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创新性地提出了在该视角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即“扩大内需→虹吸全球资源→形成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书既有扎实的理论分析，又有丰富的政策分析，适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领域研究抱有探索需求的学者、科研人员，以及从事政策制定、战略规划的政府工作人员阅读，可为其开展研究或工作提供有益借鉴。第一部分 背景与理论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新发展格局：结构、循环与效应分析第一节 基于中间品供需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结构第二节 以产品内分工结构界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性质第三节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运行逻辑第四节 不同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条件与可能的风险防范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中国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构建第一节 从以国际市场为主到以国内市场为主：中国经济全球化模式调整的背景第二节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内容第三节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实现机制第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深刻指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方向。　　以创新释放规模优势，增强完整性与安全性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14多亿人口不仅奠定了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也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同时强调完整性与安全性，以公平竞争提升市场效率，并兼顾就业。　　第一，增强完整性与安全性。超大规模人口孕育出需求总量巨大且层次丰富的超大规模市场，这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和产业链条完整；否则，关键环节供给缺失或过度依赖进口，安全性难以保障。例如，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会削弱产业升级的自主性；粮食、能源等基础领域一旦发生供给冲击，则可能影响民生与社会稳定，进而放大为系统性风险。　　第二，以创新为支撑，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分工与规模经济优势。在创新资源较为充足，创新能力持续的前提下，超大规模市场可通过分工合作不断细化，各环节形成规模经济，推动产业链自发延伸完善，并提升体系韧性。　

摘要：在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重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正呈现规模化、集中性外迁特征，这种被动、裹挟式外迁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亟须引起关注。以产业链外迁影响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为先导，采用OECD-ICIO数据库(2023)的数据，系统揭示了GVC重构下产业链外迁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产业链外迁不仅对其制造业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直接负面影响，还通过技术溢出、产业升级和市场份额三种中介机制产生间接影响，阻碍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其中，市场份额受产业链外迁的即时冲击最强，且难以被快速替代，解释力最高；产业升级的影响因滞后性和部分抵消效应弱于市场份额；技术溢出则因国内技术获取能力提升和外迁环节低技术属性，负面影响被大幅稀释，解释力最低。本研究不仅为缓冲产业链外迁冲击、稳固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供理论依据，更对中国在GVC重构中把握主动权、构建自主可控且开放包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关键词：产业链外迁;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GVC重构;中介效应;

摘要：本文立足全球制造业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以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灯塔工厂”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中国“灯塔工厂”的崛起，对于理解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战略转型逻辑及其全球影响力的形成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全球视角系统分析中国“灯塔工厂”的发展进程，重点探讨三方面内容：一是“灯塔工厂”如何成为中国从“世界工厂”向“智造强国”转型的关键载体；二是灯塔标准的演进逻辑，以及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灯塔工厂”体系中的转型升级；三是从智能制造标准引领、绿色转型、产业链韧性、劳动力转型与技术普惠等维度，阐释中国“灯塔工厂”发展的世界意义。研究认为，中国“灯塔工厂”的崛起不仅体现了“中国智造”的战略跃升，也为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成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与演化的重要力量。关键词：“灯塔工厂”;智能制造;中国方案;世界意义;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循战略目标与基本特征两条主线加以把握。第一条主线，是从理论逻辑、政策供给、需求层面与国际比较四个维度，全面分析战略目标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在机理：理论逻辑上呈现“战略目标—主要矛盾—资源配置—产业升级—增长阶段”的螺旋式演进路径；政策供给上揭示了产业政策范式迭代对产业体系演进的塑造机制；需求层面阐明了需求结构变迁对产业体系演进的牵引机制；在国际比较上则凸显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产业体系现代化路径及制度优势。另一条主线，则是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出发，研究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新要求和新问题。据此，“十五五”时期产业政策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将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确立为核心任务，聚焦提升其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三大着力点：通过稳制造、强融合提升制造业骨干地位与全链条供给能力；通过传统产业“技改数赋”与新兴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补链强基与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自主可控与风险治理能力，进而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实体经济根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强调要构建作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发展之本，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依托。我们研究院积极响应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最近完成了《大国基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国路径》的研究。这是研究院回应时代之问、实践之需，探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的一次重要学术机遇与思想集成。在当今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新兴动能尚未完全形成等多重挑战，我们亟需以尽快形成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思路，跳出过去单一的产业效率思维，转向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安全性的产业体系建设思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未来产业的孤立培育，而是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构成的各类产业的有机整体，是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安全、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快速迈进基本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许多其他国家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是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的核心举措，也是江苏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勇挑大梁、争当表率的具体体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仅仅是高端要素的简单堆积，更是创新活动高度密集、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创新文化蓬勃发展的有机整体。它们通常也要以生产力活跃的大城市或城市群为载体，通过合理的生产力布局、高效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等，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分工、市场拓展等活动紧密结合，形成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目标在于“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具体体现在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对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力、对全球相关产业市场的占有与控制能力、对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引领能力以及对全球创新治理的参与能力等各个方面。因此，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意味着要把那些持续产出的原创性、突破性科技成果，通过一定的机制与路径高效地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位置，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潮流。为全面提升江苏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影响力，确保战略目

摘要：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定位正逐步从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的接受者向供给者转型。这意味着中国试图通过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来实现国家发展与产业安全的双重目标。然而，中国的转型也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对内，需补强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实力;对外，须应对国际规则博弈与制度性约束。为有效破局，中国应在国内建设现代化产业链，通过节点-连接-协同三位一体的治理创新，激发产业链内生活力，形成高质量、自主可控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此基础上，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优质产能、先进技术与治理经验的全球溢出，形成以内促外、以外优内的良性循环，与各国携手完善多元参与的合作机制，共同培育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治理格局。关键词：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产业链;高水平开放;

[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深度依赖产业技术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至今，得益于需求侧、供给侧、机制侧和能力侧的政策机制创新与突破，中国产业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从“市场换技术”迈向“市场育技术”再向“技术领市场”转换的新阶段。如今，随着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浪潮的席卷，未来全球产业科技角逐将在中美之间展开，中国在人工智能、核聚变、量子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具有极强竞争力。为进一步锻造和巩固科技产业竞争优势，掌握全球产业技术话语权，中国宜多维度发力引导、鼓励大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投入基础研究，并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构建高效、可持续的科研创新生态体系。[关键词]产业技术；创新发展；基础研究；机制路径；中国经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中，中国产业技术的创新发展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为了抓住新一轮以智能化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新的产业转移测度模型,测算了2002—2017年间中国国内国际双重产业转移的规模与路径,并评估了历史与潜在产业转移对我国不同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多年来国外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入规模不断缩减,而不程度地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入规模,但整体上对我国的产业转入规模呈缩减态势;中国对内的区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的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发生,但近年来以对内区际产业转移为主,主要从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国从全球产业转移中获得的增加值逐渐减少,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出,短期内将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而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将显著缓解产业转出带来的冲击。关键词：产业转移;投入产出模型;全球价值链;经济影响;

高水平开放必须建立在强健的国内循环的根基之上，而国际循环的深度拓展，又能反过来给国内改革以动力激励 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这一战略论断绝非简单重复“内需外需并重”的传统逻辑，而是基于对当今全球化新阶段的深刻洞察，揭示了内外循环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塑造的辩证关系。其核心在于，自主性不是封闭的盾牌，而是开放的引擎；高水平开放必须建立在强健的国内循环的根基之上，而国际循环的深度拓展，又能反过来给国内改革以动力激励。唯有跳出“重内轻外”或“重外轻内”的二元对立，才能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赢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主动权。 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开放自主性的战略支点 提倡国内大循环为主，经常被误读为要“关起门来搞建设”，实则不然。其本质是通过畅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构建以我为主、安全高效的经济生态，从而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战略纵深、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与谈判筹码。国内外经验反复证明，那种

摘要：“十五五”时期，中国产业政策面临系统性转型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产业政策呈现出治理结构系统化、治理对象链条化和生态化、政策工具分层化以及安全约束刚性化等新特征，其目标体系亟待从以规模和速度为导向转向统筹“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与安全”的多维综合目标。鉴于此，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中，中国产业政策的改革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四个维度：一是质量与安全，重塑治理架构，推动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与产业链政策、服务业政策有机衔接；二是公平与制度环境，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秩序，打造“服务—制度—生态”的发展高地，并构建就业友好型产业体系；三是效率与创新驱动，优化资源配置导向，构建从前端源头创新推力到后端市场需求拉力的双重驱动机制；四是绿色与可持续，创新生态治理范式，通过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与绿色增量发展，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产业治理;“十五五”时期;

摘要：“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重大战略命题。通过构建以“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发展阶段转型-全球化战略演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四位一体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大国经济演进规律出发,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与历史必然性。研究发现: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可持续性,内生于制度改革与开放的边际收益递增、大国制度与技术创新扩散的网络效应,以及区域市场和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大国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历史经验证明一般要经历从依赖外部要素的“以外促内”阶段,转向依托内部循环的“以内促外”阶段;超大规模市场建设的历史过程,体现为从规则统一到规模扩张,再到功能升级的阶段性跃迁。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要以制度改革与开放为动力、以扩大内需和优化结构为手段、以分配政策调整为导向来设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路径。通过破解行政性垄断、实施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进行数字治理创新,形成“制度创新-市场壮大-技术治理”三者互促共进的可持续机制。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可持续历史过程;制度改革与开放;扩内需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