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当前，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配套体系欠缺、科技伦理与产业安全等诸多挑战。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确保产业因地制宜、安全有序发展，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并建立系统的投入增长机制。此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需要标准先行，可以从技术、规则、生态三个层面联动推进我国未来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技术主权和规则话语权，构建并完善适应产业发展的标准化生态。
关键词：“十五五”；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化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既是我国积极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大机遇，也是“十五五”期间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和关键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当前全国各地高度重视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很多地区先后制定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行动计划和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沿海各省市都提出了重点打造的未来产业体系，明确了主攻方向、培育重点和政策措施。但客观地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理论上还存在一系列需要突破的认识障碍，在实践中则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与挑战。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非常不足。如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的更新周期问题，当前中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不是符合产业发展周期规律？现阶段我们能不能用逐渐壮大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去替代支撑了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旧产业，如房地产业和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如何建立？在实践中如何有效避免各地区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一哄而上”，发生“内卷式”恶性竞争等不良现象？如何通过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新兴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和对关键标准的主导，加快新兴产业全球化布局，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中将会遇到很多上述类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限于篇幅，我们挑选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根本任务
“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必须加速转换的现实问题。过去拉动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和出口两大动力产业部门，当前已经或即将失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发展相关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政策可选择的驱动未来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方向。这不仅是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我国今后主导全球产业链治理权的重要力量。我国房地产与出口部门发展动力的衰退，倒逼我国必须尽快寻求新动力产业部门。
其一，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部门——房地产部门发展动力衰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与拉动作用减弱。过去，土地和房地产部门伴随着城镇化、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加速器”，而现在它正在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减速器”与“风险源”。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8.27%下降到2024年的6.27%。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房地产部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显著弱化，几乎不可能重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部门。自2015年“去库存”政策启动后，房地产经历了长达7年的超常规扩张周期。2022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开始由正增长转为持续负增长。这种断崖式下降是供给端和需求端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的外在体现：一是供给端土地财政依赖下的过度开发导致房地产库存高企；二是需求端面临人口结构转折，适龄购房主力人口减少，叠加居民部门杠杆率居高不下，住房需求呈现长期的收缩趋势；三是金融化运作模式的失效，一方面预售制下形成的“高周转—高杠杆”闭环被打破，另一方面房价预期逆转引发“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
其二，长期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部门——出口部门格局发生根本转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趋势表明，单纯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前景黯淡。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规模占国际市场份额约14.5%，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然而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虽然后续的转口贸易弥补了对美国直接出口贸易的减少，但是未来对美国转口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出口引擎动力衰减反映的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传统优势面临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系统性挑战：一是成本优势的削减与创新动能的不足对我国出口部门形成双重挤压；二是发达国家通过碳关税、供应链审查等新型贸易壁垒构筑“绿色围墙”；三是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各国单边强行施加“对等关税”，直接阻止了绝大多数商品的直接贸易与转口贸易，成为压垮出口动力的主要外部因素。
与上述房地产与出口部门发展的衰退势能相反，“十四五”期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经济增长、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21年超过13%，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3年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首次双双突破百万辆，产量为107.4万辆，销量为102.6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39.2%和30%，市场占有率达34.5%。二是创新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在一些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例如，成功构建255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三号”。截至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企业数量超过4,500家，产业链覆盖芯片、算法、数据、平台上下游关键环节。三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例如大飞机产业链围绕C919的新技术、新成果，将促进我国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四是实施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各地纷纷加快培育建设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如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名单涉及22个省（区、市）的66个集群。五是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增势迅猛，体现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十五五”期间，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在国家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政策的激励与指导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战略，将替代房地产与出口部门的功能，成为“换道超车”的新动力产业。我们认为，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作为新“动力产业”去更新旧的房地产与出口部门，从理论上看符合产业发展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型、演化的周期性规律，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趋势与选择。
其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未来产业聚焦量子计算、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原子级制造等颠覆性领域，其技术突破将重塑生产力的具体方式，能够对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带动作用。如量子计算有望在密码学、材料研发等领域实现指数级效率提升，而生物制造技术可通过合成生物学，重构化工、医药等行业的原料来源与生产流程。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将推动生产力质的跃升，形成“技术—产业—经济”的正向循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以融合性产业集群的形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制造产业集群。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通过“车—路—云—图”一体化技术体系，带动芯片、传感器、通信设备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升级。这种集群化发展既提升产业链韧性，还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创新成本。新兴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特征将深度渗透传统行业。例如，以数据为代表的新要素从产业链各个环节对传统农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使农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过程精细化、科学化，从而提升农产品质量。这种“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融合模式将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率。
其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形成中国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点。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赛道争夺”阶段，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安全等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焦点。我国在量子通信、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已形成技术长板，“十五五”期间需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基础研究，在关键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避免“卡脖子”风险。新兴产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可带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形成具有安全韧性的产业链。如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占据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通过技术输出和国际标准的制定，正从技术“跟随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未来产业的布局如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等，将进一步拓展国际分工空间，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面对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趋势，发展新兴产业可增强产业体系弹性。如氢能与新型储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可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保障能源安全；生物基材料的研发可减少对石油化工原料的进口依存度，提升资源自主可控能力。
其三，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新能源产业将加速替代传统能源，预计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超过25%，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将突破12亿千瓦。未来产业中的氢能与储能技术，如固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将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问题，推动能源系统向“源网荷储”一体化转型。到203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通过碳捕集、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可推动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如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的应用可减少塑料污染，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建立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聚焦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零碳工艺流程再造等领域；通过“光伏+储能+制氢”一体化项目，可实现绿氢规模化生产，为工业脱碳提供解决方案；等等。
其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具有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动能。未来产业将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例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可在医疗护理、养老服务等领域替代重复性劳动，提升服务效率；脑机接口技术有望为瘫痪患者提供行动能力，推动医疗范式革新。新兴产业创造高技能岗位，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全运维、碳资产管理等新兴职业将成为就业新热点。通过产业集群布局缩小区域差距，例如，当前国内一些中西部城市如合肥、成都等，依托量子信息、智能传感器等产业集群形成创新高地；海南文昌航天城、四川天府实验室等平台将带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总之，“十五五”期间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举措。通过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制度创新，我国将构建起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重点问题、挑战及应对策略
（一）“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面临的重点问题与挑战
“十五五”期间，我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如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体制机制、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机联结与良性循环、资金支持与风险分担机制、科技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平衡，等等。根据过去的发展经验，当前在实践中亟须重点关注以下两类问题。
第一，如何有效避免各地区“一哄而上”，导致产业畸形发展而迅速陷入“内卷式”恶性竞争状态？“一哄而上”式投资新产业是“行政区经济”中的独特现象，也是难以治愈的顽疾。随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被各类文件不断提及，当前各地方政府纷纷意图抢占发展先机，加速布局热点赛道。然而，地方政府、企业界甚至学界对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尚不充分，部分地方甚至存在将“发展未来产业等同于新一轮项目投资”的认识误区，在缺乏科学论证和区域协调之前就已经开始盲目布局，已出现“抄作业”式的“扎堆”苗头，将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氢能等名词纷纷写入地方政府文件。例如，2024年以来，许多省市快速出台文件将低空经济列为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并相应推出一系列补贴、税收等产业政策，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发展低空经济的产业基础和条件，且低空产业本身也尚未呈现出大规模的应用需求。这很有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要素配置扭曲等现象，引发无序竞争、企业寻租、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如何尽快构建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与生态系统，避免科技创新夭折于“死亡之谷”？驱动未来产业的颠覆性技术具有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比其他产业更需要密集、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持。但目前来看，我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仍缺乏系统性的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支撑。一是现有科技金融机制仍然以政府投入与补贴为主，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市场主导的新型金融产品体系尚未良好形成，难以满足未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化、细分领域个性化的资金需求。二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经常会要求商业银行充当新兴产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这个本来应该交给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的任务如果让商业银行资金承担，将使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极高的市场风险。三是当前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招商引资倾向，地方政府纷纷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把政府资金以隐含巨大风险的产业基金形式，直接投资于企业股权。因此，界定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各主体的投入角色，以及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相应职能，是构建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与创新生态系统，避免科技创新夭折于“死亡之谷”的关键症结所在。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未来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主要由政府或国有企业充当发展新兴产业的耐心资本角色，投入形式应该侧重于为新兴产业提供行业级公共产品与服务，如共性技术平台、概念验证平台、中试基地、数字基础设施等，而不是直接成为企业的股权持有者。在构建风险投资机制方面，需要进一步解决耐心资本“不耐心”的难题。因为当前社会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成熟领域，追求“短平快”现象较为普遍，对未来产业态度审慎。
“十五五”期间我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遇到的挑战很多，主要是：未来产业依赖前沿技术与颠覆性创新，而中国部分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存在“卡脖子”问题；在外部技术封锁、供应链断裂情况下，保持国际开放合作难度加大；我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还存在完善的创新生态与配套体系欠缺、顶尖人才短缺与培养不足、投入巨大但是回报不确定、科技伦理安全与政策和监管的适应性，等等。我们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挑战需要予以前瞻性关注。
第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遭遇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限制打压的挑战。一方面，目前我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所涉及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统、高端装备、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等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而这些领域对美国有较高依存度，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完全脱钩。例如工业机器人操作系统（如ROS）及核心算法多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面对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美国可能继续采取一系列限制打压举措。如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延缓核心技术向华转移；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排斥其参与全球竞争，拉拢盟友在技术、市场、标准等领域共同遏制中国等。如2024年6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一项拟议规则制定通知（NoticeofProposedRulemaking，NPRM），其中明确了三类美国对华投资会受到限制的国家安全科技和产品，即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高端芯片领域，华为、中芯等企业也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限制获取先进技术。
第二，完善的创新生态与配套体系欠缺的挑战。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到产业化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非连续创新过程，具备科技和产业的双重属性，这就需要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支持。覆盖“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商业化”全链条的产业创新生态，包括完善供应链、推动标准化、培育中小企业参与，以及促进大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深度融合，确保技术快速产业化等方面。但目前来看，各个环节都尚需进一步完善，突出表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够通畅高效。政府、大中小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晰，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具体来说，科技评价体系长期存在“论文考量”的偏差，科研人员无意将成果进一步向应用延伸研究；国有龙头企业受制于国资管理和经营绩效的考量，在新产品研制、新赛道拓展上投入有限；能够促成产业和科研机构对话的技术经理人市场在我国尚未形成标准化，往往难以将企业生产中的行业术语“翻译”成科研人员的学术用语，产学研融通途径不畅，最终导致大部分原创成果夭折。
第三，科技伦理与产业安全的挑战。确保产业安全是“十五五”期间产业发展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尤其是未来产业以颠覆性技术驱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技术应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挑战。其中，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日渐广泛，数据安全问题正在成为一大挑战。数据泄露、数据窃取、数据篡改、数据投毒、系统宕机等情形难以避免，可能会对国家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生产安全、经济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实现脑机接口需要将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皮层，如何在使用脑机接口的过程中保护人类主体的精神独立性和行为自主性，需要进一步讨论；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存在对物种同一性认识的挑战；合成生物学面临制造生命有机体的正当性问题，对已有生物系统的改造或对新的生物系统的构建，可能带来未知的生物安全风险。
（二）“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应对策略
其一，做好顶层设计，确保产业因地制宜、安全有序发展。在市场政策上，要加快建设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从目前的市场规则与政策的“统一”，尽快转向市场规模的“壮大”，充分发挥市场大、引力强、场景优、机会多的优势，在与美国动态竞争的过程中，获取更多订单与激励动力方面的主动权，将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逐渐形成规模。在产业政策上，一方面，要调整“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基本格局，强调对未来产业要实施“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自上而下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地布局发展产业赛道，及时避免陷入盲目发展的局面，以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为抓手，鼓励各地区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差异化合理布局建设不同类型的未来产业先导区。另一方面，要让竞争政策发挥产业政策功能，通过支持竞争实现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环节的突破，引导企业和市场主动尝试和选择未来产业赛道。在人才政策上，一方面，可以趁当前特朗普政府导致美国秩序不稳定的窗口期，充分发挥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和较高额的科研费用的优势，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流出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完善我国人才培养体系，如逐渐改革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设立专项基金、建设创新实践基地等。在金融政策上，针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高不确定性、高风险等特征，更加需要重视耐心资本尤其是中长期的风险基金的支持；形成从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到产业化不同阶段的差异化资金投入机制，引导地方设立产业母基金，促进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市场化创投基金，支持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
其二，加快发展未来产业的决策部署，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技术策源—应用牵引—企业孵化—产业集聚”的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行动：一是推进若干项重大前沿技术攻关。分领域编制未来产业“一图三清单”（产业链图谱、在建项目清单、在谈项目清单、拟招企业清单），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实施前沿技术研发计划，重点围绕量子科技、未来网络、类脑智能等优势领域进行研发部署，力争率先取得突破。二是培育若干家未来科技创新示范企业。遴选一批主攻前沿技术、具备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示范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上下游协同创新。三是升级若干家未来产业科创园区。重点打造一批未来产业标杆孵化器，加快提升“硬科技”孵化服务能力。以省级以上大学科技园和高新区为主阵地，开展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探索创新发展模式，打造未来产业孵化高地。四是开发若干个前沿技术应用场景。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支持高校院所建设早期试验场景，支持领军企业搭建行业类融合应用场景，支持高新区打造特色化标杆示范场景，以场景应用推动技术产品定型、加速产业化进程。五是研制若干项未来产业标准规范。强化科技创新与标准化工作联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氢能和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标准化组织建设，引导市场主体紧跟前沿技术趋势，加快重点标准研制，加速未来产业标准推广应用和商业化落地。
其三，建立系统的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未来产业兼具通用性与颠覆性、高成长性、战略引领性和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特征，而技术发展初期出现潮涌现象时，尤为需要耐心资本的支持，这决定了培育未来产业要有长期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一是建立创新策源机制。基础研究创新和重大前沿技术突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强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以基础研究领域的源头性突破，带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技术策源。二是建立孵化转化机制。进一步提高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环节在创新链中关键作用的认识，将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共性技术平台等生产性服务业视作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新基建”。同时围绕这些环节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等个性化需求，形成产业生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三是建立场景牵引机制。支持面向细分领域的应用场景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化应用，构建综合推广的场景应用体系。扶持行业、场景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通过开放应用场景，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资源有效整合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四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既能鼓励创新又能及时纠错的环境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重要前提。提高各界对于容错纠错机制重要性的认识，为产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建立鼓励创新的项目选题和评审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和精准度，减少人为干预，积极探索与创新相适应的长周期考核和监管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参与的容错纠错机制，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试错的空间。五是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对前沿技术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预判并设计应对方案，在技术、法律、道德、伦理等多个层面对未来产业发展制定标准、规范和约束，明确产业边界、红线和禁区。在构建创新容错机制的同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容错边界，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
三、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国际化标准建设：堵点与应对建议
标准是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底座，加快未来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是引领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对于我国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既要通过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产业发展顶层设计，也要通过对关键标准的主导，加快产业全球化布局。我国已于2021年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开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化研究；2023年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年）》，统筹推进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9大未来产业标准化布局。我国已推动成立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元宇宙标准评估组（ISO/IECJSEG15）、国际电信联盟量子信息技术焦点组等标准组织。但目前我国在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化建设、对外标准衔接和引领上，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应对的堵点和短板。
（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国际化标准建设的堵点
第一，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性不强，影响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动权。科技与产业发展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先发优势”与“后入者锁定”特征：产业领先者在技术水平、知识产权、产品标准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后，可能实现“赢者通吃”的局面，而后来者则可能因“一步慢，步步慢”陷入后发劣势的困境。目前，我国未来产业所涉及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统、高端装备、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等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且这些领域有多项技术依赖进口。如在未来能源领域，在质子交换膜、高温燃料电池堆等多项能源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又如在具身智能产业领域，其关键核心技术视觉传感器方面，美国的FLIR公司在红外热成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在军事和工业应用中因其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受到了全球广泛的认可；在微型传动系统方面，我国企业尽管在成本和价格上有显著优势，但在精度、效率和使用寿命方面还不及日本的Nidec公司。这种技术上的落后和被动严重影响了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动权，发达经济体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投资贸易与知识产权挂钩，借助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活动，掌握标准定价规则，强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对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成排挤、遏制、打压态势。如为遏制我国在5G建设和普及上的领跑，美国、英国、德国等10国组成了“6G联盟”，共同制定6G通信标准，将我国排除在外。
第二，在国际化标准组织中话语权不足。一是我国牵头制定的标准数量较少。根据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我国主持的国际标准数量仅占标准总数的2%左右，而少数发达经济体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超过90%，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实质上大多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二是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席位不足。根据ISO对6个常任理事国的统计，德国和美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占据多数席位，我国与法国、英国、日本相当，与德国和美国差距较大；同时，我国在国际标准组织注册专家单人ISO/IEC等国际标准化机构担任高层职务的比例偏低，例如全球5G领域，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EP）中我国占比42%左右，但国际专利池运营仍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第三，聚焦未来产业具体领域的标准化准备不足。其一，未来产业所涉甚广，不同领域、学科和应用场景之间差异巨大，需要有具体领域的战略性标准指引。目前，我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氢能等领域标准化实施路径尚不明确，缺乏顶层设计。而发达经济体早已领先出台相关标准，美国于2023年4月出台《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欧盟于2023年3月出台《量子技术标准化路线图》《氢能源标准化工作路线图》，德国于2023年4月出台《量子技术行动计划》、7月出台《国家氢能战略》等等。其二，同一领域往往由若干组织制定不同类型的标准，各组织之间的标准协调不够，缺少统筹管理，无法做到“全国一盘棋”。例如在量子科技领域，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78）主要开展量子计算与测量术语和分类、量子计算与测量硬件、量子计算与测量软件、体系结构、应用平台等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全国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量子信息标准工作组（SAC/TC 28/WG 34）主要负责制定和完善量子信息标准体系，开展量子信息技术研究，组织国家、行业、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等；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量子通信与技术特色化任务组（CCSA ST 7）则发布了《量子保密通信应用基本要求》等国家标准。其三，标准迭代进程落后于技术创新速度。例如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技术迭代周期已经缩短至6—12个月，但一般国家标准计划的项目周期约为2—4年，如国家标准计划《量子计算：术语和定义》从申报到正式实施历经3年8个月，因此很可能出现标准滞后于技术、“乱后再治”的局面。其四，标准化专业人才缺乏。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印发了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相关政策，但针对未来产业技术门槛高、创新周期短等特点设立的标准化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既懂专业技术又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稀缺。同时，未来产业领域企业和研究机构对前沿技术标准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多将当前发展重心聚焦新兴技术突破的研发人才的引育上，难以建立起标准化的专业人才梯队。
（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国际化标准建设的经典案例与对策建议
在发展未来产业中标准规则先行，是为了实现对产业链的源头的精准锁控。这方面的“老手”是美国企业，它们在研发、知识产权、标准、战略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且通过这四个方面的联动作用变成行业规则，形成极高的技术壁垒，从源头主导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节奏，进而控制产业链的布局与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企业先行、他国企业跟随”的现象。以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为主导的美国标准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也就是由以企业为主体的标准使用者主导标准化的活动，在美国就制定了超过10万个标准，且几乎都被批准为美国国标。美国将专利嵌入标准，即专利标准化，这样所形成的技术壁垒会更加坚固，而且通过技术授权、认证许可具有较大的规模效应，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高通。高通一直在主要芯片标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时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其很大的一部分利润来源于技术授权。2007年，高通通过自主研发和收购在4G领域就布局了6,000多个专利，且这些专利都实现了标准化。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智能手机都要向高通缴纳最少2.275%的专利费，假如一台5G手机售价5,000元，则需向高通缴纳专利授权费近114元；在2019财年高通的总营收（242.73亿美元）中，许可和特许权使用收入占到38.81%，也就是96.62亿美元。
我国通过标准建设控制产业链竞争力的典型案例是华为。华为通过标准必要专利（SEP）布局和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在5G产业链中建立了绝对话语权。截至2024年3月，华为持有全球12.42%的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居全球首位。其技术提案覆盖5G核心网、无线资源管理、信道编码等关键领域，例如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5G计费标准中贡献了44%的技术报告提案和46%的技术规范提案，成为该标准的最大贡献者。它的产业链控制路径有以下三个：一是专利壁垒。华为的5G专利覆盖通信设备、芯片、终端等全产业链环节，全球运营商和设备商若要部署5G网络，需向华为支付专利费或采用其技术方案。二是标准制定主导权。华为在3GPP等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2025年当选3GPP CT全会主席，直接影响6G核心网标准的制定方向。这种主导地位确保华为技术方案被纳入国际标准，形成“技术—标准—市场”的闭环。三是端到端解决方案。华为凭借芯片（如巴龙5G01）、基站、终端设备的全栈能力，提供符合自身标准的完整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对其技术体系的依赖。由此华为通过标准建设，不仅获得高额专利授权收入，还推动全球通信设备商、运营商、终端厂商围绕其技术体系构建生态，形成“技术标准—产品—市场”的正向循环。全球超过200家运营商采用华为5G设备，其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上述案例从经验上表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标准制定—生态构建”的路径，可在产业链中建立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高通和华为两家企业的共同点在于将技术能力转化为标准话语权，进而通过标准控制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规则。我国要全面实施“重点竞争型”国际标准竞争策略，聚焦高铁、新能源车、电池、电网、光伏、通信等具有强大竞争优势、显著特色的产业，强化重点龙头企业参与并主导相关行业国际标准制定，使国际标准更多地反映我国技术发展的要求，以标准、规则确保我国重点领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和控制力。从技术、规则、生态三个层面联动推进我国未来产业标准建设，取得技术主权与规则话语权。
其一，适度超前开展关键技术领域重点标准的研究。聚焦具身智能、量子信息、6G等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加快前沿的技术攻关与关键技术、测试评价等标准研制的并线部署，形成产业化与标准化并行推进的机制，预防未来产业发展落入“先乱后治”的怪圈。高度关注学科和技术交叉领域的标准空白领域，推动尽快弥补标准空白，适度超前开展未来产业关键技术领域重点标准的研究。推动将标准化成果作为重大科研项目验收的评价指标，纳入科技计划绩效评价体系。在合成生物学、量子纠错、原子级制造等优势领域加速专利布局，形成不可替代的技术标准组合。例如，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可借鉴我国5G通信标准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做法，在CCSA、密标委、ITU、ISO等国内外标准组织中把我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标准成果，通过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部署对量子通信网络互联互通、接口等规范，抢占国际标准制定制高点。
其二，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一是积极推进我国参与ISO、WIPO等国际组织SEP技术标准全球公共治理规则制定，依托ISO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平台，推动SEP许可费率计算规则等向着更符合我国技术创新、产业规律的方向发展，提升我国技术标准竞争的国际话语权。鼓励企事业单位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技术方向，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类国际性专业标准组织活动，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动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机制。二是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在尊重全球已有并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国际规则基础上，在国际层面构建中国技术标准的治理机制。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输出“技术+标准+基础设施”的捆绑方案（例如6G基站+通信协议）；联合金砖国家制定未来产业相关标准互认协定，推动区域性标准联盟，以打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垄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颠覆性、创新性技术在我国的先行先试，形成高水平的“中国方案”并推向国际舞台。围绕政策、规则和标准联通需求，持续推进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外文版的研制，助力技术、产品、工程、服务“走出去”。
其三，完善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标准化生态。一是加强标准人才队伍建设。标准化专业人才在制定有利于国家和企业争夺市场的适应性标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培育一批熟悉前沿技术、掌握标准化工作方法、精通国际规则与程序的复合型人才。探索创新的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加强标准化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形成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二是培育组建国际标准化创新研究团队。开展国际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发展跟踪研究、未来产业国际标准研制、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组建由科技攻关人员、国际标准专家、产业研究专家等构成的专业化国际标准创新团队。优化现有标准化工作流程，提高对先进适用标准的研究与推广效率。建立健全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生态各环节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协作机制，共同推进未来产业重点标准的研制与实施。三是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未来产业全球性技术标准联盟。鼓励行业重点企业带头实施先进标准，遴选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标准应用的标杆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先进经验。鼓励研发机构、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建立联动机制，面向企业开展未来产业标准专题培训和诊断服务，指导企业提升标准化能力，形成产业技术标准的“标杆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