长效率和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提示了服务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服务业在创新能力、服务质量、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决定》2对服务业改革的深化与拓展
《决定》2在总结《决定》1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再部署和再动员，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和新要求。《决定》2强调了“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聚焦重点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决定》2提出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措施，包括对服务业发展的全方位支持和促进，以及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在具体措施上，《决定》2提出了更为具体和细化的政策措施，如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等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服务业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决定》2的发布，为深化服务业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决定》2的精神，坚定不移推进服务业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升级，不断开创服务业发展新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继续将制造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与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有所不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在路径上的差异，展现了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探索适合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决心和智慧。
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踪家峰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地方债管理等领域，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预算制度方面，主要是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在税收制度方面，主要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领域，主要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在地方债管理方面，主要是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增值税改革为提升两个比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分税制改革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表现为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事权层层下移，财权层层上移；地方财政收入不稳定性和收支之间的巨大缺口，特别是营改增和土地财政断崖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下降有些完全依靠转移支付维持，还有部分地区的地方债务总量在增加、风险在增大等。这些均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活力，制约了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通过推进消费税征税环节下移并下划地方，优化增值税分享比例，改革和合并地方附加税，降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可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
总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财税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必须遵循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财税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