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两新融合”应当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类活动的本质出发，探讨其衔接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非线性特征——即所谓的“两层皮”问题，特别是站在两类主体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冲突表象及解决路径。本文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二者在融合过程中的本质属性、冲突表现及解决思路和保障体系等问题。一、理论本质：科技创新公共性与产业创新专用性科技创新是为人类创造增量知识的活动，其产出形式表现为科学知识、通用原理和技术原型等。从经济学属性看，该活动带有很强的公共性特征，产出属于典型的公共品，且具备如下几个特征：一是非竞争性特征。科技创新成果产生后，某个主体的使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主体的使用量。例如，某个公式的发明、某个规律的发现，所有主体都可以利用。这种知识往往具有规模递增效应，有助于创新成果的扩散和传播。二是外部性特征。即科技创新成果不能阻止其他人使用，社会收益远远大于私人收益，会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所以，私人主体无法全部获取这些外化的溢出收益，阻碍了私人主体对公共技术的创新动力。产业创新活动则与科技创新完全相反，其活动主体为企业，核心动力是通过创新获取超额利润，带有极其典型的专用性特征，也具备很强的排他特点。一方

OpenAI联合创始人兼CEO山姆·奥特曼去年提出“一人独角兽”概念，认为“一个人+一万块GPU，将打造数十亿美元的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原意是法律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旨在强调法人结构上的单一股东。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广泛应用，OPC内涵已跳出单纯法律层面，转而更多强调特殊的新型组织和新兴创业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专精特新”精益企业模式，OPC其本质是通过AI对精益型核心团队业务能力的全面赋能所催生的现代服务业新形态（即“AI+微团队”，可视作一个精益团队带领巨量虚拟员工）。相对于小规模机构而言，大企业大组织拥抱AI需要系统性、深层次转型，包括从团队、能力、制度甚至是文化层面的自我革命，从观念接受到行动实施都将面临很大阻碍。AI能力更容易被轻量级、懂技术、通业务的核心团队所运用，迸发出“量子纠缠”效应进而产生惊人的效率，这也是独属于AI时代的特有现象。OPC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将AI能力加到个体上，即实现业务需求与AI功能的深度融合，这是决定OPC能否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大力推动OPC发展，不仅契合当下“All-in AI”的大时

引言日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总体部署，也为各地区、各部门编制“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总体方向。在此背景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结合前期实地调研与专题研究，就“十五五”规划的编制思路提出若干建议，旨在启迪思考，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本期推出的是《以“四维升级”促进“十五五”期间我国高质量民间“新投资”》。当前我国民间投资下滑，从表面上看受经济不振因素影响较大，但深层次来看，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民间投资的角色和内涵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以扩大规模、复制产能为目标的“铺摊式”旧投资模式难以为继，当前的“内卷”导致收益率严重下滑；而面向未来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育种式”新投资却方兴未艾，应该成为“十五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的趋势与方向。从特征上看，“老投资”依赖于既有产业，由土地、劳动等传统要素驱动，表现为产能和固定资产增加，边际投资收益呈现递减态势；“新投资”则不再执着于物理扩张，更聚焦价值形态的跃升，更看重知识、技术、人才、数据

长期以来，直接“输血式”补贴是我国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主要手段。但在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格局正深度重塑，我国低成本竞争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正加速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我国必须抓紧机遇迎风而上，旧有的地方政府直接补贴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补贴旧模式难以为继当前，我国产业正受到以美国和东盟为代表的国际“双向竞争”。一方面是来自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高端挤压”，他们通过“技术封锁+友盟合作+产业回流”的政策组合拳，对我国产业的高端技术和产业链整体形成高强度压迫；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东盟新兴国家对我国形成“中低端分流”，他们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优惠的贸易协定和积极的引资政策，正加速承接并分离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不难看出，面对这样的“双向竞争”，单凭过去简单的资金补贴无法系统性抗衡。改革开放以来，在GDP竞争考核导向下，各地方政府为了争夺产业项目，在补贴力度上层层加码，全国各地处处形成“补贴洼地”，这是助推当前我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内卷”的核心原因，致使大量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补贴竞争扭曲了要素定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已成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破解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战略。当前，在国家政策驱动下，院校积极拥抱改革，热情高涨地推进融合（即“校热”）。然而，作为用人主体的企业一方，其响应程度却常显不足，动力欠佳（即“企冷”）。这种“校热企冷”的现象已构成制约产教深度融合的核心瓶颈，阻碍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精准供给，影响产业竞争力提升。深刻剖析其深层根源并提出有效对策，对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一、产教融合落地演变为“校企结合”是导致“校热企冷”的根本性原因产教融合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多成为简单的“校企结合”。然而，“校”和“企”的核心目标存在先天差异，二者难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因此，“校热企冷”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角色承担来看，学校承担的是社会角色，企业

摘要：当前，以大语言模型、生成式AI和认知计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着信息处理、知识生产和决策咨询的方式与模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走过了十周年的历程[1]，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的新形势、新任务，智库的建设运营模式和知识生产范式也要顺应AI时代的变化进行重构，尤其是要从过去以“设组织机构、靠专家个体”为主，进一步转型为“以平台化、智能化深度驱动知识要素和人才资源”，进而更高水平实现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的功能要求。本文结合智库研究和运营的具体场景，聚焦知识整合力、人才聚合力和品牌传播力这三大核心能力，探讨如何通过人机协同、技术应用、场景赋能等方式实现AI赋能智库“三力”建设，寻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下一个十年的创新发展路径与更高维度能力。

当前要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除需要解决传统大市场症结问题之外（如地方政府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以及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市场），还应当积极打造未来有很大前景的新兴大市场，这其中，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无疑是最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积极打造全国统一的数据大市场，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我国蕴藏的丰富数据要素价值，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从制造业推动转向服务业拉动的大趋势下，除生产性服务业之外，又一十分重要的服务业新兴“竞技场”，很可能成为未来若干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方面“抓手型”建议：第一，充分发挥国有龙头企业重要作用建设数据大市场。数据大市场建设需要建立以应用为导向的从要素供给端到需求端的全链路产业链。当前，政府虽拥有数据要素资源但不具备市场化开发能力，民营中小企业有市场化意愿但无法牵头成为市场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发挥国有龙头企业的“数据链主”作用便十分重要。首先，应积极鼓励国企（尤其是央企）牵头建设可信数据空间。由于存在诸多特殊属性，数据要素不能以传统的交易所模式进行交易，作为交易场所误区纠偏，可信数据空间是未来有效开发利用数据价值的重要虚拟场所。然而，由

2025年4月3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5月20日起施行。该法作为我国首部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围绕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核心领域，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立法破局：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新征程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该法以不足十八个月的立法周期高效完成，既彰显党中央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做优的坚定决心，更凸显民营经济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指出“国家坚持依法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这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法治信心，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正式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制度赋能：构建营商环境新格局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这为民营企业走好自主创新之路指明了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如在强化政策方面，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业，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要素保障方面，出台《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人才、数据等向民营企业流动的渠道。针对融资难题，出台《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引导金融机构树立“一视同仁”理念。在法治保障方面，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规范政府行为，为民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在创新生态方面，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与精准支持。这些政策举措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足实际，统筹抓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这为地方政府做好服务民营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举措。始终聚焦于优化营商环境，不断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权保护成为重要着力点，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为民营经济筑牢发展根基。持续关注实际困难，如融资难题、账款拖欠等，纾困解难破痛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提升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激发其创新创业热情。然而，当前地方政府和部门在落实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挑战。例如，部分政策执行存在“合成谬误”，单一部门政策虽符合中央精神，但多部门政策合成后却出现效果“打架”或“打折扣”的现象；部分政策落实精准性不足，在执行中存在“肠梗阻”，未能触达最需要支持的民营企业，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补贴错位等问题；部分政策实用性不足，虽然看起来全面，但难以解决企业实际痛点等。这些问题原因多样，有的起源于分解细则制定不精

数据作为一种记录客观物理世界与人类行为活动的载体，其数字化本质决定了其在要素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具有“薛定谔的猫”的不确定性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权属关系、使用主体、供给形态、技术选型、价值实现等五个方面，这些属性在现实中相互依存、交织影响，成为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价值必须弄清的前置条件。　　一是权属关系不确定。数据产生于客观世界和人类活动，却又记载并表达于数字化设备之中。从权属关系看，这些数据要素是归活动创造者所有还是设备载体归属者所有，这本身难以明确说清。对于记录客观物理世界的数据而言，将权属归结为采集者和记录者尚能理解，但对于记录人类活动的数据，从个体权益和个人隐私的角度来看，就需要十分细致谨慎。例如，一个人的交通出行信息被互联网平台和政府有关部门所记录掌握，初始数据存储于采集部门，而记录反映的又是个体活动的情况，信息本体和记录本体不一致的情况下归属权如何确定？在归属权不确定的情况下，后面的定价、交易等环节就无从谈起，这也成为阻碍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及产业化首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是使用主体不确定。数据要素可以在不损耗价值的情况下被多方同时使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征

发展低空经济需要庞大的生产制造体系作为支撑，除机场及相关配套、低空智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之外，无人飞行器是最为核心的产品。为更好更充分地开发低空资源，向地面人类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提供高质量服务，需要我们制造各式各样、千型百态的无人飞行器，其中，其构型和动能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参数，也决定了无人飞行器的性能、用途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一、不同构型的无人飞行器1.多旋翼飞行器：灵活多用的“低空精灵”图1：多旋翼无人机飞行器多旋翼无人机是当前城市最为常见的无人飞行器，例如耳熟能详的大疆无人机。其工作原理是依靠电动机驱动螺旋桨产生升力，为了维持飞行状态，其推重比需大于1，即产生的推力要超过自身重量。这种驱动原理使得它能够在高空稳定悬停，极大地简化了操作难度并增强了安全性，能够在城市复杂的场景中执行各种任务，例如空中摄影、消防救援、城市管理等；同时，在电机驱动力足够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成瞬时提速、急转俯冲等高难度动作，可用于娱乐表演以及特定赛道或环境的竞速比赛等。由电能直接转换为动能使得这种无人机普及性和应用性大大提升，没有丰富经验的操作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后也能轻松操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力飞行器。然而

在全球经济深度变革、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背景下，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正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低空经济依托无人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推动经济效率显著提升，是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深度融合的典型代表，在现代物流、精准农业、空中旅游、应急救援等领域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发展低空经济，带动国产航空装备的产业化、商业化应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纳入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范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将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同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提出到 2030 年推动低空经济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其所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融合了技术驱动、产业协同和绿色可持续等特征，符合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和“双碳”战略目标的要求。随着低空经济在交通出行、物流运输、农业植保、文旅观光、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新质生产力的形态变得“可见、可用、可触摸”。低空经济不仅能够推动国内区域协调发展，还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新机遇，通过强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能力与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然而，实践中，“两创”融合发展还面临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两层皮”问题，亟须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予以破解。  “两层皮”现象缘何长期存在？  科技与产业的“两层皮”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是因为科技工作者和产业人士在角色定位、工作性质、目标导向和政策影响等方面上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一是角色定位不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性质是为人类社会创造公共知识，其工作带有公共性和公益性；而产业人士的任务是为社会创造有价值的产品来获得回报，其工作带有私利性和商业性。  二是工作性质不同。由于公共性特征，科研人员需要有稳定的工作环境，如收入稳定、职位稳定等，才能本着“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潜心从事科学研究；而产业人士的工作特性是先投入才能获取不确定性的回报，比如有可能在大量投资生产后，产品不被市场接受或者被竞争对手击败而导致亏损。  三是目标导向不同。科技人员以服务社会为己任，追求专利、课题等科研产出；而产业人士则以提升自身利润为目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包括增加利润、降低