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友 董启昌：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

21世纪以来，作为结构调整的产业抓手，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制定上都得到了空前强调和重视。特别是近年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相关领导在重要时点和公开场合，都将服务业发展获得进展作为经济新常态的亮点和新动能反复提及。而且，在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比重最高的产业部门之后，个别学者和重要官员甚至作出中国经济进入了“服务化”时代的重大论断。问题是，中国经济“服务化”是何时开始跑出加速度的？考察并确认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产生影响，对寻找服务业加速增长的成因有帮助，也会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方式、思路和相关产业政策制定。

一、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统计表现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当年价格计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011年开始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如图1所示，中国服务业发展分为2001-2007年、2008-2010年、2011年至今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2001-2007年），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到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式工业化是以发达国家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为背景，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发展低端制造业，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因为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二三产业间本该有的内生性良性互动关系被人为割裂了。从而，中国式工业化模式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在统计图表上，很容易发现，以现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01-2007年间呈现出近似水平的极为缓慢的增长走势。在第二个阶段（2008-2010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工业实行了强刺激政策，实质上依然奉行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段时期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统计上呈现出微弱的上升态势。在第三个阶段（2011年后），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亮点纷呈，服务业呈现“加速”增长。如2011-2016年，以现值衡量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依次为44.16%、45.31%、46.70%、47.84%、50.24%和51.56%，年均增速达3.14%。

其次，2012年左右，以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也跑出了“加速度”。鉴于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率指的是实际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或可比价格衡量的真实增长，因此，中国服务业名义增加值比重的提升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也不能说明中国的服务需求已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被自动激活。因为中国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剔除价格因素后，按可比价衡量，中国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并不一定与其名义增长趋势相同。下图2反映的是以2010年不变价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变化情况。从图2，容易看到，2010年之前，以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但整体变动很小；但在2012年左右，与以当年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的走势相同，以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也呈现出了“加速”上升态势。


综上，根据服务业名义比重变化，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概在2010年或2011年左右。而根据服务业不变价比重变化，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概在2011年或2012年左右。也即，结合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名义和实际两方面的统计变化，只能知道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约落在2010-2012年之间，具体在哪一年，无法确定。

二、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确认

为了确定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具体“时间拐点”，接下来，基于中国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尝试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判定。具体模型如下：


根据前文，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约落在2010-2012年之间。基于以下四点，我们选择以2011年试错：第一，中国经济明显减速的时间是2011年。第二，不论是按国际标准还是中国标准计，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人口总抚养比上升为典型特征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发生在2011年。第三，服务业成为我国就业第一大部门，首次超过农业的时间也是发生在2011年。在这一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比第二产业多6.2个百分点，比第一产业多0.9个百分点。此后，服务业就业比重一骑绝尘，到2016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比第二产业多14.7个百分点，比第一产业多15.8个百分点。第四，代表中国市场和偏好风向标的外资投向出现拐点的时间点也是2011年。同样在这一年，我国工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是557亿美元，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约583亿美元，在利用外资上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随后，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越来越高，工业利用外资占比匀速下降。

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36403元。我们以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是否达到36403元为依据，将中国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之外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样本数据划分为高收入样本和低收入样本，然后分别根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高收入样本组和低收入样本组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s和人均收入y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的上半部分。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显示了高收入样本组和低收入样本组对于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高收入样本的回归结果中，β的大小为0.129，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对于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达到36403元的高收入样本，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每上升1%将使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0.0013；低收入样本的回归结果中，β的大小为-0.007，仅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对于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低于36403元的低收入样本，地区居民人均收入的上升还会使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出现轻微下降，但二者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此外，我们还根据2011年这个时间点为标准对样本进行划分。2011年之前的样本组和2011年及其之后的样本组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s和人均收入y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的下半部分。表2的模型3和模型4分别显示了2011年之前的样本组和2011年及其之后的样本组对于模型（*）的回归结果。在2011年及其以后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β的大小为0.171，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每上升1%将使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0.0017；而在2011年之前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β的大小为-0.016，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2011年之前地区居民人均收入的上升还会使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微弱下降。

总之，无论是使用人均收入标准，还是使用时间点标准，计量实证结果均指向2011年为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的时间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