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全球化变局是中国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直接原因，其未来走向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的话题。“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作为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调整期出现的两大理论范式，其相容性机制成为重构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命题。文章系统梳理了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演进脉络，重点分析了“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新走向的理论表征及其协同演进逻辑，揭示两者在主体认知、收益分配与治理变革等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研究发现，“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统一于经济全球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其中，“新型经济全球化”依托数字基建与规则重构，为“慢球化”注入转型动力；“慢球化”通过区域化供应链重构，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试错空间。两者深层相容性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与企业策略的三重互动。鉴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已进入调整期，以中国智慧引领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克服和缩小“慢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新型经济全球化；慢球化；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驱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引领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影响等，1990—2008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1 ，因此被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时期。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出现低迷，使得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出现第一次倒退。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趋势愈演愈烈，同时世纪疫情大流行叠加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世界开放贸易体系遭受重创，经济全球化暴露出脆弱性，其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削弱 2 。对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学界出现了乐观与悲观两种不同的声音。乐观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具有适应性，会一直存在下去 3 。全球生产网络在短期可能加速在区域层面进行空间重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将达到新的空间平衡 4 ，经济全球化将向着“包容性全球化”方向发展 5 ，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悲观的观点认为，将经济全球化视为不可逆转线性趋势的观点不够审慎，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新现象，也并非不可逆 6 ，尤其是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政府公共服务的同步支持，全球化政策将难以持续 7 。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旧力已尽”而“新力不足”的困境 8 。甚至出现极端悲观的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终结 9 ，中国正面临1978年以来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断的风险 10 。那么，经济全球化变局究竟意味着什么？取而代之的新全球化时代将会是怎样？解答上述问题，对中国尤为重要。2016年中国结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保护性过渡期，逐步进入高水平、高质量、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演变趋势无疑会对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乃至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相关政策因此需要作出针对性调整。
综上所述，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全球化最新研究进展及其走向，以期从学理上为我国调整外向型战略，进而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支持，这不仅对我国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助推我国经济更好地链接世界经济、有效防范逆全球化风险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脉络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目前在内涵上仍有争议。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维度，意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相互往来的一种运动状态 11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众说不一。最短的认识时限是一些学者将全球化的历史时段限定在1989年后的时代，以捕捉其当代的独特性。最长的认识时限是少数研究者拒绝把全球化限制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时间范围内，而认为这些过程已经开展了数千年。居中的认识时限也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起始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日，也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金本位”全盛时期（1850—1914年） 12 。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第二阶段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前夜（1944—1988年） 13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得以巩固，同时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形成了两个平行市场 14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头10年（1989—2008年） 15 。在这一时期，冷战结束，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三大世界经济区域集团成立，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开始呈现全球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两大趋势，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深入分析可知，经济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基本同步发展，甚至理论略早于实践，纵观其演进历程，可大致将其划分为古典理论奠基期、现代理论分化期、范式重构期三大阶段。
（一）古典理论奠基期（18世纪中期—19世纪末）
有关经济全球化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较早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包括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以及早中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前者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与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后者有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 Heinrich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的洞见，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规律，奠定了当代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二）现代理论分化期（20世纪初—2012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冷战格局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研究进入多元论争阶段，主要流派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新自由主义流派”“秩序转型派”和“质疑派” 16 。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有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7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和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 18 等。“新左派”注重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界线淡化，实质是西方文明（如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反映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
“新自由主义流派”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思想，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代表人物有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 19 、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 20 等。“新自由主义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绝大多数国家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长远利益，是一种“正和游戏”。他们强调市场作用，认为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的自由流动，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的积极功能。很明显，“新自由主义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都承认全球化是既成事实，尤其是都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趋势，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新自由主义流派”强调市场自由与要素流动的效率优势，在全球化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成为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性理论。
“秩序转型派”的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21 、简·阿特·斯图尔特（Jan Aart Scholte） 22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23 等。同“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新自由主义流派”一样，“秩序转型派”也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而且当今的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不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新自由主义流派”强调全球化将导致民族国家终结，市场是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力量，而“秩序转型派”认为全球化虽然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但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充满变数。“秩序转型派”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绝不是如“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新自由主义流派”认定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及其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秩序转型派”承认全球化下的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并认为“国界”日益成为全球化阻碍，面临着跨国界或无国界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挑战，但并不认同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消亡，且建议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变自身的统治功能，传统的全能政府转型为有限政府，促进国际合作 24 。
“质疑派”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 25 等。与以上三大学派不同，“质疑派”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对经济全球化提出质疑，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新事物，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在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更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因为其只是欧洲、亚太和北美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合作，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质疑派”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反对国家弱化和消亡论，认为所谓国界消失的看法不符合事实，相反，目前所有国际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因此，政府不是国际化的被动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在经济结构方面，过去所经历的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裂为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
（三）范式重构期（2012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暴露出治理失效、分配失衡等问题。为顺应经济全球化实践发展和变革的需要，“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出现并正式形成，同时出现了“慢球化”（slowbalisation）理论 2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基础上，屡次在国际舞台上为全球治理体系转型贡献方案，提出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创新举措 27 。2019年，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提出“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28 ，正式明确了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新型经济全球化”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不仅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还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创新、文明进步和各国人民的交往。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阶段性调整期 29 。因此，有必要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引导经济全球化释放更多积极效应。
“慢球化”（slowbalisation）一词由荷兰趋势观察家埃迪耶德·巴卡斯（Adjiedj Bakas）于2015年提出 30 31 。2019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明确提出“全球化已经让路给‘慢球化’” 32 。2020年，普华永道发布报告指出，“慢球化”是新全球化时代 33 。“慢球化”理论继承了“质疑派”的部分论点，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区域化和本地化，承认这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变化后的现状。关于经济全球化收益，“慢球化”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在理论上是“正和游戏”，只是由于存在全球治理欠账，现实并不如人意，从而与“新自由主义流派”具有一些关键共同观点。关于经济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慢球化”研究认同“秩序转型派”的部分观点，肯定了国家存在及其在全球化趋势变迁中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这一理论还普遍对中国在未来全球化治理中的作用寄予厚望，例如，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门提出了中美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G2”概念；麦卡锡全球研究院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引领全球化踏上普惠性发展之路 34 35 。当然，也可以说，“慢球化”理论呼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使得这一研究在众多西方经济全球化论群中独树一帜。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显示，全球供应链正呈现近岸化、多元化特征 36 ，与“慢球化”的实践逻辑形成印证。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和国际贸易中心（ITC）的数据显示，2021—2023年，全球数字贸易占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6%上升至22.5%，其中，发达经济体数字贸易的增长相对稳定，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占比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37 ，这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由此可知，“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大理论在实践层面呈现互动演进的态势。
二、“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表征
“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是对传统经济全球化理念的继承和创新，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有力回击，为破解当前经济全球化困境指明了前进方向。“新型经济全球化”区别于旧有经济全球化，关键在于“新”，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新理论和新实践。
（一）“新型经济全球化”以科技革命为新基石
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重构经济全球化的底层架构，这场变革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突破，而是通过数字技术、智能生产和绿色创新等多重协同效应，形成全球化演进的新型基础性力量。其根本性转变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驱动的要素重组突破传统边界。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重构全球资源分配逻辑，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生产要素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延伸，这种变革催生云端制造、数字服务贸易等新业态，促使全球价值链从线性分工转向网络化协作。二是技术支撑的产业变革重塑生产组织形态。智能制造系统通过工业互联网，整合全球生产节点，形成分布式布局与集中式调度相协调的新型网络，这种模式既保留区域专业化优势，又通过实时数据交互，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生态系统。三是技术引导的治理转型确立发展新规则。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推动环境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规划，国际技术标准互认体系的构建在平衡发展需求与生态约束之间发挥枢纽作用，这种治理框架通过多边协商机制，为技术应用的全球协同创造制度空间。新型全球化的技术基石展现双重变革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渗透性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结构，使技术扩散呈现多极化趋势；另一方面，绿色技术的约束性重塑产业竞争规则，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全球共识。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为技术工具的创新，更在于技术应用范式的根本转变，即从单向技术输出转向协同创新网络、从市场垄断转向规则共建。在此过程中，科技革命正从传统全球化中的附属变量演变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性力量。
（二）“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路径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对西方化的再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过度的自由竞争导致国家之间贫富发展差距日益拉大。世界长期盛行排他的零和博弈思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被长期忽视并不断受到侵害。因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再平衡的主要力量，主张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由此促成发达国家建立了以非互惠为主要特点的普惠制以及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国际海底资源的平行开发制度。目前，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过程中，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并开始向发达国家提出共享“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被认为已经取代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成为全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因此，“新型经济全球化”被视为中国应对美国逆全球化倾向而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新型经济全球化”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理念
新自由主义者鼓吹自由贸易的全球化会使所有人更加富裕，但现实并非如此，自由市场反而加剧了不平等，破坏了总体经济表现。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从收入的角度分析了1988—2008年全球“大赢家”和“大输家”，其中，“大赢家”占全球人口的1%，是全世界的财阀，也包括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大输家”除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底层和中层的人口以及劳动阶层 38 。经济全球化并非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问题频出，发达国家大批民众加入了反对全球化的行列，越来越多的人对全球化怀有不满和敌意。实际上，解决上述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经济全球化，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在此背景下，“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与趋势，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理念，为如何管理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出了“良方”。
（四）“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主轴
“新型经济全球化”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也强调各国政府的全球化立场。近几年，美国奉行“本国优先”原则，放弃经济全球化共识，带头走向了保护主义，千方百计遏制别国发展。美国从原先维护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转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使当前要合作还是对立、要开放还是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成为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当今世界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39 。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世界各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自身政治需求而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可以建成 40 。二是世界各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主导经济全球化，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四是世界各国应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 41 。
（五）“新型经济全球化”采取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方面，南北差距日渐缩小，原有的“南北循环”全球化模式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都需要新动力。这在旧的经济全球化框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急需寻找一种与现实相适应的经济全球化新模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为此提出的新方案。不同于旧有全球化“南北循环”的消费制成品贸易特点，也不同于以往经济全球化依靠海洋运输而使得航线起始点及沿海地区最先受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模式是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品循环为特征，通过打通陆路梗阻，使原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不能受益的内陆国家和地区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42 。共建“一带一路”十余年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43 ，商签范围从亚欧大陆拓展至非洲、拉美等地区。由此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的需要，有助于经济全球化释放更多正面效应，为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当然，该经济全球化新模式也将使原来的中心—边缘的经济全球化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经济全球化新结构。
三、“慢球化”的理论表征
顾名思义，“慢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以较慢的速度发展变化。“慢球化”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反全球化”是一种反对不合理经济全球化的运动和思潮，这种运动和思潮可能会导致“慢球化”的结果。从因果关系来看，“慢球化”是“反全球化”的主观结果，而“反全球化”是“慢球化”的次要原因。“逆全球化”则是“慢球化”的一种极端结果。在“慢球化”进程中，中国由向距离较远的欧美发达国家开放转为侧重于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慢球化”下经济全球化的重心逐渐由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
（一）“慢球化”的表现及其特点
从KOF全球化指数变化来看，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按不同权重加权平均得到的全球化指数经历了上涨、加速和减速三大变化 44 。1970—1990年，全球化指数从1970年的37.98到1980年的41.27，再到1990年的42.75，其间全球化指数不断上升，总体上升幅度为12.56%。1990年以后，全球化指数加速增长，到2008年达到57.59，其间上升幅度高达34.71%。但是，2008—2022年，全球化指数增长明显减速，其间上升幅度仅为5.57%。从经济全球化指数变化来看，2008—2022年全球化减速更加明显，与1991—2007年全球化全盛时期经济全球化指数大幅上涨（34.21%）形成鲜明对比，2007—2022年经济全球化指数仅出现微涨（2.27%） 45 ，且自2018年以后，全球化指数以及经济全球化指数都出现明显的增长停滞（见图1）。
图1 KOF全球化指数和经济全球化指数（1970—2022年）
数据来源：KOF Globalisation Index 2024， https://kof.ethz.ch/en/forecasts-and-indicators/indicators/kof-globalisation-index.html，访问日期：2025年4月15日。
从《经济学人》对表征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分项指标数值变化来看，自2008年左右到2018年，12项指标中有8项指标表现为下降或停滞不前，而这些指标恰恰都是比较重要的指标，如商品和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供应链上的中间品进口占GDP比重、跨国公司利润占全球上市公司利润比重、与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相比的追赶型国家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总资本流动占GDP比重、跨国银行贷款占GDP比重等，而国际航班数量、国际包裹数量、向发达国家移民数量、跨境数据流动等4项指标在此期间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中 46 。但是，自2020年后，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旅行限制或边境管控措施，除跨境数据流动指标还算正常之外，其余3项指标也呈断崖式下降。
从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来看，2012年以来，亚洲、欧洲和北美的跨境供应链从本地区内部进口的外国投入（以增加值衡量）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日渐消退，新兴的跨境商业模式更具区域性，这符合供应链缩短的趋势和地缘政治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近岸采购”收缩供应链，导致世界经济的连通性逐渐下降。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收缩供应链更接近消费者的目的在于帮助自身实现个性化定制、加速创新并加快交付。这表明，“慢球化”下的供应链不仅要求更短，还要求更快、更智能、更安全。
（二）“慢球化”的成因
造成“慢球化”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与全球经济增长问题有关。从经济全球化的覆盖范围来看，仍有一些地区未能很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全球化客观上造成这些地区人口生活境况的相对恶化。从经济产出来看，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货物贸易和供应链趋于饱和，世界经济出现产能和物质商品总量过剩的局面。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来说，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缩小了国家间的经济鸿沟，主要表现为1978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趋于收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国家和地区内的收入不平等。从全球整体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加剧。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0.6的“危险线” 47 。全球收入差距的增加主要源自各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阶级往往通过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利，特别是通过资本的全球布局，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赚取利润。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中的高技术工人群体工资较高，经济全球化对其影响不大，但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人群体利益受损，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布局导致其国内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大量低技术工人面临失业，且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低端劳动力竞争方面不具有优势。对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有观点认为是精英主义导致的，也有观点认为与精英主义崛起相伴随的收入不平等是一个伴生现象 48 。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弊，如果既想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又要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弊端，理论上要求形成一种既要允许经济全球化又要阻止精英主义崛起的世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世界反精英主义的兴起。因此，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反精英主义和支持民粹主义的人士当选国家领导人，他们倡导经济民族主义，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这是导致全球化让路给“慢球化”的一个主观原因，但其属于次要原因。实际上，造成经济全球化让路给“慢球化”更为重要的是客观原因，具体与推动经济全球化达到高峰的动因朝着反方向变化相关。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前反映国际贸易成本的关税和运输成本在商品贸易价值中的占比不再下降。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对银行造成巨大冲击，多数银行开始谨慎对待贸易融资。再次，随着总体需求的下降，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跨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跨境贸易的盈利空间降低，且跨国公司发现本土竞争对手比之前预估的实力更强，再进行高额投资和大型收购往往得不偿失。最后，服务贸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但服务贸易难度高于实体货物，不利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此外，随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绝大多数中国产品可以做到自主投入、自主生产，成为真正的“中国制造”。以上都是造成“慢球化”的客观原因，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总之，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地方本地化生产增加和世界贸易总量减少共同导致经济全球化向“慢球化”方向发展。
四、“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的相容性及其实现机制
随着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转变为逆全球化的推动者，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顺应经济全球化实践发展趋势和变革需要，“新型经济全球化”和“慢球化”等经济全球化理论应运而生，这两种新走向的差异体现为出发点不同：“新型经济全球化”以公平性为出发点，主张全球化是科技驱动的中性进程，需要通过规则重构来实现“利他”导向的普惠发展；“慢球化”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将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自利”过程。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49 。在全球化转型期的动态博弈中，两者可通过跨国企业的双轨策略，实现空间收缩与技术延伸的辩证统一。这种相容性机制并非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跃迁过程中全球化自我修正的必然选择。
（一）“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的相容性分析
在全球化模式转型期，“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种理论范式都呈现制度调适的本质特征。“新型经济全球化”强调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要素配置创新，而“慢球化”主张主权国家通过区域化政策重构风险边界。两种理论看似对立，但实际上在全球化转型期的动态博弈中，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动态博弈而实现了内在协调。例如，当5G、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突破传统地理边界时，必然引发主权国家对数据主权、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的治理重构。首先，从主体认知角度来看，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是两种理论的共同观点。各国政府的立场和作用虽然重要，但只能顺应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两种理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发展预期层面，“新型经济全球化”理论对全球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慢球化”理论则较为悲观，强调短期波动可能使全球化的问题更加复杂和不稳定。这种预期上的分歧可以视为是同一进程在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上的不同表现，没有绝对对错，两者在时间维度上互补地描绘了全球化转型的完整画面。其次，从收益分配角度来看，两种理论均承认全球化正处于“正和博弈”框架下的增速换挡期，但采用不同的方法论，其中，“新型经济全球化”理论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强调诸如英国脱欧、欧盟的不稳定、美国退出国际组织以及单边主义盛行等事件和现象对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强调治理重构的必要性；“慢球化”研究更多地采用定量方法，通过详尽的指标数据来描绘和揭示全球化水平下降或速度减缓的客观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差异形成了现状描述与改进路径的互补，共同指向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最后，从治理变革诉求来看，两种理论都意识到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急需变革，且赋予中国特殊的角色期待，认为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应当且能够承担重要责任。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愿景设定上，“新型经济全球化”理论主张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增加中国规则的供给；“慢球化”理论则希望中国能够构建一座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沟通桥梁，发挥“桥梁国家”功能，更多地关注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福利改善问题。虽然两种理论对中国角色定位存在“规则重构”与“利益调和”的预期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同一目标在不同路径上的选择体现，两者辩证统一，共同致力于强调中国的核心作用和构建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的相容性机制
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与企业策略三重互动机制得以实现，形成“技术突破—制度调适—组织创新”的协同演进链条。首先，技术穿透性驱动制度弹性化。数字技术的跨境穿透能力可以打破传统地理边界，迫使主权国家在维护经济安全与适应技术趋势之间寻求制度弹性。以数据治理领域为例，云计算技术的分布式架构实现了生产数据的低延迟跨国传输，如亚马逊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的全球区域节点部署，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第44条至第49条构建了以“充分性认定”为核心的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体系，体现了主权国家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性要求。面对技术突破与制度约束的碰撞，跨国企业通过技术方案创新，实现合规性适配。例如，某跨国云服务商采用“区域数据中心+智能路由”架构，既满足欧盟数据主权要求，又维持了全球业务的连续性。这种技术实践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第4.4条“禁止数据本地化存储+例外条款”机制提供了可行性验证（该机制通过非歧视性、必要性、最小损害三重约束标准，将区域合规需求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治理规则）。同样，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构建了“本地化制造+全球化研发”体系，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物理空间的收缩与虚拟协作的扩展，其供应链管理系统（本地化采购率超95%，但核心算法仍由美国加州总部迭代）充分证明，地理空间的区域化布局与数字空间的全球化协同可以共同构建弹性发展体系。这种虚实融合特征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深层规律，即工业时代以地理扩张为特征的“平面全球化”正在向数字时代“虚实耦合”的“立体全球化”转型。当前，各国采取的区域化措施本质上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适应性调节，而非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形态。其次，规则碰撞与适应性重构。区域化规则与全球化标准的碰撞通过技术中介而实现渐进融合。以数字税为例，单边征税引发的争议通过多边协调而形成“底线统一+弹性空间”的制度设计，既维护财政主权，又通过技术平台实现征管协同，这种规则重构不是简单妥协，而是企业实践倒逼形成的适应性解决方案。最后，企业策略的双轨适配。跨国企业在区域化收缩与全球化扩张之间发展出“物理—数字”双轨策略（物理层通过近岸外包降低风险，数字层通过工业互联网维持协同），从而形成空间收缩与技术延伸的辩证统一。这种策略创新不仅能实现成本控制，更能推动技术标准的全球化扩散，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相容的微观机制。
（三）“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相容的演进路径与实践启示
“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的相容并非静态均衡，而是通过一系列动态路径实现历史性演进，并为全球化治理提供实践指引。首先，价值创造逻辑的相容性转型。传统全球化以地理扩张追求效率，新型全球化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质量，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地理扩张导向的效率优先模式与科技创新驱动的质量提升路径形成历史性交汇。区域化措施成为数字文明的压力测试，迫使企业数字化改造和技术能力提升，反过来又推动规则体系迭代升级，并促使传统供应链在物理空间收缩的同时，实现数字空间的延展。这种“收缩—延伸”的辩证运动推动全球化从工业文明的外延式增长转向数字文明时代效率与安全兼顾的内涵式发展，完成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在价值维度的时间性兼容。其次，治理结构的嵌套式相容演进。数字技术的穿透性特征催生多中心嵌套治理体系，即技术标准制定者主导数字规则，区域集团承担制度试验，发展中国家通过数字基建实现规则衔接。这种结构通过技术互认而形成弹性协同，既容纳“慢球化”的区域风险管控诉求，又保障“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流动需求，实现空间维度的结构性兼容。最后，中国实践的相容性战略示范。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通过长三角供应链区域化 50 与“数字丝绸之路”全球化 51 的同步推进，验证了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协同的可行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回应区域化风险管控需求，又引领数字技术创新方向，为经济全球化文明形态的升级演进提供了“制度型开放+技术创新”双轮驱动范式。
“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相容的演进路径充分揭示：全球化转型本质上是技术革命引发的文明形态更替过程，“慢球化”的区域收缩实则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积蓄制度弹性，而数字技术的穿透性又不断消解区域化壁垒，两者通过中国的战略实践而形成螺旋上升的演进轨迹。其启示在于，需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全球化转型，在技术标准互认、规则接口设计、数字基建共享等领域构建过渡机制，引导两种经济全球化走向在历史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融合。
五、对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一）对策建议
1.精准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一是构建内需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基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加快推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消费升级。本土企业借此吸收国外优质生产要素，提升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从整合国内价值链入手，逐步拓展全球创新链，开启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二是强化制度型开放。大力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与国际通行的高规格经贸规则接轨，主导或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为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三是促进贸易平衡和多边发展。积极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减少贸易摩擦，推动全球多边贸易发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2.克服“慢球化”带来的短期阵痛。一是推动内陆腹地成为我国开放新前沿。我国内陆地区受“慢球化”的冲击较小，且开放潜力巨大。当前，人口过度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依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这种趋势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应尽快补齐内陆地区开放短板。具体而言，加强无水港、高铁等关键枢纽载体建设，提升承接产业转移与对外开放的能力；依据自身要素禀赋，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利用产业互补性，在竞争中形成比较优势，实现产业转型与开放升级。二是优化开放布局。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布局不平衡，对欧美的开放程度高于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开放程度，在“慢球化”趋势下我国需调整对外开放布局。尤其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应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抓手，通过双边和多边经贸谈判，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从而稳定外贸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在“慢球化”的影响下，全球服务业贸易增速快于制造业，但我国服务业开放度相对不足。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在开放竞争中才能获取创新要素。因此，要重点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而顺应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并充分释放创新要素的潜能。
（二）未来展望
展望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我国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既面临国际秩序转型期的挑战，也受到国内发展阶段的制约，需要付出更多和更长时间的艰辛努力。首先，我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长期的。2008年之后，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有所下降，但其奉行的本国规则即全球标准的霸权逻辑没有改变，我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做法必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联盟的强烈抵制和打压，我国提升在全球化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将是长期和艰苦的。其次，我国无意也没有精力寻求全球领导地位。我国政府多次在重要场合公开发表声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如果被要求发挥领导作用，那么中国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52 。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暂时无意也没有精力寻求全球领导地位。最后，我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需要漫长的时间。客观而言，美国退出全球领导者位置，给我国提供了机遇，能否将机遇变成现实，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第一，我国经济总量刚刚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在总量上超过美国还需要时间。第二，即使我国经济实力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全球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从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一，再到领导全球化，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例如，美国1894年的GDP超过英国，在1905年人均GDP超过英国，在1910年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一，但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才开始领导全球化，前后整整花了50年时间。第三，近几年，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53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基于长期主义的视角，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新走向中探索形成“中国方案”。
脚注
1. 该轮全球化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共同领导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此后不久，美国和日本商界有意识地将“全球化”这个新术语与世界各国旨在解除经济管制的政治议程联系起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进一步得以确立并予以合法化。从那时起，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贸易和金融国际化、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银行蓬勃发展，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机构的作用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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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于该阶段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是1870—1913年，见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J］.学术界，2017（3）：5-17。
13. 对于该阶段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是1950—1990年，见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 ［J］.学术界，2017（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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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于该阶段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是1990—2030年以后，且将本轮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8年；第二阶段为2008—2030年以后，或者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1年，各国共享全球化红利阶段；第二阶段为2001—2008年，中美GDP占全球的比重出现反向变动阶段；第三阶段为2008年以后，为改变全球化失控和应对中国竞争，美国试图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阶段，见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J］.学术界，2017（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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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经济全球化主要测度的是跨国贸易、资本、服务以及市场交换和流通；社会全球化测度的是国际思想、观念、信息和人员交流的程度；政治全球化测度的是政府政策的跨国扩散和影响程度。
45. 本文使用拐点驱动的非对称区间划分方式，全球化综合指数阶段划分使用闭合区间（分界点同时属于相邻阶段），而经济全球化指数阶段划分则采用开放区间（分界点独立于相邻阶段）。这种划分方式的依据在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夏，经济全球化作为对市场波动和政策调整最敏感的维度，其增长态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已出现变化信号，如国际贸易收缩、跨境投资放缓等现象表明其增速开始放缓，因此需要以2007年为界，突出其提前减速的特点；而包含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全球化指数由于受到制度惯性和跨国协作机制的缓冲影响，其增速转折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通过全球贸易萎缩、国际政治合作松动等具体事件表现出来。这种时间分段上的差异既能够体现经济指标对危机的“预警作用”，也避免了用单一时间节点强行统一多维发展进程，从而清晰展现不同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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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长三角供应链区域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实践维度，如果说长三角一体化是顶层设计框架，长三角供应链区域化便是长三角在经济层面一体化的具体实施路径。
51. 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其是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提出的重要合作方向，强调通过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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