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谱写制造强国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社科界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十五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学术界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理论研究、强化学术阐释、推动话语创新，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智力支持。
挺起先进制造“硬脊梁”
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升至26.2%，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先进制造业正成为稳工业、调结构、增动能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以下简称‘大会’）的召开，对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深远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洲谈道，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大国围绕制造业布局的博弈加剧，绿色低碳成为全球共识。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不能走“先机械化后信息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在工业化后期出现“产业空心化”，必须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从国内看，我国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但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大会的召开是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迈向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的关键举措，也是“十五五”时期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抓手，释放了“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强烈信号。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孙元欣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大会召开的意义概括为三个“进一步明确”。一是进一步明确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作用。先进制造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也是经济发展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国际竞争激烈，先进制造业是主战场。二是进一步明确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方向。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接近30%，光伏、通信、高铁、造船等优势领域全球领跑。持续做大做强，不仅要保持规模优势，更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三是进一步明确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路径和重点任务。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把先进制造业定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实体经济的根基，这一战略定位内涵深刻。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表示，从大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实践看，抓住了制造业，就抓住了根本和主动权，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脱实向虚”。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深刻认识到先进制造业的中流砥柱地位。先进制造业不仅局限于新兴产业，传统制造业通过不断技术进步，同样是先进制造业。他特别提出，“先进不先进，主要看有没有国际竞争力”。
锚定未来发展航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邓洲表示，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基础，高水平安全则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这一战略考量要求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将安全维度内嵌于产业政策设计之中，实现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相统一，这也是对西方工业化理论中比较优势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固有逻辑的突破。高旭东表示，高水平安全不仅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意味着在科学、技术的更多领域实现新的突破，不断走向世界前沿，引领世界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伟认为，智能化是技术方向，绿色化是发展理念和价值导向，融合化是关键路径，三者相互促进。要避免“为智能化而智能化”“为绿色而绿色”，关键是坚持需求导向，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加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效衔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升级。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强基壮骨”的必然选择，但在产业链安全与产业体系现代化两个维度上，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仍面临突出短板。中国人民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副院长黄阳华表示，从产业链看，突出短板集中表现在如何保障产业链的畅通、安全，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保证维持产业链有效运转。 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看，突出短板则表现在如何不断提高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使先进制造业成为实体经济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黄阳华看来，补齐这些突出短板，关键是处理好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的关系。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越高，在开放合作中管理“断链”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开放合作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高效率配置国内国际科技、产业和市场等资源，提升产业链韧性。
谈及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的动态平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强调，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以自主可控划定安全底线、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相辅相成。在“卡脖子”环节集中国家力量进行攻坚，在具备优势的环节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分工，避免以安全为名行保护落后之实，也避免以开放为名放弃关键领域自主权。
关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着力点，刘志彪认为，关键在于把产业政策重心从挑选输家赢家转向夯实产业生态，以链主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以产业链政策协同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统一大市场释放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红利，以基础研究和耐心资本支撑长期技术积累。
提炼“中国制造”新课题
深化先进制造业发展研究是助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基础。面对这一实践富矿，学术界应如何深化研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在于把论文写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实践土壤上，把理论建构与治理需求紧密对接。”刘志彪认为，首要的是把准真问题。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大量西方既有理论难以解释的鲜活样本，如举国体制下的集中攻关、超大规模市场下的场景开放与应用牵引、链主企业带动的治理结构、政府与市场协同的产业链政策等，学术研究应当从这些本土实践中提炼真问题，而非套用既有框架去“印证”国外理论。核心在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当前产业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主流框架，对中国制造业“追赶—并跑—领跑”三阶段并行、“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全产业链协同等独特经验的解释力明显不足，亟须围绕产业链安全、数实融合、新质生产力培育、链主治理等核心议题，形成体系化的本土概念、范畴与分析框架，关键在于打通“研究—决策—实践”闭环。智库的政策咨询研究与学术论文之间应互为支撑，学术工作者应当深入车间、园区与产业链一线，建立长期稳定的研究据点，同时注重研究成果的“二次传播”，把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话语，让理论成果真正进入决策视野、转化为治理效能。
学者们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工业化知识体系，为全球工业文明的多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邓洲表示，首先，要深化理论研究，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干概念，系统梳理其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工业化理论的突破与超越，特别是要夯实并联式发展路径对西方串联式线性模式替代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强化学术阐释，围绕数实融合、智能制造、绿色转型等前沿领域产生新知识增量，将中国工业化实践中的典型事实，如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的核心禀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复合动力机制等提炼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最后，要推动话语创新，将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制造强国等标识性概念系统化、理论化，形成连接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强国等核心概念的主干。
黄阳华则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角度提出建议。他认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产业经济学和先进制造业知识体系，一方面，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战略目标，深入研究先进制造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在学术上与库兹涅茨曲线、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等经典理论进行对话，重点自主回答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在经典的产业发展理论中充分纳入产业安全变量，从学理上回应高水平自主可控与高水平开放之间的理论张力，为希望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理论。此外，还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按照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求，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等实践进展进行知识创新。
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课题。学者们一致表示，将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把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生动经验转化为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