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产发智库学者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三)

发布时间:2024-07-29 文章来源: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作者: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提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决定。为此,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组织政、产、学、媒学者围绕三中全会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精神进行解读和讨论。


徐天舒 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苏州研究中心


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开放的新表述,强调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回望历史,我们应该庆幸,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点基本与世界上的全球化浪潮同步。中国开放初期,主要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属于劳动要素的开放,各地利用财政政策积极招商引资;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 逐步放开了一般贸易经常项目,实现了商品和各类要素(劳动力,土地)的开放,各地开始有选择性的招商引资;2015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了招商引资额, 中国的开放不再单一地依赖以商品和资源要素为主的引资, 而是更多地依靠优良的营商环境(包括系统性的制度、规则和标准)来开展对外合作。


国际贸易体系是建筑在一系列国际公认的贸易规则之上的,甚至从法律渊源上来看,其等级甚至超过了国内法。例如,国际贸易术语通常在法律地位上就高于成员国的国内法。因此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再到“主场竞争”,就需要首先了解、熟悉、尊重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其次,需要我们相关的国内法主动去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 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最后,需要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在具体的国际经贸活动中,忠实履行这套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改革现有体系中与这套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不相适应的做法。这既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之一。


苏州已经成为“链接世界要地、产业配套高地、创新创业福地、对外开放合作宝地、众多应用场景新生地、多元文化融汇地、高品质生活首选地、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地”。当前,苏州应该勇担制度型开放探路者、实践者、先行者。苏州可以充分利用自贸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的授权,在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上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形成制度。


景雷 西门子电气产品中国及东亚地区总部


三中全会增加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信心。建议深入调研如何鼓励外企在国内开展含有先进或领先技术的研发活动。政府相关部门设置了很多新技术研究的奖项和资助,旨在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新技术的研发。但是外企申报很少,获奖更是少见。外企的顾虑在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这样在内部评估是否参加申报时,总对风险不好判断。另外,在评奖要求中,会对企业内部技术部门的组织结构有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对于国内企业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外企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政府部门能否对此做一些深入调研,制订出打消外企顾虑的政策。


庄华 宁波银行


《决定》公报中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俗的讲,制度型开放集中体现在“计划先生”和“市场先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从制度设计的沿革来看,制度在逐步开放和演变,1978年农村改革,1984年城市改革,1988年物价改革,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2013年市场配置资源的定位是“决定性作用”,但回首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进程,很容易发现两位“先生”其实都不完美。


一方面,“市场先生”认为自己是无知的,愿意通过博弈来发现未知和改进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试错并止损来减少错误成本,凝聚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计划先生”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然就是收放自如的,不需要通过博弈来发现未知,进而导致错误成本巨大,配置效率低下,可持续性下降。


过去几十年“市场先生”地位逐步提高,直至发挥决定性作用,背后是系统逻辑欢迎博弈,系统资源会配置向最有效的地方,系统错误可以尽早发现从而代价最小化,共赢可以最大化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发展顺理成章展开,也标志着制度型开放在走向深入。


陈淑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其中要求“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仅要求中国能够有效对接国际开放制度,而且需要中国可以积极影响国际开放制度。基于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安排相互促进的共识,中国就需要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努力破解现有规则的锁定,通过制定新规和强化现有规则,实现贸易规则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赢得发展空间。同时,以制度型开放为契机,推动形成中国和全球治理合作利益的最大化。在国际层面,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不动摇,通过加强多边合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减少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此外,中国更要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发挥更多的引领作用。世贸组织改革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也因此必须同时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活跃且有效地参与制度供给,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杨锐 苏州大学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完善,提升国家经济的开放度和竞争力,同时保障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在这个大框架下,像苏州这样经济发达、开放度较高的城市,有条件、有能力率先试验并为其他城市提供可借鉴的创新制度经验。苏州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依然较为显著,在未来5-10年,苏州可考虑将经济发展动力导向依托国内市场,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的发展路径。需要企业家,尤其是年轻企业家,传承、激发、释放企业家精神。为此,苏州可以尝试创新“传承激发释放企业家才能源源不断供给的制度”,理论结合实践,勇敢尝试,加速大规模地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这是苏州可以做到的。


孙时映 云南省政协办公厅信息宣传处


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进一步扩大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国家部委、发达省区、沿边省份,均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第一,高位推动,从更高水平统筹发展与安全、更加有力应对大国博弈加剧和地缘政治冲突、以更实举措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考虑,国家有关部委应出台更加有力的政策意见和工作举措:一是在全国性专项工作部署及“十五五”规划中,坚持“一盘棋”布局、“一体化”推进,着力在重大生产力要素配置、中外合作办学、对外科技合作交流、人才和劳工引进等方面,加大对战略纵深意义重要的西南边境地带倾斜;二是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着力向自然资源本底基础好、战略纵深意义大的沿边地带落子布棋;三是在区域发展规划、土地性质空间调整、用地指标调剂、财政金融支持等方面,以更大力度支持云南进一步发挥好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和“蓄水池”作用;四是对于公务人员因私赴东南亚度假休闲、探亲访友、私人参观考察,应区别对待,优化解决以级别高低而简单化、一刀切处理的做法。比如,实际存在的禁止司局级因私出境、限制处级自费境外游频次等。


第二,主动作为,高质量、创造性落实《决定》关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部署。作为毗邻东南亚最不发达国家的省份,云南省对外应加强产业协同、商务往来、科技人文交流;对内应统筹滇中与沿边州市县,从小处入手,落细落小具体工作。比如,对于边境地区外籍人员通过“团进团出”入境务工问题,应积极摸准用工需求,有序将个体化行动转变为组织化行为;再如,对于通关便利、检验检疫、外事交往等事权在中央、落实在地方的许多因地制宜不够、贴合实际不紧、与《决定》精神不相吻合的做法,再梳理、再调研,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应积极反映、反复呼吁、不断争取,助推《决定》作出的部署更好落实落地。


李惠娟 苏州城市学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进入调整之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显得尤为重要,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键一步,有利于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但是,目前我国的制度型开放还存在着落实国际通行管理规则不到位、产业标准间缺乏联动、市场化主体在国际标准开放中不够突出等问题。


制度型开放是涉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全局性举措,未来需要根据国际文本要求对已经相对成型的开放规则进行整合、协调实施产业标准、进一步突出市场化主体在国际标准开放中的地位等。同等重要的是,制度型开放不能操之过急,稳步很重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赵扬 苏州科技大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社会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现阶段具有关键意义的重大决策部署。该决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创新、宏观经济治理等1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阐述。


苏州一向以外向型经济为优势,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苏州优化营商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过6年的系统规划和有序推进,苏州在国家和省级层面营商环境评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苏式营商环境被总结为“底蕴厚、数字靓、政策实”三个特点。2024年苏州最新发布的“苏十条”创新举措,为从深化市场化改革、降本增效添活力,加强法治化保障、公正透明稳预期,接轨国际化标准、便利互通拓空间,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方向不断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


未来,苏州将认真贯彻落实《决定》涉及的改革内容,在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改革方向,从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入手,不断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开放合作环境,营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舒心”一流营商环境体系。最终为引领苏州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新实践提供重要思想和方法指引。


周萍 苏州干部学院


相对于商品和要素这些硬质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属于软质开放模式,发挥着生产关系之于生产要素的跨域资源流动宏观配置功能。


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型开放在苏州乃至全国的成功典范。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一系列制度和管理创新开创了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的新模式。开发区开创型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职能清晰、高位协调的合作机制,包括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中新双边工作委员会,以及园区借鉴办和新加坡贸工部软件办等联络机构,形成了独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制度型开放成功的基础是双向乃至多向开放,需要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本质正是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基础上制度对接和跨域资源流动融合的成功。


王修志 广西师范大学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接下来,关键是要把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落到实处。


其一,总结制度型开放实践经验,推动制度型开放进阶升级。从复关谈判到成功入世,可以视为制度型开放1.0版,其深远意义在于制度型开放的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以市场准入为主基调实现了与多边经贸体制接轨。以入世为契机,启动CAFTA谈判,推动CAFTA升级,助力东盟达成并实施RCEP协定,可视为制度型开放2.0版,其要义是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制度供给者,主动构建国别和区域经贸制度体系。进入新时代,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观念束缚,紧盯国别、区域和多边经贸体制变革大势,在“一带一路”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际合作实践中着力推动制度型开放3.0版。一方面要主动出击,勇于对标对接发达经济体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另一方面要在更广泛的区域空间维度和经贸规则维度,携手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多边体制变革重塑。


其二,深化制度型开放重在“扬长补短”、精炼“内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制度供给潜能不断蓄积。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为制度建设、制度创新奠基;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已具备了较强的制度供给能力。至于短板,则主要是超大规模市场的不当干预、竞争失序,以及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市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等。由此看,3.0版的制度型开放寓于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之中。“扬长补短”的逻辑抓手实际上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构建统一、开放的全国大市场,是塑造便利、友好、开放的消费环境。


其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须抓准小切口,于细微处见精神。3.0版的制度型开放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更多发挥民间往来和人文交流在促进开放合作方面的独特作用。从单方面免签和扩大144小时过境免签等制度实践看,其效果极为显著。下一步,可以继续聚焦


中外人文交流,重点关注和解决入境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及信息交流等环节面临的矛盾,从细节处完善相关制度。沿此思路,可以在文旅、康养、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制度型开放,更有效、更广泛地促进境内外人文交流,持续改善制度型开放的舆论环境。


方向阳 苏州市职业大学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转变,标志着从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转变。这种开放不仅有助于高质量吸引外资,促进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能力。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这包括积极参与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通过对标这些高标准规则,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进程。


此外,制度型开放还强调在国内实施一系列系统性制度创新,逐渐引领全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定,深度融入并重塑全球经贸规则。这需要中国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探索新的制度创新,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以更加主动与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制度型开放还涉及到加强与合作国家的制度、标准、规则、规制对接,推动认证认可的互认,为我国货物、服务“走出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国际制度话语权,还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杨春蕾 南通大学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随着气候变化、劳工条件、企业责任等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日趋增多,国际社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益发重视,ESG开始在金融领域得到应用。嵌入ESG理念的金融体系兼顾经济效率与可持续发展,顺应了国际共识,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4月12日,中国沪、深、北交易所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ESG标准不再只有GRI标准、ISSB准则,还有了专属中国市场的指代。中外金融ESG体系存在差异是客观事实,应以ESG为契机,融合ESG规则本土化需求与ESG规则国际化趋势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循序渐进完善金融ESG法规政策体系,与国际标准实现“软联通”。同时,参与、引领金融领域内的ESG国际规则制定,与发达经济体共同推动ESG标准的国际趋同,通过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与全球责任投资的互动。


姚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一、制度型开放的紧迫性与策略。鉴于我国在多个领域已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制度型开放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地缘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的拓展。


建议: 我国应积极拓展国际贸易伙伴,深化对外援助和合作机制改革,以开放的心态和耐心资本的战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释放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制度型开放的试错与调整。制度型开放是一个持续的试错与调整过程,关键在于平衡开放与保护。开放政策旨在激发良性竞争,促进经济活力,但必须以本地民族产业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为前提。若本地产业基础薄弱,过早的开放可能会对本地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建议: 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同时,应加强对本地产业的培育和支持,确保其具备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


三、制度型开放的渐进性。制度型开放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需避免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政策。当前,部分地区对招商引资政策的统一化处理虽然短期内确保了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但这种做法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条件。这可能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因产业集聚效应而进一步强化优势,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则失去了借助差异化政策快速追赶的机会。


建议: 应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度差异化的招商政策,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樊奇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制度型开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的概念,并强调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为进一步推动苏州在制度型开放方面率先取得新突破,苏州应加强对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学习和研究,对标国际规则因地制宜对现有政策进行动态调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地方立法,探索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的“苏州模式”;推进产业政策的中性化,实现竞争政策替代现行偏好性的产业政策;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研发,推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郝良峰 苏州科技大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是我国在长期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决定。


为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应从共享商品和要素流动下的“资源红利”转向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红利”。首先,一以贯之推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和国内市场化改革,畅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其次,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制度“试验田”功能,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发展。在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项授权清单中,有20多项需要打破传统政策束缚。再次,以共建“一带一路”提升我国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丰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制度成果。《决定》指出,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强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最后,因地制宜推动贸易协定更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需求,应推进国际经贸规则和国内市场规则的更新和整合,高标准、多领域促进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赖红波 上海理工大学


当前,我国必须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适应当下AI新的挑战,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数字制度环境。


如7月7日美国OpenAl将开始阻止来自中国和其他非支持国家和地区的API流量。可以看出,当下面临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挑战越来越复杂,主要如下:其一,从政府扩展到企业。如微软公司一款Copilot软件(人工智能图片识别),微软中国同事就不能使用,两边数据不流通是个问题。其二,从美国蔓延更多国家。如中美贸易战,东南亚周边国家开始跟进加征关税。其三,越来越隐形化。从贸易战到芯片战,到如今数据战,美国对我国的封堵越来越隐形化,如苹果正在将ChatGPT集成到iOS、iPadOS和macOS的体验中,允许用户访问ChatGPT的功能,而无需在工具之间跳转,进一步将拉开手机在服务层面世界市场区隔。其四,越来越主动。因为是企业行为,美国企业就可以根据自己企业决策者判断来决定,完全是看不见的企业内部行为。


为此,我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要直面各种AI和数据挑战,建议1:进一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当前,全球AI和数据相关的法律几乎还处于初级阶段,欧美西方国家拥有强大数字技术,多数技术处于垄断地位,对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源代码保护等非常重视。建议2:我们必须加快AI和数据立法,尤其从关注国内到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举措。建议3:积极引导培育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坚持依托国内市场和产业链优势,培育龙头企业打造AI和数据应用场景,加速推动AI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建议4:针对未来的国际环境和挑战,有提前预期和应对方案。如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担心这几家公司可能会利用其在美国的云计算和互联网业务获取数据,并提供给本国政府。


霍伟东 辽宁大学


二十届三中全会以着力改革、务实开放的基调,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对接、对标和衔接,体现了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的科学决策和战略部署。本次三中全会,务实理性地释放出中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号,把进一步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推动改革融入世界的根本保障,在具体的要求上明确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国际投融资、国际经贸合作等都要遵循对标衔接国际通行规则与惯例,强调专业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具有建设性伙伴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位。让大家看到一个尊重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组织与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国,一定会增强大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王晓东 苏州市职业大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近年来,国际贸易越发呈现出分工专业化、产业集群化、制造业服务化等新特点,从而带动了以跨境电商、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市场采购贸易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外贸新业态将进一步加快高端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为此,必须推动外贸领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不断推动外贸结构优化,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比如,支持鼓励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加大海外市场布局,并购生物科技公司或开展合作研发,推动企业在全球延伸创新链条。不断挖掘企业在海外临床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委托境外加工、离岸转手买卖等机会,为企业进入成长、成熟期创造有利条件。


张斌 苏州大学


制度型开放要求开放更加注重国内规则、制度、法律层面的完善,强化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让开放更为深入,使其在消除边界壁垒、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制度型开放注重强调新的发展理念,注重竞争中性、规则公平,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对于苏州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建议:


(一)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同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和信用监管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强化法治保障

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加大法治力度,提升法治水平。


(三)深化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提升国际合作水平。通过举办国际展会、建立国际合作园区等方式,吸引更多国际资源和人才集聚。


(四)积极推动制度创新

探索和推广自贸区、自贸港的制度创新经验,完善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自贸区、自贸港试点成功的制度经验,逐步向全国推广。


(五)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注重制度建设和规则对接,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王海平 媒体从业者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较多内容进一步阐述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和基本国策。这也是苏州能够成为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普通地级市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AEO即“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中国海关授予企业的最高信用等级,可称之为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AEO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还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到2024年6月底,中国海关已与全球28个经济体签署AEO互认协议,覆盖54个国家(地区),互认协议和互认国家数量居全球“双第一”。


具体到苏州,据不完全统计,已累计有104家企业(其中,苏州海关辖区49家,苏州工业园区辖区55家)获得AEO认证。获认证企业总量在江苏处在前列。建议苏州尽快出台支持AEO发展的有关文件,以“一企一策、专人辅导”为核心的工作思路,支持企业对外贸易更高高质量发展,继续保持开放型经济的领先优势。


编辑整理:苏州研究中心副主任姜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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